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三次西征，跨亚欧大陆，东起太平洋，西达波罗的海，南临波斯湾，蒙古大汗的金牌可直达各地，往昔阻塞不通的道路为之辟通，使东西交往盛极一时。

1245年，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天主教圣方济各会创建人普兰诺 · 卡尔平尼（Giovanni de Plano Carpini）大主教，携带教皇致蒙古大汗的书信，出使蒙古，于次年七月抵达和林，十一月带着蒙古大汗贵由的复信西归。他用拉丁文写的出使报告《蒙古史》，成为研究早期蒙古史和东西交往史的重要文献。1920年在梵蒂冈档案中发现了贵由致英诺森四世的书信原件，用波斯文写成，上盖蒙古大汗的印章。

1253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派圣方济各会教士卢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uquis）前往蒙古境内传教，先在伏尔加河畔谒见拔都，后在和林南面的冬季行宫谒见蒙哥。次年七月，卢布鲁克带着蒙哥给路易九世的国书西归。不久，他用拉丁文写了出使报告——《东方行纪》，成为有关13世纪蒙古的重要文献。正如汤因比所说，蒙古帝国使得许多区域性文明发生了迅速的相互接触。在那一度秩序井然的欧亚大平原上穿越往返的使团，在文化上的作用远较政治上的成果重要得多。

马可 · 波罗晋见忽必烈图

最有影响的西方使者是意大利人马可 · 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年）。1260年前后，威尼斯人尼哥罗 · 波罗兄弟至钦察汗国都城萨莱（今阿斯特拉罕附近）、不花剌（今乌兹别克布哈拉）经商，后随旭烈兀使臣抵达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与询问，并派他们出使罗马教廷。1271年马可 · 波罗随尼哥罗兄弟前往蒙古复命，沿着丝绸之路东行，于1275年到达上都，以后侨居中国十七年。他深得元世祖忽必烈赏识，出任元朝官职，奉命出使各地，游历了大都、京兆（西安）、成都、昆明、大理、济南、扬州、杭州、福州、泉州，对所见所闻有生动的记录。例如他于13世纪末来到昔日南宋都城杭州时，不禁为之惊叹：“世界最名贵富丽之城”。劫后余生的杭州，当时依然人口众多、产业发达、市面繁荣，马可 · 波罗说：“此城有大街一百六十条，每街有房屋一万”；“城中有大市十所，小市无数”；“上述十市，周围建有高屋，屋之下层则为商店，零售各种货物，其中有香料、首饰、珠宝”。正是由于他的记载在欧洲的传播，杭州这座花园城市在当时已闻名于世。

1289年伊利汗阿鲁浑因元妃死去，派使者至大都请求续娶，元世祖忽必烈命马可 · 波罗随伊利汗的使者一起护送阔阔真公主去伊利汗国。他们一行于1291年初从泉州启程，1293年到伊利汗国的阿八哈耳，马可 · 波罗等动身回国，于1295年抵达威尼斯。

马可 · 波罗在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中被俘，在狱中讲述游历东方的见闻，被同狱小说家鲁思梯谦记录成书——《世界的描述》（或曰《世界印象》）。此书有多种传抄本，中译本有《马可 · 波罗行纪》（冯承钧译）。《马可 · 波罗行纪》记述东方各地见闻，其中以中国部分最为详尽，对忽必烈时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物产商业等都有详尽记录。马可 · 波罗称北中国为“契丹”，称南中国的居民为“蛮子”，称北京为“可汗的大都”，称杭州为南方汉人的“行在”。他看到纸币（交钞、宝钞）大为惊叹，更惊叹于中国人开采煤炭作为燃料。

1981年英国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伍芳思（Frances Wood）在《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对马可 · 波罗到过中国表示质疑。1995年11月13日她的著作《马可 · 波罗到过中国吗？》在英国出版，其主要论点是：威尼斯商人马可 · 波罗从未到过任何接近中国的地方，在历史上不朽的《马可 · 波罗行纪》完全是杜撰之作。她关于马可 · 波罗从未到过中国的惊人之说，已得到几位研究中世纪史的专家的支持。

我国元史专家杨志玖针对《泰晤士报》的文章，在《环球》杂志1982年10期发表了《马可 · 波罗与中国——对〈马可 · 波罗到过中国没有？〉一文的看法》，指出：中国的历史书籍中确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马可 · 波罗的名字，但并不是没有一些可供考证的材料。伊利汗阿鲁浑（Argon）的后妃死后，派遣三位使臣到元朝，请忽必烈大汗（元世祖）赐给他一个和亡妃同族的女子为妃。元世祖把一个叫阔阔真（Cocacin）的公主交给他们，三位使臣请马可 · 波罗一家作伴，从海道护送他们回伊利汗国。杨志玖从《经世大典 · 站赤》中找到了阿鲁浑所遣三使臣（Oulatai兀鲁、Apusca阿必失阿、Coja火者）回国的记载，人名、时间都和马可 · 波罗所说相符。伊利汗国历史学家拉施都丁的《史集》中也有和马可 · 波罗书中基本相同的记载。汉文、波斯文与欧洲文的记载完全相同，不是偶然的巧合，马可 · 波罗确实到过中国。

