明中叶从英宗朱祁镇即位（正统元年，1436年），到武宗朱厚照死（正德十六年，1521年），政治日趋腐败。皇帝深居内宫，不问政事，很少与大臣商议国事。偶尔谈及，也不过片刻，徒具形式而已。皇帝不理朝政，朱批、票拟每每由宦官操纵，为宦官擅权、厂卫（东厂、锦衣卫）横行提供了条件，先后出了宦官头子王振、汪直、刘瑾专政的现象，形成天下之人“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瑾）皇帝”的咄咄怪事。世宗朱厚熜上台后，情况有所好转，不再有宦官跋扈擅权的情况，却出现了严嵩专擅朝政达二十年之久的局面，他利用皇帝醉心于学道成仙，不问朝政之机，把持朝政，把政治搞得一团糟。

穆宗死，神宗朱翊钧即位，年仅十岁，内阁首辅张居正为了扭转颓势，展开了改革。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针对嘉靖时期政治形势的严峻，他认为“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大患”。隆庆二年（1568年）与李春芳、陈以勤在内阁共事时，张居正向穆宗上《陈六事疏》，全面地阐述了他的治国主张与改革思想。他在这篇著名的奏疏开头就直率而深刻地指出：“近来风俗人情积习生弊，有颓靡不振之渐，有积重难返之几，若不稍加改易，恐无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为此提出了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六项措施。但是内阁首辅李春芳务以安静称帝意，不想有所作为，此事终于不了了之。

张居正像

在内阁的纷争中，张居正脱颖而出，成为大权在握的首辅，改革的时机成熟了。在神宗的大力支持下，张居正从万历元年（1573年）开始开展了全面的革新，这就是万历新政。

首先，集中精力整顿政治，改变颓风。万历元年六月,他正式提出了整顿吏治的有力措施——考成法。这是针对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的一项举措。考成法规定，凡六部、都察院把各类章奏及圣旨，转行给各该衙门，都事先酌量路程远近、事情缓急，规定处理程期，并置立文簿存照，每月底予以注销。如有耽搁拖延，即开列上报，并下各衙门诘问，责令其讲明原委。巡抚、巡按拖延耽搁，由六部举报；六部、都察院在注销时容隐欺蔽，由六科举报；六科容隐欺蔽，由内阁举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考成系统：以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都察院，六部、都察院稽查巡抚、巡按。确立起一个健全的行政与公文运作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最关键的是六科。所谓六科是明初设立的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设给事中，辅助皇帝处理奏章，稽查驳正六部之违误。张居正则把六科的这种职能予以扩大，使之直接向内阁负责，成为内阁控制政府的重要助手。

根据万历六年（1578年）户科给事中石应岳的报告：“自考成之法一立，数十年废弛丛积之政，渐次修举。”可见考成法的实施是有成效的。从宏观视角看，考成法只是张居正整顿吏治的一个方面。他按照综核名实、信赏必罚的原则，强调公铨选、专责成、行久任、严考察，在官僚队伍中造成一种雷厉风行的气氛，大小臣工，鳃鳃奉职，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

其次，为了革新政治，培养人才，张居正在万历三年（1575年）提出整顿学政、振兴人才的措施，针对王学徒子徒孙空谈心性、不务实事的恶习给予打击，规定各级学校的学官、儒生必须“著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空谈废业；并下令毁天下书院，把书院改为政府办公机构，意在提倡实学，防止空谈误国。这一措施显得有点矫枉过正，激起众多儒生士人的反感，著名的何心隐事件便是一例。

万历新政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过于严厉，过于操切，引来诸多怨声，反对声浪一时甚嚣尘上。张居正在神宗的全力支持下，采取了一系列捍卫新政的非常措施，才使新政得以顺利进行。

再次，经济改革。万历新政是从政治改革入手的，政治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后，转入经济改革，要面对长期积累下来的国匮民穷的老大难问题，非大动干戈不可。财政困难由来已久，嘉靖、隆庆年间国库年年亏空。为了摆脱困境，张居正理财思想的宗旨在于开源节流双管齐下，他从桑弘羊“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原则出发，提出“不加赋而上用足”的方针，具体化为“惩贪污以足民”，“理逋负以足国”，即整治贪污与欠税两大漏洞来增加财政收入。与此同时，经济改革又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第一，抑制国家财政和宫廷财政的支出，包括削减宫廷织造项目，节约宫廷节庆与宴会开支，抑制大规模工程，削减南京官编制等。

