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人。生活在孝宗至宁宗时代，绍兴十八年进士，曾任泉州同安主簿，任满后向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学习程学。朱熹一生坎坷，十四岁丧父，仕途也不顺利，先后做地方官五任，最荣耀时任宁宗皇帝侍讲，不过四十六天而已。加在一起，为官仅九年，其余时间多在书院讲学。他的一生主要精力用于著书讲学，完成儒学的复兴，使儒学的更新运动在学术上作出总结，集中了前人（特别是程颐系统）的儒学研究成果，形成了与汉唐经学不同的新儒学体系，后人称为理学、道学或新儒学。国际学术界认为，朱熹是孔、孟以来中国最大的思想家，也是孔、孟以后综合了新儒学思想，在新基础上建立哲学体系的最重要人物。他的思想从14世纪开始产生广泛的影响，15世纪影响朝鲜，16世纪影响日本，17世纪引起西方注意，1714年在欧洲翻译出版了《朱子全书》。西方汉学家认为，朱熹的方法论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唯理论者的方法论，他对儒教世界的影响，可与托马斯 · 阿奎那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比拟。

如所周知，孔子创建了“六经”系统。秦灭亡以后，《乐经》佚失，“五经”成为汉唐经学的主体。朱熹对经学的最大贡献，是把以“五经”为主体的经学，改造为“四书五经”体系，并把重心从“五经”转移到“四书”。在朱熹看来，儒家道统在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间相传，因而《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组成的“四书”理所当然地成为经学的主体。朱熹的创造性正在于此，称为“儒学复兴”，原因也在于此。

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在他之前，周敦颐引用道家思想阐释儒学，建立理学的宇宙论，其代表作《太极图说》便是《易经》与道家观念的混合体。张载则从《易经》出发，解释宇宙万事万物都由“气”聚合而成，而万事万物的形成规律便是所谓“理”（即道）。程颢、程颐兄弟进一步指出，宇宙间有一定不变之“理”，推之四海而皆准。朱熹把“理”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基本范畴，从“理”与“气”的关系上探讨关于天地万物的哲学意义。他认为“理”先于“气”，“气”依“理”而存在；事物的“理”就是该事物最完全的形式与标准；万物有万理，万理的总和就是“太极”。要了解“太极”，必须从格物致知做起，多穷一物之理，就能多了解事物之理的全体。万物的形成依赖于“气”，“气”是“理”的表现。气的流动形成阳气，凝聚形成阴气，“阴阳是气，五行是质，有这质所以做得事物出来”。在《朱子语类》中记录了他与学生关于这方面的问答，既抽象又不乏兴味。

相传为朱熹对镜写真的自画像

其一，问：“太极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个浑成之物，是天地万物之理总名否？”曰：“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

其二，问：“昨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理，如何？”曰：“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

当学生问他究竟是否理在先、气在后时，他又认为不应该如此简单化理解。

其三，或问：“必有是理，然后有是气，如何？”曰：“此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

其四，或问：“理在先，气在后。”曰：“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

其五，问：“有是理便有是气，似不可分先后？”曰：“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气，也须有先后。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

看来，朱熹关于理与气的学问奥妙无穷，以往的中国哲学史家据此断定他是主张意识先于物质的客观唯心主义者，实在是过分简单化的做法。冯友兰说：“朱子之学，尚非普通所谓之唯心论，而实进于现在所谓之新实在主义。”日本学者山田庆儿通过宇宙学、天文学、气象学方面的考察后发现，朱子学体系的主要构成具有鲜明的古希腊哲学中的自然学性质。确实如此，朱熹有渊博的学识与精密的分析方法，使他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创见，例如他从高山上残留的螺蚌壳论证此处原为海洋，由于地质变迁才隆起为陆地。《朱子语类》中说：“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有如此学养的朱熹，绝非冬烘先生，气与理的关系，必须从另一层面上给予合理的解释。(www.daowen.com)

陈荣捷在《朱学论集》中指出：理必须用以阐释事物之本质与普遍性，理为形而上，为一，为永恒与不变，为一致，为事物本质之构成，为不灭。气则必须用以阐释形而下，个别性，以及事物之变化，气为器，为多，为暂时与多变，与众殊，为事物结构之构成，为可灭。陈来《朱子哲学研究》认为，朱子的理气学说，是论证宇宙本体与万物之性的同一性，论证本原与派生的关系，论证普遍规律与具体规律的关系，论证理与事物的关系。

朱熹把儒学的伦理纲常加以新的阐释，赋予新的内容。董仲舒那种近乎神学的三纲五常学说，经过朱熹的发挥，才理论化、具体化、通俗化。他把《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理论根据，构建上自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一整套周密的社会秩序。

