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是16世纪以来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以往中国的史家，激于义愤，对他们的评价是有失公允的。其实他们进入中国，不仅传教，建立教堂，也带来了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科学与文化，这种早期的“西学东渐”，在东西交往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据统计，明清之际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可考者约近五百人，使中国人透过他们见识了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伯恩斯和拉尔夫《世界文明史》指出，在欧洲文艺复兴的后期，同时发生了另一运动——宗教改革，它包括两个阶段：1517年发生的新教革命，其结果是北欧大多数国家脱离了罗马教会；1560年达到高峰的天主教改革使中世纪后期的天主教的主要特征发生了变化。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在某些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两者都是破坏了14、15世纪现存秩序的个人主义强大潮流的产物;两者有着类似的经济背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生。如果没有耶稣会士的活动，天主教改革不可能彻底成功。耶稣会的创始人是巴斯克地方的一个西班牙贵族伊格那提 · 德 · 罗耀拉（Ignadio deLoyola, 1491—1556年），他在巴黎由一群虔诚信徒的支持，于1534年创立了耶稣会。耶稣会是16世纪宗教狂热所产生的最富有战斗性的修行团，他们用劝说和正确的教义来教诲人们，甚至用更为世俗的办法来扩散其影响。耶稣会士不满足于抗击新教徒和异教徒的进攻，而是急于把信仰传布到地球的遥远角落，包括非洲、美洲、印度、日本和中国。

耶稣会士于1540年正式获得罗马教廷认可。次年，创始会士之一方济各 · 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应葡萄牙国王的要求，前往印度传教。1549年方济各 · 沙勿略转往日本传教。在日本的两年中，他体会到中国对天主教在远东传播的重要性。由于倭寇骚扰沿海，明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受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及耶稣会会长罗耀拉派遣的方济各 · 沙勿略到了广东沿 海的岛屿，无法进入广州，1552年12月死于上川岛。1578年，耶稣会印度和日本教务巡阅使范礼安（Alessandre Valignani）从葡萄牙和印度调来了罗明坚（Michel Ruggieri）、利玛窦（Matteo Ricci）等四十多名传教士，到澳门学习中文和中国传统文化。据说罗明坚学会了一万两千个汉字，熟悉中国的礼仪典章，利用每年春秋两季赴广州交易之机，随商队前往传教。

利玛窦（1552—1610年），出生于意大利马切拉塔城，在罗马学习法律，并加入耶稣会，继续学习天文历算、哲学、神学，后赴印度果阿。万历十年（1582年）他与罗明坚等被派赴澳门，随罗明坚来到广东肇庆传教。1583年，利玛窦与罗明坚在广东肇庆建立第一所天主教堂，掀开了中西文明接触的新篇章。利玛窦十九岁加入耶稣会，曾接受赴东方传教的培训，对中国儒学有所了解，他把传教与儒学相结合，谓之“合儒”、“补儒”、“趋儒”，一言以蔽之，尽量中国化。他一度剃去头发，穿上僧服，以后又脱去僧服，换上儒装。他不惜修改教规，默认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以圣经附会四书五经，颇受士大夫信仰。因为他了解士大夫在中国社会上的地位与影响，要博得他们的信仰，必须熟习儒学。他在广东端州、韶州先后滞留十五年，埋首钻研儒家经典，乃至过目不忘，令士子们大为惊讶，称他为“西儒利氏”。在韶州时，瞿太素跟他学习西方数学。利玛窦一面讲学，一面传教，两年之后瞿太素接受洗礼，成为天主教徒。在士大夫怂恿下，利玛窦从广东经江西到南京，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601年1月24日）到达北京，通过太监，把圣经、圣像、十字架、自鸣钟（时钟）、《坤舆万国全图》献给明神宗。

利玛窦与徐光启像

当时的礼部尚书余继登上疏指出：“《会典》止有西洋琐里国，而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方行进贡，与远方慕义献琛者不同。且所贡天主母图，既属不经，而行李中有神仙骨，夫既称神仙自能翀举，安得遗骨……乞速勒归国，勿许潜居两京，与内监交往，以致别生枝节，眩惑愚民。”反映了当时一般官僚对耶稣会士的态度。朝廷的态度却比较宽容。利玛窦等人虽未获得觐见的机会，却得到了在北京居留与传教的默许。教徒队伍 迅速扩大，1603年500人，1608年2000人，其中包括了当时有名的开明人士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瞿太素。

