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经济发展的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西方汉学家把宋朝的转折点称为一次“复兴”或一次“商业革命”，是毫不为过的，特别是与同时代的欧洲相比，更显现出开风气之先的独特风采。费正清、赖肖尔的《中国：传统与变革》第六章第四节的标题就是“商业革命”四个字。他们指出，宋代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一迅速发展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然高于以前，并产生出直至19世纪在许多方面保持不变的经济和社会模式。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在“宋朝的黄金时代”的标题下写道：除了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

北宋的首都东京（开封）与唐的首都长安在都城结构上有很多不同，根本的一点在于：不再有先前那种坊、市之间的严格区分。日本的中国经济史专家加藤繁在几十年前就指出了这一变化，他在《宋代都市的发展》中指出：“坊的制度——就是用墙把坊围起来，除了特定的高官等以外，不许向街路开门的制度——到了北宋末年已经完全崩溃，庶人也可以任意面街造屋开门了。”杨宽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中进一步补充道：“我们认为五代末年后周扩建东京外城的新规划，已经承认沿街居民可以任意当街开门，如同坊中沿巷居民可以任意向巷开门一样。”因此可以断定，五代至宋初，随着东京的逐渐繁盛，不再有坊市之间的严格区分。这种变化在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中有着巨大的意义，它适应了商品经济的趋势，把商业活动从封闭的坊中解放出来，扩散到了大街小巷的沿线，形成了近代都市商业街的雏形，为都市商业拓展了新空间。于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商业新景观：乾德三年（965年）宣布不禁夜市，商业活动不再有时间限制，开封城内十字大街有所谓“鬼市”——五更点灯营业至天明；马行街北至新封丘门大街，夜市营业至三更，到五更时分又再开张，至于“耍弄去处”（娱乐场所），营业“通宵不绝”。

北宋东京示意图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革。从汉代到唐代，政府在城市中指定集市贸易地点，商人们集聚到那里做生意。依照惯例，集市贸易要到中午才开始，傍晚之前就结束。杨联陞在《中国制度史研究》中说：“唐朝时，集市在中午以200下鼓声而告开张，在日落前七刻钟以300下铜锣声而告结束。这个规矩从9世纪逐渐松弛下来了，到12世纪时，大城市的商业活动从一大清早持续到夜是很常见的，商人们在时间和地点上都不再受到限制。”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唐宋之间的社会变革。

东京开封街巷的格局，源于后周，宋初进一步作了规划，四条大街作为御街，与南面的南薰门、西面的新郑门（即顺天门）、东面的新宋门（即朝阳门）、北面的新封丘门（即永泰门）相连接；此外还有东西向的横街，如潘楼街、牛行街、踊路街、梁门大街，以及南北向的直街，如浚仪桥街、相国寺东门大街等。这些街都与巷连通，构成有规则的街巷网络，把商业区与居民区打成一片，在许多交通便利的街巷中，都有繁华的“街市”，其中尤以东南西北四条御街最为热闹，由新兴的行市、酒楼、茶坊、食店、瓦子以及日用品商店组成一个个摩肩接踵、昼夜喧闹的商业中心。最为繁华的是北面御街的街市，从宫城南门（宣德门）东去，有东西向的潘楼街，从宫城东南角的东角楼向东，直到十字街头，叫土市子，南有界身巷，是金银綵帛的交易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是适应商业新发展而兴起的货币金融交易中心。潘楼街既有集市性质的潘楼酒店，又有金银行所在的界身巷，以及瓦子中最大的桑家瓦子。马行街既有马市和庄楼、杨楼、任店等酒楼，又有大小货行所在的东西两巷，以及医行、药行。新封丘门大街有州北瓦子和茶坊、酒肆、饮食店。

