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之治“依贞观故事”，但唐玄宗不如唐太宗，不知“守成难”，不知“慎终如始”，一旦取得了盛世的成就，便忘乎所以，在一片“万岁”声中，忙于封禅泰山，大搞“乖于礼度”的“千秋节”（唐玄宗的生日节庆）。他身边的宰辅大臣，一味谄谀奉承，推波助澜，使他逐步走上骄纵昏庸的道路。正如《资治通鉴》所说，开元晚期，唐玄宗“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至于天宝时期，无非是开元晚期政治的继续恶化。唐玄宗由“明”趋“昏”的转折点，以重用奸相李林甫为标志。

出身于李唐宗室的李林甫，小名歌奴，年轻时品行不佳，但机灵乖巧、善于钻营，由御史中丞、刑部侍郎步步高升。当时人人皆知李林甫口蜜腹剑、阴险奸诈，而又“巧言似忠”，唐玄宗却忠奸莫辨。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李林甫拜相，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两年后，他整垮了张九龄，登上了中书令要职，直到天宝十一载（752年）病死，专擅朝政达十六年之久。唐朝由盛转衰，急剧滑坡，李林甫难辞其咎，唐玄宗更难辞其咎。当了二十多年皇帝的唐玄宗，暮气沉沉，不肯亲理朝政，一心想纵欲享乐。李林甫一味迎合上意，杜绝言路，排抑异己，使玄宗由骄纵而昏庸。一言以蔽之，唐玄宗的骄纵助长了李林甫的奸恶，李林甫的奸恶助长了唐玄宗的昏庸。

此时唐玄宗身边又出现了绝代佳人杨玉环。杨玉环，高祖父是隋朝名臣杨汪，是名门望族弘农杨氏的后裔，由山西徙居四川又来到洛阳。唐玄宗第五次巡幸东都洛阳，为其子寿王李瑁选妃，选中了芳龄十六的美女杨玉环，不仅轰动洛阳，而且成为杨玉环一生的重大转机。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二十二岁的杨玉环与五十六岁的唐玄宗在骊山温泉宫相会，一见钟情。唐玄宗为了跨越公公与儿媳这一难关，别出心裁地把寿王妃杨玉环度为道士，道号太真。此后，她以女道士或女官身份出入宫闱，不到一年，就成为玄宗宠爱的太真妃。天宝四载（745年）刚过六十一岁生日的唐玄宗宣布，把二十七岁的杨玉环册立为贵妃。杨贵妃的娇艳玉容、雍容大度博得了玄宗的倾心，共同的音乐歌舞素养、爱好又使他们情趣相投。正如白居易《长恨歌》所吟咏的那样：“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虽然杨贵妃并不曾干预朝政，但她的特殊地位所形成的裙带风，使其远房堂兄杨国忠得以脱颖而出。天宝十一载（752年）李林甫死，唐玄宗用杨国忠填补了这个空缺。

杨国忠，原名杨钊，他的祖父与杨玉环祖父是兄弟，他与杨玉环是从祖兄妹。此人从小行为放荡，品行恶劣，他的踏上仕途，一方面固然是“因缘椒房之亲”——得益于杨贵妃的裙带关系，另一方面也由于他本人颇有聚敛财富的手段，深得唐玄宗赏识。天宝十一载，他成为右相，取代李林甫，一步登天。这个政治暴发户当了宰相后，身兼四十余职，常对人说：我偶尔碰上这个机会，谁知日后是什么下场，不如眼前享受极乐。他善于迎合上意，又精于搜刮民脂民膏，很受玄宗信任，朝政一天比一天败坏。如果说李林甫是“养成天下之乱”，那么杨国忠便是“终成其乱”。他为人强辩而轻躁，专擅朝政，一个人说了算，“公卿以下，颐指气使，莫不震慑”。他迎合玄宗旨意，用他善于“钩校”的手段，奉行刻剥百姓、聚敛天下财富的政策，使正在蓬勃发展的经济，埋下了既深且广的隐患。宋人苏辙在议论历代兴亡时指出：“（宇文）融既死，而言利者争进。韦温、杨慎矜、王日以益甚，至杨国忠而聚敛极矣。故天宝之乱，海内分裂，不可复合。”李林甫专权时聚敛之风已愈演愈烈，出现了韦温、杨慎矜、王这些聚敛之臣，到杨国忠专权时，聚敛趋于极端，终于导致天宝之乱后“海内分裂，不可复合”的后果。

