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东汉以来长江流域的社会经济已呈现上升趋势。昔日地旷人稀的面貌正在逐渐改变。从永嘉之乱、十六国到南朝时期，长江中下游社会经济在原有基础上迅速发展。北方移民的南下为扩大江南的耕地面积提供了有利条件，江南湖泊纵横的自然条件为扩大耕地提供了来源。陂、塘、渠、堰的兴修，生产技术的改进，使火耕水耨的粗放耕作向精耕细作迈进。隋唐时期继承南朝以来的发展趋势，江南经济有了较快的增长，成为重要农业生产区域。唐朝后期，当时人已说：“军国大计，仰于江淮。”可见这一带已成为粮食生产基地。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刺激了区域经济的开发与进展，江南的吴越尤其如此，太湖流域的农业生产得到显著的发展。北宋时，“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已成定局。到了南宋，江南农业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最明显的标志便是“苏湖熟，天下足”格局的形成。

关于“苏湖熟，天下足”，几乎是南宋人士的普遍共识，人们异口同声地指出了这一经济现象。范成大《吴郡志》说：民间谚语曰“苏湖熟，天下足”。陆游《渭南文集》说：“而吴中又为东南根柢，语曰：‘苏湖熟，天下足。’”高斯得《耻堂存稿》说得更为清楚而深刻：两浙一带高产区，“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虽其田之膏腴，亦由人力之尽也。”显然这与人口增加、集约化经营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经济学家珀金斯（DwightH.Perkins）所写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结论之一是：人类农业史是一个从粗放走向集约的过程，从多年一收的刀耕火种农业发展到一年三收的水稻经济，便是一个因人口因素而集约化的例子。

宋金对峙时期，北方人民大量南迁，他们与南方人民一起，共同促进经济重心的南移。靖康之乱后北方人口南迁，是继永嘉之乱、安史之乱两次南迁高潮之后的第三次高潮。靖康之乱对黄河中下游造成了惨重的破坏，北方人民自发地向秦岭一淮水以南的南方地区迁移。南宋政府也多次号召北方人民南下，加以安置。据葛剑雄等著《简明中国移民史》的研究，靖康之乱后出现第三次人口南迁高潮，仅两浙路、江西路、江东路，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已有移民及其后裔约581.2万，估计在绍兴和议签订前（即1141年前）大约有500万北方移民迁入并定居南方。如此大量的北方移民迁入南方，对南方经济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南方开发进入新阶段，经济发展较前加快，与北方因战争破坏、人口减少而经济发展缓慢，形成强烈反差。

偏安于江南的南宋，为了维持与北方的金朝对峙的局面，必须致力于农业资源的开发，以及农业技术的提高，因此劝农政策便成为当务之急，提上议事日程。在这种形势下，从朝廷到地方政府都十分重视农业技术的总结、推广与指导，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刊印农书与劝农文的热潮。当时印刷出版了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和唐韩鄂的《四时纂要》，编纂了反映当时农业生产新水平的农书，其中陈旉《农书》与楼《耕织图诗》至今仍有流传，曾安止《禾谱》、曾之谨《农器谱》等均已失传，仅在王祯《农书》中保留了一小部分。与农书大量刊印相配合的是地方官颁发的以宣传农业科技为宗旨的劝农文。如朱熹在淳熙六年（1179年）为南康军所写劝农文，宣传秋收后应犁田翻土，越冬后再犁耙平细，以及稻秧长高后耘草与靠田（排水晒田）的重要性。又如黄震在咸淳九年（1273年）为抚州写的劝农文，着重介绍水稻高产区的经验：田须秋耕春耙，并勤于灌溉排水，要求抚州农民改变“耙轻无力”及“一切靠天”的旧习俗。显然，农书与劝农文旨在提倡精耕细作、集约化经营，南宋农业生产的长足进步与此不无关系。