张择端画于1126年的《清明上河图》，形象地再现了东京鼎盛时期的街市繁华景象。这幅长5.25米、宽0.255米的长卷，描绘清明时节前往汴河一带游览的情景。明朝弘治、正德年间内阁大学士李东阳所写《清明上河图》跋文，是研究此画的心得。他说：“上河云者，盖其时俗所尚，若今之上塚然，故其盛如此也。图高不满尺，长二丈有奇，人形不能寸，小者才一二分……人物则官、士、农、贾、医、卜、僧道、胥隶、篙师、缆夫、妇女，臧获之行者、坐者、授者、受者、问者、答者、呼者、应者，骑而驰者，负而戴者，抱而携者，导而前呵者，执斧锯者，操畚锸者，持杯罂者，袒而风者，困而睡者，倦而欠伸者，乘轿而搴帘以窥者，又有以板为舆，无轮箱而陆曳者……店肆所鬻，则若酒若馔，若香若药，若杂货百物，皆有题匾名氏，字画纤细，几至不可辨识。”画卷由东水门外虹桥以东的田园起始，接着描绘汴河上的市桥及周围街市，再描绘城门口的街市、十字街头的街市，画了各色人物七百七十多人、房屋楼阁一百多间、大小船舶二十多艘，蔚为壮观，令人目不暇接。画面上一座华丽高大的城门以内，有一队满载货物的骆驼队正从此门向东出城；城门内西面不远处，有一座三层建筑物——孙家正店，门前有彩楼欢门，十分富丽堂皇；街市上随处可见商店的幌子，如“王家罗锦匹帛铺”、“刘家上色沉檀栋香”、“刘三叔精装字画”、“孙羊店”之类丝绸店、香药店、裱画店、饮食店，以及豪华的招商旅馆——“久住王员外家”。值得注意的是，东京的大酒楼号称正店，有七十二家之多，它们兼具商品交易的功能，有些就是商人同业组织开设的，如马行开设的庄楼、牛行开设的牛楼、小货行开设的时楼、矾行开设的白矾楼，作为同业商人看验商品质量、商定价格、签订契约的场所，具有后世同业公所及交易所的性质。东京的酒楼、茶坊适应商业大潮，它们与娱乐场所——瓦子，都通宵营业，有“应招女郎”——“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檐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有“陪酒女郎”——“为酒客换酒斟酒”的，叫做“焌糟”；有“卖唱女郎”——叫做“扎客”或“打酒坐”。凡此种种，无不显示东京开封迥然有别于昔日长安的新潮特色。

清明上河图（局部，北宋 · 张择端）

当时东京以经商为业的有两万多户，其中六百四十家资本雄厚的商户，分属一百六十行，经营米、茶、盐等商品贸易。各种商业中以金银綵帛的交易额最大，而数量最多的是酒楼，除了上述号称“正店”的七十二家大酒楼，还有三千家左右称号“脚店”的小酒楼，而更小规模的脚店则“不能遍数”。东京不但有数量众多的商店、摊贩，还有集中的贸易市场，以相国寺庙市最为著名，据《燕翼诒谋录》说：“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这个市场每月开放五次，即初一、初八、十五、十八、二十八，大抵是由庙会发展而成的。大山门内卖飞禽走兽，第二座山门内卖“动用杂物”；广场上设彩幕、露屋、义铺，出售家用器物如蒲盒、簟席、屏帏、洗漱器皿、鞍辔、弓剑、时果、腊脯等。近大殿（弥勒殿）处，出售老字号名牌产品：王道人蜜饯、赵文秀笔、潘谷墨。两廊出售绣作、领抹、花朵、珠翠首饰、幞头帽子等。大殿后、资圣阁前，出售书籍、古玩、图画、土产、香药之类。每逢庙市日子，万商云集，算命卜卦、杂技女乐也来此献艺，相国寺成了一个大型百货商场和游乐场。此外，还有遍布于全城的酒楼、茶坊集市（夜市）、城门口街头和桥头集市（早市）、瓦子集市等。(www.daowen.com)

