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冲破了传统的朝贡贸易体制，把晚明中国带进了“全球化”贸易的新潮流。

15世纪末，葡萄牙人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占领印度西海岸的贸易重镇果阿，随后又占领东西洋交通咽喉马六甲和香料群岛。从1524年起，葡萄牙人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走私贸易，1557年葡萄牙人在澳 门搭建住房，营造村落，以后又通过“租借”的手段使澳门成为一个可靠的基地。从此澳门发展为沟通东西方经济的重要商埠，也是中国与新航路发现后的全球经济发生关系的中介。以澳门为中心的几条国际贸易航线初露端倪：第一条是澳门—暹罗（泰国）—马六甲（马来西亚）—果阿（印度）—里斯本（葡萄牙）航线；第二条是澳门—长崎（日本）航线；第三条是澳门—马尼拉（菲律宾）—阿卡普尔科（墨西哥）航线；第四条是澳门—东南亚航线。澳门就这样成为中国通向世界各国的枢纽，以澳门为中心的转口贸易，把中国市场卷入“全球化”贸易的网络中，使中国经济首次面对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东半球和西半球）经济新格局。

葡萄牙商船模型

就以澳门—果阿—里斯本的贸易而论，葡萄牙人把中国的生丝、丝织品、黄金、铜、水银、麝香、朱砂、茯苓、瓷器等商品，从澳门运往果阿，其中数量最大的是生丝，1580—1590年从澳门运往果阿的生丝为3000担，价值白银24万两，利润达36万两；1636年从澳门运往果阿的生丝为6000担，价值白银48万两，利润达白银72万两。从果阿运回澳门的商品有白银、胡椒、苏木、象牙、檀香等，而以白银为大宗。这些白银是墨西哥和秘鲁出产的，由葡萄牙商人和西班牙商人运往里斯本和塞维利亚，再运往果阿，以至于当时的欧洲商人们说，葡萄牙人从里斯本运往果阿的白银几乎全部经澳门进入了中国。

这种贸易又延伸到日本长崎。葡萄牙人以澳门为中心来安排远东贸易，每年五六月由果阿起航的商船，装载着印度等地出产的香料以及墨西哥、秘鲁出产的白银抵达澳门，在澳门买进中国的生丝、丝织品、棉布等商品，于第二年前往日本，起先停留于平户、横濑浦、福田港，后来集中于长崎港。在那里把中国货出售，换回日本的白银及其他商品，返航澳门，再用日本白银买进中国生丝、丝织品、瓷器等，在第三年秋天返航果阿。他们在果阿—澳门—长崎—澳门—果阿的远程贸易中，获得丰厚的利润。因此，英国学者博克瑟（C. R. Boxer）把1557—1640年称为澳门与日本的贸易时代。

随之而来的是西班牙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麦哲伦绕过美洲南端进入太平洋，到达菲律宾群岛，虽然他本人死在菲律宾，但是他的船队返回了西班牙，不但证明地球是圆的，而且证明美洲是亚洲以外的另一块大陆。于是，联系美洲与亚洲的贸易成为西班牙人关注的焦点。1580年以后，西班牙殖民当局为运到马尼拉的以生丝、丝织品为主的中国商品，找到了一条通向墨西哥的航路。此后二百多年中，“马尼拉大帆船”横渡太平洋，前往墨西哥。这就是名闻遐迩的沟通马尼拉与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马尼拉大帆船”每两年不到就往返于阿卡普尔科与马尼拉一次。西班牙商人在菲律宾除了同土著交易外，主要致力于同中国的广泛贸易，因此可供运回墨西哥的商品十分丰富，包括中国的生丝与丝织品等。船队抵达阿卡普尔科以后，就在当地举办盛大的集市。生丝与丝织品不仅在墨西哥有现成的市场，而且还远销秘鲁、巴拿马直到智利一带。大约在1530年以前，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已有丝织业，自从“马尼拉大帆船”运来了质量精美、价格低廉的中国生丝和绸缎，当地的丝织业就此趋于衰落。1600年西班牙当局对当地的养蚕户加以限制，断绝了本地蚕丝的供应，由源源不断输入的中国生丝为墨西哥工厂提供原料。1637年墨西哥一处以中国生丝为原料的丝织工厂的工人达到14000人，可见当时运到墨西哥的中国生丝数量是巨大的。

另一方面，中国的土布（手工纺织的棉布）很快成为菲律宾群岛土著居民的生活必需品。1592年西班牙的菲律宾总督向西班牙国王报告，中国商人收购菲律宾的棉花，转眼就从中国运来棉布，成为在菲律宾销路最大的商品。中国的棉布还由“马尼拉大帆船”销到西属美洲殖民地，从而排挤了西班牙货。

这种情况与汉唐时代的丝绸之路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马尼拉大帆船”的运输量是那种穿越沙漠地带的骆驼商队所无法比拟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把“马尼拉大帆船”作为近代意义的跨越洲际的远程贸易，纳入全球经济的视野来考察，他说:16世纪“各种因素协力促成的运动”是从西班牙“前往美洲”，“从贸易角度看，马尼拉大帆船代表着一条特殊的流通路线”，这是一种资本巨大的远程贸易，形成了跨越太平洋的“丝—银”对流。(www.daowen.com)