手工业的发展也显出同样的势头。南宋在苏州、杭州、成都设置了织锦院（官营丝织机构），各有织机数百架、工匠数千人，所生产的丝织品十分精美。私营作坊更多，能织造白缎、纱绢等，吴兴（湖州）的樗蒲绫，武康与安吉的绢，安吉和纱，武康的鹅脂绵，均属上品，嘉善魏塘宓家所织画绢，远近闻名。与丝织业中心已由北方移到南方同时，浙江的龙泉、江西的景德镇已成为全国著名的制瓷业中心，产品远销各地。

由于北方沦陷，对外交往必须通过海道，因此泉州、广州、明州迅速发展，成为三大对外贸易港口。南宋政府在这些地方设立市舶司，宋高宗在位的晚期，市舶司的收入达二百万贯，超过北宋最高额一倍，约占南宋政府年度财政总收入的二十分之一。由此可见，南宋对外贸易的繁盛已超过了北宋，形成了通向日本、高丽、东南亚、印度、波斯、阿拉伯的海上丝绸之路。

这不仅因为中国的丝绸成为外商争购的商品，而且因为南宋政府为了防止钱币外流，明令以绢帛、锦绮、瓷器等物交换外国舶来品，丝绸实际上就等于收买外国商品的货币（一般等价物）。据《诸蕃志》记载，由海路传往占城（越南中部）、真腊（柬埔寨）、三佛齐（苏门答腊东南部）、细兰国（斯里兰卡）、故临国（印度奎隆）、层拔国（桑给巴尔）等地的丝绸有：绢扇、绢伞、生丝、锦绫、皂绫、白绢、五色绢、丝帛等。

据《岭外代答》、《诸蕃志》的记载，当时来南宋通商的国家有五十多个。这些国家的商人每年夏至以后乘海船前来，抵达南宋各贸易港口，十月以后陆续启程回国。南宋商人去海外贸易的国家达二十多个，大抵每年十一月至十二月由广州、泉州出发，在苏门答腊贸易并过冬，然后再横渡印度洋，抵达波斯湾沿岸的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商人从波斯湾航行到中国，要经过两个转运中心：一个是印度的港口故临（印度奎隆），另一个是印度尼西亚的三佛齐（苏门答腊）。海上丝绸之路的兴旺发达，使偏安于半壁江山的南宋依然与世界各国保持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并且在这种交流中保留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南宋的首都临安（杭州）是当时世界之冠的大都市，西方学者把它看作9世纪至13世纪发生在中国的商业革命、都市革命的标志。一般著作都说，杭州在北宋时不过是一个39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南宋初年皇室与中央政府迁至此地，人口一下暴增至124万，规模超过了北宋的东京开封。需要说明的是：（一）上述统计数字是南宋咸淳间临安（杭州）府所属九县的户籍人口，即主客户共39.1万多户，124万多口；至于临安（杭州）城即钱塘、仁和两县主客户共18.6万多户，43.2万多口，占全府人口的三分之一。（二）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指出，宋朝的“口”是男丁数，每户平均以五人计，附郭的钱塘、仁和二县，即杭州城的人口约90多万，如果把驻扎的军队及其家属20多万统计在内，杭州城的总人口当在120万左右。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推定南宋的杭州（城）有150万人口，其中城内90万、城外60万。具体化为：城内有皇族、官户、吏户、僧道户、军户、绅衿、工商经营者等74万人，工商业及杂业劳动者16万人；城外有军户、农户、官户、吏户、僧道户48万人，以及职业人口（包括工匠、商业与运输业劳动者、蔬菜专业农户）12万。由此可见，杭州全城的人口已超过100万是不成问题的。它不仅是南宋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文化中心。

皇城（即大内）建在凤凰山东麓的案山（即吴山），号称周围九里，北起凤山门，西到万松岭，东到候潮门，南到江干。从大内和宁门往北是一条用石板铺成的御街。御街与东西向的荐桥街、三桥街相交，与后市街平行，东面又有贯穿全城的市河（小河）、盐桥运河（大河），因此御街就成为全城最繁华的商业街。御街两侧的街面全是商店以及称为“行”、“市”的商业机构，正如《梦粱录》所说：“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大抵杭城是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www.daowen.com)