东京依汴水建城，汴水北通黄河，南通淮河、长江，因此东京市场上有来自江淮的粮食、沿海各地的水产、辽与西夏的牛羊，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酒、果品、茶、丝绢、纸、书籍，还有日本的扇子、高丽的墨料、大食的香料与珍珠。东京浓厚的商业气息，昭示着北宋的商业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据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说：“现有的书籍每说到宋朝，总离不了提及公元1021年的国家收入总数为15000万，每一单位代表铜钱1000文。其原文出自《宋史 · 食货志》会计部分……然而根据当日折换率，以上总值黄金1500万两至1800万两之间，粗率地以今日美金400元值黄金一两计算，则上数相当于美金60亿至70亿。当时全世界没有其他场所，国富如此大数量地流通。”此后，他在《黄河青山》中，再次重申上述观点，指出：“其他地方看不到这样富足的政府财政。”

在这种背景下，货币也发生了突破性的变革——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北宋货币以铜钱为主、铁钱为辅，金银作为货币的流通量不大。当时每年铸造的铜钱已是唐朝的一二十倍，大约有1.5万多吨，仍旧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商品流通的需求，出现了“钱荒”。何况铜钱、铁钱体积大、分量重，对于长途贩运贸易或巨额批发交易，十分不便。于是纸币应运而生，宋真宗初年，益州（今四川成都）十六户富商联手发行一种钱券，称为“交子”。这种交子是由商业中的信用关系（俗称赊）孕育出来的一种容易携带的轻便货币。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收回发行纸币的权利，在益州设立“交子务”，负责印刷、发行交子，改变了先前私家发行时没有固定面额和流通期限、没有资金准备与兑现保障的缺点，规定每两年一界，每界发行额为一百二十五万余贯，备本钱三十六万贯铁钱，以便持交子者在取现钱时兑取。这种政府发行的纸币的特点是，面额固定并盖有官印，用户纳入现钱换取交子时，要把商业字号登记入簿，兑现时按字号销账，以防伪造；用户纳入现钱兑换交子时，要扣下三十文钱入官，作为纸墨费，不同于民间交子兑现时才收利息；它有一定流通期限，有固定机构负责印刷、发行和回笼。起初交子只在川峡路流通，后来扩大到陕西路、河东路，政府便在开封设置交子务，负责面向全国的交子的发行事宜。南宋时由于铜钱大量外流，钱荒愈加严重，纸币逐渐成为主要货币，有四川钱引、湖广会子、两淮交子（以铁钱为本位）、东南会子（以铜钱为本位）。所谓“会子”，原先叫“便钱会子”，是市场金融关系中自发产生的，“便钱”即汇兑，“便钱会子”当是汇票、支票之类的票据，大约在12世纪四五十年代，才发展成为兼有流通职能的铜钱兑换券。

会子铜版（南宋）

交子、会子由于机制的不完备，出现了许多弊端，但它作为最初的纸币在商业和金融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意义是不容低估的。在欧洲，瑞典是发行纸币最早的国家，时间在1661年，比中国纸币的出现晚了600多年。

宋朝商业呈现“网络状”分布格局，即以大都市为中心，城镇市场为拱卫，乡村集市墟场为外围的分布状态。城镇环绕都市，集市环绕城镇，形成区域市场。漆侠《宋代经济史》认为，宋朝商品流通有两种运动形式：一是农副产品的“求心”运动，即粮食、布帛等来自农村的产品通过镇市向城市集中；一是手工业产品的“辐射”运动，即手工业产品在某一产地大批量生产后，由商人运往各地经销。商业与服务行业的发展，促使人口向城市集聚，坊郭户在当时单列户籍，标志着城市经济的发达和非农业人口的增加。人口向城市的集聚，既为农产品创造了市场，又刺激了农村商品生产。随着商业的突飞猛进，宋朝商人人数增多，资金雄厚，开封城中，坊郭户的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于是商人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商人可以入仕，致使官商一体。人们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李觏（gòu）在《富国策》中阐述了“商人众则入税多”的观点，与荀子倡导的“工商众则国贫”的传统观点截然相反。

以上关于商业革命的粗略一瞥，显示了宋朝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由于契丹、女真、蒙古的相继南下，连年不断的战争阻断了这一发展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