利玛窦调和天主教与儒学的矛盾，曾直言不讳地说：把孔夫子这位儒教奠基人留下的某些语焉不详的字句，通过阐释，为我所用。耶稣会士罗明坚首先把天主教尊奉的尊神“Deus”译成“天主”。稍后利玛窦进一步主张中国先秦典籍中的“天”和“上帝”，就是西方所称的“天主”。他把中国自古崇拜的天神“上帝”与圣经中的“天主”（God）等同；把天主教蔑弃现世物质利益、追求永恒天国，与儒学“重义轻利”，“存天理，灭人欲”等同；并对中国的祭天、祭祖、祭孔等传统持宽容态度，允许天主教徒家中保留祖宗牌位。因此很受士大夫们好感，风靡追随。利玛窦以中文写成的《天主实义》，把天主教教义与儒家学说相比附，求同存异，他解释其目的是：“八万里而来，交友请益，但求人与我同，岂愿我与人异耶！”冯应京为《天主实义》所写的序中说:“是书也，历引吾六经之语，以证其实，而深诋谭空之误。”徐光启说，他读了《天主实义》后，竟没有发现天主教与儒学有任何抵触之处，“百千万言中，求一语不合忠孝大旨，求一语无益于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由此可见，利玛窦以天主教比附儒家学说是成功的。方豪在《明末清初天主教比附儒家学说之研究》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一个宗教，要从发源地传播到其他新地区去，如果它不仅希望能在新地区吸收愚夫愚妇，并且也希望获得新地区的知识分子的信仰，以便在新地区生根，然后发荣滋长，那末，它必须先吸收当地的文化，迎合当地人的思想、风俗、习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借重当地人最敬仰的一位或几位先哲的言论，以证实新传入的教义和他们先辈的遗训、固有的文化，是可以融会贯通的，是可以接受的。”

利玛窦及其十字架图

1610年利玛窦逝世，明神宗下诏以陪臣礼葬于北京阜城门外三塔寺。利玛窦被后人赞誉为“沟通中西文化第 一人”。日本学者平川佑弘的《利玛窦传》称他为“地球上出现的第一位世界公民”。2010年是利玛窦逝世400周年，他的故乡——意大利中部城市马切拉塔，隆重纪念这位“世界公民”。

耶稣会士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 1559—1654年）接替主教职务，主持中国教区工作。他一改对中国传统宽容的态度，多次著文指出，中国典籍中的上帝（天）并不是圣经中天主（上帝）的对应词，不得混淆，使矛盾激化。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礼部侍郎署南京礼部尚书沈上疏排教，以崇正学、黜异端、严华夷相号召，提出四条禁止天主教的理由：有窥伺之心，有伤孝道，私习历法，伤风败俗。徐光启挺身而出为天主教辩护，写《辨学章疏》护教，疏中说：“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上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艰难，履危蹈险，来相印证，欲使人人为善，以称上天爱人之意。”沈采取行动，发生了“南京教案”。次年，由皇帝下旨封闭天主教堂，驱逐教士。(www.daowen.com)

两年后情势有了转机。明朝军队在辽东与后金作战惨败，徐光启上疏请练兵自效，皇帝采纳，派人在澳门购买西洋大炮，并把传教士与葡军请入北京，协助明军作战，使天主教又有了合法的地位。另一有求于传教士的是修订历法。崇祯二年（1629年）徐光启受命督责龙华民、邓玉函（JoannesTerrens）、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等耶稣会士修订《崇祯历书》。天主教在中国布道有了强大的依托。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中国知识线与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是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这第二次指的是天主教耶稣会士的“西学东渐”。耶稣会士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在晚明的知识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徐光启于万历十六年（1588年）到广东课读，在韶州会见耶稣会士郭居静（Lazare Cattaneo），初次进教堂。万历二十五年举乡试第一，二十八年（1600年）在南京与利玛窦会晤，研究的结果是，他认为天主教可以“补儒易佛”。三年后，他再去南京时，利玛窦已入北京，便向罗如望（Joan de Rocha）学道，然后领洗，教名保禄。次年徐光启中进士。从万历三十二年至三十九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在北京常相过从，听教义之余，兼习西学。利玛窦早年师从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C. Clarius, 1537—1612年），精通数学、天文、地理。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The Thirteen Books Of Euclids Elements）前半部。欧几里得是古希腊数学家，他的《几何原本》是希腊古典时期数学成就的总结性著作。利玛窦到中国后利用他的老师克拉维斯的拉丁文译注《几何原本》讲授数学，并有志于把它译成中文。万历三十四年秋，利玛窦向徐 光启谈及此事，于是由利玛窦口述、徐光启笔录，翻译了这本书的前半部。已译的《几何原本》六卷，涉及三角形、线、圆、圆内外形、比例，每卷都有界说、公论、设题，是第一部译成中文的西方科学著作。《几何原本》的价值超出了几何学本身，被视为人类历史上真正代表科学理论的教科书，徐光启在当时就认识到这一点，他指出此书能使理论研究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也能使实践者“次其定法，发其巧思”，“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