南宋临安（杭州）城郭示意图

御街南段的街市，以大内宫廷与中央官署为供应对象。御街中段（从朝天门到寿安坊〔俗称官巷〕）是街市最繁华的处所，据《都城纪胜》说：“以至朝天门、清河坊、中瓦前、灞头、官巷口、棚心、众安桥，食物店铺，人烟浩攘。其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御街中段酒楼茶坊云集，“市”、“行”、“团”等商业组织众多，有珠子市、花市、方梳行、销金行、冠子行等，最引人注目的是五间楼至官巷口的金银盐钞引交易铺。这是南宋新设的交易所，与北宋东京的金银帛交易所有所不同。所谓盐钞引是官府发给商人支领和运销盐茶之类管制商品的证券，持有证券的商人到这里开设的一百多家金银盐钞引交易铺进行交易，这些交易铺门口陈列金银器皿和现钱（称为看垛钱），交易后，到官府的榷货务清算钞引。御街南段（修文坊、义和坊至观桥）的街市，稍逊于中段、南段，但众安桥的下瓦子（俗称北瓦子）是全城最大的瓦子，周围的商业十分兴旺。

1999年7月8日杭州涌金路、定安路的交叉路口施工场地，出土了南宋金铤32件、金牌3件。据文博工作者考定，确认是南宋时期的黄金货币。南宋钱币博物馆馆长表示，这次发现将使长期以来海内外众多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终于找到了一个明确的答案：黄金在南宋时已作为货币流通于世。这些金铤、金牌制作规范，金铤为一两（约合今4克），金牌为一钱（约合今0.4克），两者保持10：1的兑换关系。这批金铤、金牌两面都刻有文字，分别表示铸匠、金银铺、成色以及信誉担保。隆兴二年（1164年）杭州官价：每一钱金兑换三贯铜钱。这些金铤、金牌并非宫内的“赏赐钱”，而是民间自由流通、兑换的货币。这次发现，以实物印证了《梦粱录》、《武林旧事》、《西湖老人繁胜录》关于南宋黄金货币的记载。

城内的市河、盐桥运河在清河坊以南沟通，向南直达江干的钱塘江，向北与江南运河相连接，成为水上交通线与商品集散地，因此沿河近桥的街市也是一大特色。当时民间谚语把“杭州之日用”概括为“东菜西水南柴北米”（或曰“西门水，东门菜，北门米，南门柴”），都以这些沿河近桥街市为集散地。

作为都城的杭州，定居人口已超过百万，流动人口更多，服务性行业的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酒楼、茶坊、瓦子鳞次栉比，林林总总。酒楼中少数是官酒库开设的酒楼，如丰乐酒、和乐楼、春风楼、太和楼；多数是私营酒楼（称为市楼），如武林园、嘉庆楼、聚景楼、花月楼、双凤楼、赏心楼、月新楼等。大酒楼门前彩画欢门，设红绿杈子，门口有绯绿帘幕和巾金红纱灯笼。夜市尤为热闹，灯火辉煌，人声鼎沸。茶坊四壁张挂字画、安设花架，供应香茗，冬天又有七宝擂茶、葱茶、盐豉汤，夏天则有冷饮——雪泡梅花酒、缩脾饮、暑药冰水。这是借饮茶品茗之机进行社会交际的公共场所。另有所谓“花茶坊”，带有歌馆（妓馆）性质，正如《武林旧事》所说：“清乐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三茶坊、连二茶坊……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

瓦子，又名瓦肆、瓦舍，是娱乐场所。据《武林旧事》记载，杭州城内外共有瓦子二十三处，城内有五处，其中北瓦最大，有勾栏（百戏演出场地）十三座，分别演出史书、小说、戏剧、相扑、傀儡戏（有杖头傀儡、悬丝傀儡、水鬼傀儡等）、说唱、说诨话和学乡谈（类似相声、滑稽）、皮影戏、棍棒、教飞禽等，昼夜不息地演出，观众多时达千余人。

杭城西南的西湖风景区，更使杭州博得了人间天堂的美誉，繁华程度远远超过了东京开封。时人林升《题临安邸》诗曰：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