明神宗像

第二，强化对于边镇的钱粮与屯田的管理，以减轻边镇军饷日趋增大的财政压力。(www.daowen.com)

第三，强化户部的财政事务管理能力，对征收赋税的簿册进行大规模整理，进行边饷的实态调查，制订边饷政策，加强地方政府对户部的财政状况报告，使户部能在把握全国财政状况基础上运营财政。

经济方面最重大的改革是清丈田粮，推广一条鞭法。

张居正对田赋的侵欺拖欠极为不满，他对应天巡抚宋仪望说：“来翰谓苏松田赋不均，侵欺拖欠云云，读之使人扼腕”，“不于此时剔刷宿弊，为国家建经久之策，更待何人”。经过充分酝酿，万历六年（1578年）十一月正式以神宗名义下令在福建省首先试行清丈田粮。两年后，福建清丈完毕，清丈出隐瞒逃税田地二千三百十五顷，成效是显著的。于是把福建清丈之法推行于全国，在朝廷强大政治压力下，从万历八年到十一年，清丈工作在全国各地陆续完成。这是继明初清丈之后的第二次全国规模的田地税粮清理工作，成效是很显著的。

（一）清丈之后，田有定数，赋有定额，部分地改变了税粮负担不均的状况。

（二）清丈出不少隐匿田地，使政府控制的承担税粮的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如浙江衢州府西安县，清丈后不仅改变了原先田地缺额、税粮无着的状况，而且查出了隐匿田地，补足原额外，还多余田地一百十三顷二十八亩。这种情况是全国性的通例，例如山东省清丈后纳税耕地较原额增加40%，江西一省清丈后纳税耕地较原额增加13%。

（三）北方地区在清丈中统一亩制，改变先前存在的大亩、小亩相差悬殊的不合理现象，一律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南方地区在清丈中统一税粮科则，改变先前存在的官田、民田科则轻重悬殊的不合理现象，实行官田、民田税粮科则一元化。

尽管清丈田粮存在不少弊端，但成效是十分显著的，清查出了大量的隐 匿、遗漏田地，使政府控制的纳税田地面积有大幅度增长：清丈后增加了1828542.73顷，比清丈前的原额（万历六年统计）5182155.01顷增加了35.28%。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虽然其中有一些虚报数字在内，但承担赋税的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对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是有积极意义的。

与清丈田粮相比较，一条鞭法的推广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一条鞭法作为赋役制度的改革早在嘉靖时期已在部分地区出现，其要点是：“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即把徭役折成银两，把役银向人丁、税粮均派，把赋税与徭役简化为一次编审，即一条鞭编审，故称一条鞭（或一条编）法。张居正认为这是整顿赋役、改善财政的有力措施，极力督促各地方官推行此法。他对湖广巡按说：“此法在南方便，既与民宜，因之可也。”又对山东巡按说：“条编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者，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到万历九年（1581年）决定把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各地，使它成为全国统一的新赋役制度。这就是《明史 · 食货志》所说的：“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把过去按照户、丁派役的方法，改为按照丁、粮（地）派役，也就是说，把徭役的一部分转移到税粮（土地）中去。与此同时，税粮中除漕粮中的白粮必须征米外，其他实物都改为折收银两，并由官府统一征收、解运。它部分地改变了过去赋役负担不均的状况，并且由于一条鞭编银征收，使政府的征收简便而有所保证。

一条鞭法实施后，在江南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时人评论说：“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至今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由于南北经济情况的差异，一条鞭法推广到北方后，在短时期内必然会带来一些不便，但在总体上符合经济发展趋势，即使先前认为一条鞭法不便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实行此法后，“邑土称其便”。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一条鞭法是赋役制度的一大进步，它把各种徭役折成银两，不但与赋税的货币化步调一致，而且以货币（银两）征解，使赋役简单化、一元化，是符合整个社会商品经济发展趋势的。

总而言之，万历新政的经济改革的效果是明显的，财政赤字消失，史称“太仓粟米可支数年，冏寺（即太仆寺）积金不下四百余万”，是有事实根据的。户部管辖的太仓收入，从嘉靖、隆庆年间每年二百万两白银，到万历初期激增至三百万两至四百万两之间。京师仓库贮存的粮食七百万石，可支给京营各卫官军两年消费，到了万历五年京师仓库贮存的粮食足可供六年的消费，增加了三倍。

这是万历新政所带来的引人注目的变化。万历几十年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期，绝不是偶然的。万历二十年（1592年）前后出现的“万历三大征”，即平定宁夏哱拜之乱、平定播州杨应龙之乱、东征御倭援朝，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