《几何原本》出版不久，利玛窦又与李之藻合作编译了《同文算指》，成为第一部系统介绍欧洲笔算的著作。《同文算指》主要根据克拉维斯《实用算术概论》和中国数学家程大位《算法统宗》编译而成，全书分前编、通编、别编三部分，系统介绍了欧洲笔算，贡献与影响是不小的，著名数学史家钱宝琮指出：“《同文算指》书在西学东渐史中与徐光启所译之《几何原本》六卷皆为极重要之著述，而所收成效尤在《几何原本》之上。”

西方地理学也随着耶稣会士传入中国，使中国人对空间形成新观念。利玛窦在中国居留二十八年中，绘制了多种世界地图，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是万历三十年（1602年）由李之藻为之刊印的《坤舆万国全图》。它是利玛窦根据三方面资料，即1570年欧洲出版的地图（Abraham Ortelius著 Theatrum Orbis Terrarum）、中国舆图及通志资料、他本人实测与见闻札记，绘制而成的，有四种正统版本，十种以上的仿刻本和摹刻本，流传极广。利玛窦编绘的地图，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让人们了解到中国只是地球的一小部分，大大开拓了知识分子的眼界。但是利玛窦也作了一些迁就。《利玛窦中国札记》写道：“中国人认为天是圆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的地理概念。他们不能理解那种证实大地是球形，由陆地和海洋所构成的说法，而且球体的本性就是无头无尾的。”为了迎合中国是世界中央的观念，他把子午线从世界全图中央向左移动170度，使中国正好出现在《坤舆万国全图》中央。人们目前见到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墨线仿绘本《坤舆万国全图》、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彩色摹本《坤舆万国全图》，便是这种变通了的样子。

明朝钦天监鉴于推算日食、月食多次不准，主张修改历法。利玛窦对天文历法素有研究，向有关部门提议参加历法修改工作，未蒙批准。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礼部推荐徐光启、李之藻“同译西法”，协助改历，也未付诸实施。直到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才正式任命礼部侍郎徐光启督修历法。主持此事的徐光启和李之藻对西方天文学已有深刻的了解，确定改历的方针是以西方历法为基础，聘请耶稣会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Jacques Rho）、汤若望等参加，中外天文学家一起合作翻译大量欧洲天文学著作，以西方先进的天文学说来修改郭守敬的授时历。历时五年，终于完成了篇幅庞大的《崇祯历书》，共四十六种，一百三十七卷。严格地说，它其实是为改革《授时历》而编纂的一部丛书。它详细地介绍了第谷的《论新天象》、《新编天文学初阶》，托勒密的《大综合论》，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开普勒的《论火星的运动》。为了进行大规模测算，还根据欧洲数学家的著作，编译了《大测》、《割圆八线表》、《测量全义》。《崇祯历书》编成后还来不及刊行，明朝就灭亡了。清初，由耶稣会士汤若望加以删改，以《西洋新历法》为名，颁行于世。《崇祯历书》的意义已越出了历法修改本身，标志着中国天文学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新阶段。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徐光启与耶稣会士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合作编译的西方农田水利技术专著——《泰西水法》，进士王徵与耶稣会士邓玉函合作编译的西方机械工程学专著——《远西奇器图说》。西方的哲学著作也在此时被译介给中国读者，例如李之藻与耶稣会士傅汎际合译的《寰有诠》（亚里士多德的《谈天》），耶稣会士安文思译的托马斯 · 阿奎那的哲学著作《超性学要》。其中尤以傅汎际译义、李之藻达辞的《名理探》影响最为深远。该书介绍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历时三年才把这部艰深的著作翻译完成，为后世留下了一批逻辑学术语，例如把概念、判断、推论译作直通、断通，把演绎、归纳译作明辩、推辩。

难能可贵的是，在华耶稣会士曾多次回国募集图书。1614年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返回罗马教廷述职时，成功地募集到教皇保罗五世捐赠的500多册书，加上他与同伴邓玉函在欧洲各国收集到的图书，约计7000多册。1618年金尼阁与另外二十二名耶稣会士护送这批图书返回中国。这批书后来通过各种途径流布于各地，其中不少被译成中文，向中国人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和宗教。这批书的一部分被北京北堂图书馆收藏，现仍可在国家图书馆见到它们的身影。人们从这些西方古籍（圈内人士称为“摇篮本”）身上，缅怀一段中西文化交流佳话，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

早期的西学东渐，为中国人打开了窥视西方的窗户，大开眼界。约1632年信奉西教的浙江鄞县人朱宗光撰文把中国与西方相比较，感慨系之:“天载之义，格物之书，象数之用，律历之解，莫不穷源探委，我中土之学问不如也”;“自鸣之钟，照远之镜，举重之器，不鼓之乐，莫不精工绝伦，我中土之技巧不如也”;“土地肥沃，百物繁衍，又遍贾万国，五金山积，我中土之富饶不如也”。人们惊讶之余，不能不沉思：与先进的西方相比，以老大自居的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已经开始落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