此外还可以找到其他的证据。《马可 · 波罗行纪》中提到镇江府有两所基督教堂是由当时镇江府长官、基督教徒马薛里吉思修建的，与《至顺镇江志》记载相合，他在瓜州看到江中的寺院，便是著名的金山寺，也与《至顺镇江志》相合。《马可 · 波罗行记》有一章专讲元朝用树皮造纸，印制钞票，通行全国，信用程度之高，“竟与纯金无异”，“伪造者处极刑”。这点由1963年河北出土的“至元通行宝钞”的铜版正中刻有“伪造者处死”五个大字，获得证实。轻易否定马可 · 波罗到过中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1997年杨志玖又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文——《马可 · 波罗到过中国：对〈马可 · 波罗到过中国吗？〉的回答》，再次对伍德博士进行反驳。他指出：伍德虽多方论证，但说服力不强，《游记》中确有一些错误夸张甚至虚构之处，但准确可靠者也不少，若非亲见便难以解释。(www.daowen.com)

泉州清真寺（元）

蒙古重用色目人的政策，促进了大食（阿拉伯）商人东来，东西方贸易日趋频繁。当时泉州对外贸易特别发达，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之称。在泉州经商的大食人蒲寿庚最为有名，世代经营海上贸易，南宋末任泉州提举市舶使，降元后，先后出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福建行省左丞，负责与海外各国通商事宜。此后蒲寿庚父子擅市舶之利达三十年，富甲东南，成为传奇人物，其长子蒲师文任宣慰使左副元帅兼福建道市舶提举海外诸道宣慰使。当时世界上最大商港泉州是与巴格达齐名的国际城市，来往于两地的阿拉伯商人众多。南宋时泉州的海外贸易已凌驾于广州之上，元朝在此设市舶司，城南设番坊，供各国商人、教士居住，当时阿拉伯侨民数以万计，与当地人通婚，死后安葬在那里。今日泉州一带蒲、丁、郭等姓，就是当年阿拉伯人的后裔。

著名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 · 拔图塔（Ibn Battuta）曾访问泉州、广州、杭州等地，回国后，奉摩洛哥国王之命口述其旅行见闻，由国王所派书记官伊本 · 术扎伊用阿拉伯文笔录，著成《伊本 · 拔图塔游记》一书。对泉、广、杭这些城市的风貌、民情、海舶、中阿海上交通、贸易往来以及中国制瓷技术等，作了详细的描述，此书至今仍是研究14世纪中阿交往史的重要历史文献。

蒙古与沿海邻国的关系是由征服战争开始的。

1218年成吉思汗要高丽每年献纳贡赋：粮食一千石，以及大批方物（金银、绸布、獭皮等）。成吉思汗西征时，高丽与蒙古处于交往中止状态。1231年蒙古进兵高丽，在那里短暂设置了一批达鲁花赤。1254年宪宗蒙哥发动对高丽的战争，要求迁都江华岛的国王返回原都城，并派太子到蒙古朝廷为人质。忽必烈即位后，致力于改善与高丽的关系，在高丽国王死后，派兵护送太子王倎回国继位，这就是高丽的元宗。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宗死，子椹（chén）继位，娶忽必烈之女为妻，高丽国王成了忽必烈的驸马，依附关系加深，此后元朝在高丽设驿站，而高丽国王成了征东行省的丞相。

至元二年（1265年），高丽人赵彝等向忽必烈建议：“日本可通。”次年，忽必烈派兵部侍郎黑的（赫德）、礼部侍郎殷弘带了大蒙古国皇帝致日本国王的诏书，出使日本，不得要领而返。激怒了忽必烈，要高丽动员军队，造巨船一千艘，准备讨伐日本。在此期间，忽必烈对日本有过多次“招谕”，第六次前往日本“招谕”的赵良弼于至元十年（1273年）归国时，向忽必烈提出不可攻打日本的建议，他说：舟师渡海，海风无期，祸害莫测。忽必烈不听，加紧征战准备，把高丽的济州岛作为远征日本的基地。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军第一次远征日本，在博多、箱崎遭到日本武士顽强的抵抗，又遭到台风的袭击，战舰破损、沉没，士兵溺死，远征失败了。次年，元又派出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为使节前往日本，日本方面以国书的无礼之辞而斩了来使。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朝发动了第二次远征，由高丽方面出东路军四万，庆元（浙江宁波）方面出江南军十万。战争开始时，元军以优势兵力强行登陆。七月末八月初北九州正处在台风圈内，强大的台风摧毁了元军，日本方面称为“神风”。

蒙古骑兵在陆上驰骋纵横，所向披靡，然而海战却一败涂地。忽必烈先后派兵侵入安南、占城、爪哇、缅国，也都以失败而告终。此后的元朝统治者不得不正视现实，与沿海邻国保持友好关系，开展正常的经济文化交往。

元朝庆元（今宁波）市舶司的海外贸易特别繁荣，浙江等地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由庆元向东运销日本、高丽，向南运销东南亚、南亚乃至阿拉伯各国。这些国家的沙金、黄铜、人参、药材、香料、珠宝、象牙、犀角等珍品也运至庆元港再转运各地，其繁荣状况正如当时文人所描写的那样：“是邦控岛夷，走集聚商舸，珠香杂犀象，税入何其多。”元朝商船经常往来高丽，棉花、火药武器也于此时传入高丽。日本商船多至庆元停泊，由市舶司依例抽分后，即许自由买卖。

元人汪大渊所写《岛夷志略》，对中国丝绸瓷器等商品通过南海航路以贸易方式传播作了详细记录，人们把这条传播丝绸和瓷器的航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