朱熹重视理学的普及化、通俗化，他编著《四书集注》，用理学思想重新解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编《小学集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他编《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对儿童的衣着、语言、行为、读书、写字、饮食都作了道德规定。例如，穿衣，要颈紧、腰紧、脚紧；说话，凡为人子弟必须低声下气、语言详缓；读书，要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饮食，在长辈面前，必须经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如此等等。这就是正心、诚意、修身，否则就谈不上齐家，更遑论治国、平天下了。

然而朱熹学派在当时被诬为“伪学”，遭到禁锢，成为南宋文化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咄咄怪事。用行政命令手段禁锢一个学派、一种思想，一向是排斥异己的政治手段，在以往的历史上屡有所见，在南宋这个内外交困的时代，就更为敏感了。在此之前，有绍兴年间的程学之禁，那是一个官僚对程颐的弟子有意见，上疏声称程学“狂言怪语，淫说鄙喻”，请加禁止，高宗采纳了。后来又有阿附秦桧的官僚攻击反对和议的程学、洛学，说是“专门曲学”，应“力加禁绝”。可见禁锢学派并非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是一般的学派之争或学术之争。

对朱熹学派的禁锢也是如此。朱熹从“修政事，攘夷狄”的观点出发，在淳熙年间对孝宗即位以来的腐败政治给予抨击，希望有所转变，为“复中原灭仇虏”奠定基础。他在出任地方官时，在权力所及范围作了种种努力，他连上六章弹劾贪赃枉法的台州知府唐仲友，便是突出一例。唐仲友是宰相王淮的姻亲，朱熹此举得罪了王淮，王淮授意吏部尚书郑丙攻击朱熹。朱熹的为政之道无隙可乘，郑丙便选择了他的道学（即理学）作为突破口，上疏攻击朱熹说：“近世士大夫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孝宗轻信此言，“道学”之名从此成为一个政治罪状而贻祸于世。

宁宗即位后，宰相赵汝愚推荐朱熹为侍讲，朱熹对宁宗提醒防止左右大臣窃权。韩侂胄由此怀恨，先是把朱熹排挤出宫，又以道学之名打击，以后又感到道学两字不足以构成罪状，索性就把道学称为伪学。朝廷大臣惮于清议，不敢显斥朱熹，韩侂胃不满，任命亲信沈继祖为监察御史，罗织朱熹的“罪状”（如霸占友人死后的家财、引诱两个尼姑作妾等），使朱熹罢官而去。从此以后，朝中攻击朱熹日甚一日，甚至有人公然上书要求处死朱熹。在政治高压下，朱熹上表认罪，违心承认“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说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他的不少门生朋友惶惶然不可终日，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更有甚者，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结果牵连了所谓“伪学逆党”五十九人。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在忧心忡忡中病逝，政府还提心吊胆地视朱熹为大敌，预防门人吊丧时会聚，唯恐他们“妄谈时人短长，谬议时政得失”。一代大师竟落得这样的下场，是善良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这场冤案，九年之后终于得到昭雪。朝廷为朱熹恢复名誉，他的学说不再是“伪学”，他的门生朋友不再是“逆党”。宝庆三年（1227年），宋理宗发布诏书，追赠朱熹为太师、信国公，提倡学习“有补治道”的《四书集注》。此后朱熹学说作为官方正统学说，流传数百年而不衰。政治对于学术的干预，莫此为甚！

与朱熹同时代的浙东学派有着同样耀眼的光芒。在学术上，吕祖谦、薛季宣、陈傅良、陈亮、叶適等人，被称为浙东学派。他们在研究学问的途径上，趋向大致相同，从经史百家、礼乐兵刑、典章制度到舆地边疆、农田水利等，都要“通其委曲，以求见诸事功”，反对空谈道德、性命、理气之类的抽象问题。

叶適（1150—1223年）在《习学纪言》中对董仲舒倡导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明确表示不同的见解，说此话“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他对传统儒学进行全面反思，贯穿了“以利和义”、“利义合一”的思想，鲜明地主张“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

陈亮（1143—1194年）于乾道五年（1169年）向孝宗上《中兴五论札子》，对南渡后遵守祖宗旧法，没有多少改革的局面，极为不满，建议迁都建康（南京），驻重兵于荆襄，力图恢复。他认为“江南之不必忧，和议之不必守，虏人之不足畏，而书生之论不足凭”，与朱熹那种不内修政事以固邦本，则恢复无望的估计相比，要乐观得多，积极得多。淳熙九年（1182年）他去婺州、衢州访问朱熹。此后几年中他与朱熹书信往返，就“王霸义利”展开辩论。他批评一些儒士以“义”和“王道”相标榜，而把汉唐时代的成功归之于“利”和“霸道”，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陈亮很欣赏“执赏罚以驱天下”的“霸者之术”，而不赞成单纯的儒家王道主义。这场“王霸义利之辨”在文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