唐初，完备了隋朝的三省制度，皇帝与三省互相制约，共同治政，构成了相对和谐的政治体制。唐初宰相多至一二十人，重大事务都由政事堂会议讨论，何以开元、天宝之际会形成李林甫、杨国忠擅权的局面？变乱制度的正是唐玄宗。史载，玄宗即位之后“尤注意于姚崇、宋璟，引见便殿，皆为之兴。去辄临轩以送。其他宰臣优宠莫及”，唐前期的三省长官合议制，至此向宰相专权化方向发展。玄宗用姚崇、宋璟而成开元之治，是选相和专委成功的统一；此后，只专委而不重选相，终于造成李林甫、杨国忠专权用事之弊。唐崔群说得极为精当：“臣以为开元二十年罢贤相张九龄，专任奸臣李林甫，理乱自此已分矣。”出现了宰相的宰相（或曰当国宰相、宰相之长），使宰相制度发生变化，正如杜佑所说，“备位者众，然其秉钧持衡，亦一二人而已”。终于使皇权跌落和三省制度变形，一方面皇帝不亲理朝政，另一方面又舍弃三省合议制原则，转而委用个别亲信宰相裁决政事。如委用得贤，固然无妨，一旦委用得奸，必然导致政局败坏。

唐玄宗自以为国力雄厚、军队强盛，一味追求开边扩张，不断挑起边境战争，为此目的，不断加强边镇节度使的军备。唐初为了控制边境，先后设立若干大都督，统率精兵屯戍镇守。高宗以后，大都督并可带使持节，代表皇帝的威权，称节度使，其职权限于兵马战守。以后节度使逐渐增置，职权一再扩大。到开元年间，边境共设十个节度使：

平卢节度使，设于营州（今辽宁朝阳）；

范阳节度使，设于幽州（今北京）；

河东节度使，设于太原；

朔方节度使，设于灵州（今宁夏灵武）；

河西节度使，设于凉州（今甘肃武威）；

陇右节度使，设于鄯州（今青海乐都）；(www.daowen.com)

北庭节度使，设于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

安西节度使，设于龟兹（今新疆库车）；

剑南节度使，设于益州（今四川成都）；

岭南经略使，设于广州。

他们不仅兼统几个州郡，而且大都兼任按察、安抚、度支等使，“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政权、军权、财权统于一身，形成半独立的地方割据势力。限于当时的国力，节度使很少得到中央政府的津贴，必须由自己在防区内自给自足地筹措招兵买马、屯粮制械的费用。这种做法的负面效应是明显的，节度使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力日渐增大。

范阳一镇兵力最强，主动出击臣属唐朝的奚、契丹；陇右、河西两镇兵力仅次于范阳，多次挑起对吐蕃的战争。杜甫《兵车行》诗说“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写的正是这个时代穷兵黩武的实况。

开元、天宝之际，国家殷富，西京长安、东都洛阳以及各地州县仓库都堆满了粮食布帛。唐玄宗被这种畸形繁荣冲昏头脑，从倡导节俭转变为奢侈浪费，挥金如土。《资治通鉴》说他“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曾把全国各地一年进贡的物品全部赏给李林甫；杨国忠则犹有过之而无不及，史称“开元已来，豪贵雄盛，无如杨氏之比”。唐玄宗开边求功，消耗军费节节上升，在所不惜。由于府兵制的崩溃，开元十一年（723年）改行募兵制，实行募士宿卫的新办法，召募来的职业兵称“长从宿卫”，不久改称“骑”，这种雇佣兵，官给资粮，军费成为一项重要负担。开元初军费二百万贯，开元末军费增至一千万贯，天宝末军费增至一千五百万贯。一个“盛世”如何禁得起几次三番的折腾！

阿拉伯文献中的怛罗斯战役图

外患伴随着内忧悄悄袭来，天宝年间边患一天比一天严重。天宝十载（751年），唐朝军队在怛（dă）罗斯河畔被大食军队打败，中亚各国全为大食控制，唐朝在西域的威信顿时一落千丈。唐朝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边防危机，在中央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势必仰赖边镇节度使的重兵，节度使渐渐尾大不掉、骄横跋扈。中央与边镇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剧变。唐初的方针是内重外轻，以关中制驭四方；高宗以后边镇军队不断增加；开元、天宝年间边军占全国总兵力的85%以上，东北、西北更是猛将精兵集中之地。

唐初，蕃将是不委以统帅重任的。天宝初年，唐朝倾全力对付吐蕃，分不出兵力来对付东北的奚、契丹，于是用蕃将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到天宝十载安禄山已是一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率二十万精兵的边镇统帅。另一方面，最初的节度使一般由文官担任，他们在边境任职期满（正常任期为三年）之后，即返回朝廷升任高官。这就是所谓“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原则。战功卓著者往往入朝为相。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唯恐大臣“出将入相”，于己不利，而蕃将不识汉文，不能任相，不会危及自己的权位，便大量以蕃将任节度使，如哥舒翰、高仙芝、安思顺、史思明之流，因而边镇蕃将势力愈加膨胀。西北军阀以哥舒翰为首，东北军阀以安禄山为首，不断发生倾轧、摩擦。李林甫、杨国忠各自勾结亲信藩镇为援，使军阀之间的争斗更加激烈。藩镇尾大不掉之势终于形成，安禄山、史思明利用这一形势发动兵变，有其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