随着“马尼拉大帆船”与“太平洋丝绸之路”的蓬勃发展，东南沿海的中国商人纷纷移民马尼拉，在马尼拉东北部集中居住，进行贸易，那个地方被当地人称为“生丝市场”。在“生丝市场”，价格由熟悉行情的西班牙商人和中国商人商量决定，买主则以白银作为支付手段。一切交易必须在每年5月底以前完成，以便中国商船返航，西班牙商人也可以把货物装上大帆船，在6月底以前运往美洲。因此史家评论：马尼拉不过是中国与美洲之间的远程贸易的中转站，“马尼拉大帆船”严格说来是运输中国货的大帆船。一部论述“马尼拉大帆船”的专著（W. L.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称：中国往往是大帆船贸易货物的主要来源，就新西班牙（墨西哥及其附近广大地区）的人民来说，大帆船就是中国船，马尼拉就是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转运站，作为大帆船贸易的最重要商品的中国丝货，都以它为集散地而横渡太平洋；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无拘无束地谈论菲律宾的时候，有如谈及中华帝国的一个省那样。

此后，荷兰人也介入了中国贸易。一位荷兰学者指出，16世纪欧洲对通称“印度货”的中国商品怀有极大兴趣，但当时操纵亚一欧贸易大权的葡萄牙人更注重亚洲内部的贸易，特别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转口贸易。荷兰人试图打破这种格局。1595—1597年，他们绕过好望角获得成功，使得荷兰贸易公司迅速崛起，进入东方贸易。1602年各公司组成统一的“联合的东印度公司”，亚洲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成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货物集散中心。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兴趣浓厚，《东印度公司志》的《论中国》一章，开宗明义便说：东印度公司刚成立即着眼于中国贸易，因为中国货可望在欧洲获得巨大利润。在利益驱动下，荷兰人企图结束葡萄牙人独占中国贸易的优势，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据点，能像葡萄牙人占据的澳门那样与中国建立起直接贸易关系。1609年事情发生了转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日本平户开设了一家商馆，打开了一直由葡萄牙人控制的中国货的日本市场，它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口中国货，并切断葡萄牙人控制的货源。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40年代，东方的商业大权几乎为荷兰人所独占。在此期间，荷兰人试图占据澎湖列岛未遂，便以台湾为立脚点。1624年荷兰人在安平设立商馆，以后又在淡水和鸡笼（基隆）设立货栈，使之成为荷兰进口中国商品的固定贸易基地，也成为日本与中国沿海之间的贸易中转港。1639年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后，这一中转港地位日趋重要。

无论葡萄牙还是西班牙和荷兰，在与中国的贸易中都处于结构性的贸易逆差地位，为了弥补这种贸易逆差，不得不支付硬通货——白银。因此，持续两个半世纪之中，美洲和日本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成为当时全球经济中一道独特的风景。西方学者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戏称这种结构性贸易逆差为“商业上的‘纳贡’”，他如此写道：“‘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 易都是顺差”，“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

这种历史现象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学者的注意。日本学者百濑弘在《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用一半篇幅来研究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问题。他指出，流入中国的白银逐年增加，最初是每年30万比索（西班牙银元），1586年达到50万比索，以后迅速超过100万比索乃至200万比索，1604年达到300万比索，1622—1644年间大都在200万比索至300万比索之间。美国学者艾维四（William S. Atwell）长期从事明清之际白银流入中国问题的研究。他认为，从1530年到1570年，中国最重要的白银来源是日本，1570年以后美洲白银成为最重要的来源。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经过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在57500~86250千克之间；而且马尼拉并不是美洲白银进入中国的唯一门户，还有一部分从澳门与东南亚进入中国。

中国学者也很关注这个问题。全汉昇1969年发表在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的论文《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系统而精深地分析了这个问题。从1565年到1815年的两个半世纪中，西班牙政府每年都派遣一至四艘大帆船，来往于阿卡普尔科与马尼拉之间，每年运往马尼拉的白银在100万比索至400万比索。全氏的论文引用1765年马尼拉检察长向西班牙国王的报告：自从菲律宾群岛被征服（1565年）以来，运到这里的银子已经超过2亿比索。又据另一官员的报告，1571—1821年间，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银子共计4亿比索，其中的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流入了中国。全氏认为，四分之一的估计显然偏低，二分之一比较接近事实。这一研究成果受到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说，“一位中国历史学家最近认为，美洲1571—1821年间生产的白银至少有半数被运到中国，一去而不复返”，便是援引全汉昇的观点。

毋庸置疑，美国学者弗兰克是关于白银流入中国问题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在《白银资本》第三章“资本周游世界推动世界旋动”的第一节“世界货币的生产与交换”中，全面地回顾这一问题的研究史，并且利用这些成果，估计17世纪至18世纪世界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流入中国。在他看来，这些白银并非一般商品，而是货币形态的资本。由此他得出结论，这一时期“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

巨额白银资本的流入，势必会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影响。出口的大宗商品生丝与丝织品以及棉布，主要来自太湖周边的长江三角洲。这种外向型经济，必然带动这一地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全汉昇在《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海上丝绸之路》中说:“中国的丝绸工业具有长期发展的历 史，技术比较进步，成本比较低廉，产量比较丰富，所以中国产品能够远渡太平洋，在西属美洲市场上大量廉价出售，连原来独霸该地市场的西班牙丝织品也大受威胁。由此可知，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中国工业的发展，就其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竞争力来说，显然曾经有过一页光荣的历史。中国蚕丝生产普遍于各地，而以江苏和浙江之间的太湖区域为最重要……海外市场对中国丝与丝绸需求非常大，因而刺激这个地区蚕丝生产事业的发展，使人民就业机会与货币所得大量增加。”明清之际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腾飞，由此可以获得索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