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和赖肖尔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中指出：长安城是高度集权的唐帝国的中心和象征。作为横跨中亚陆上商路的东端终点以及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都城，长安城内挤满了来自亚洲各地的人。长安的整个规划和结构表现出唐朝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城市的规模和壮丽体现了唐王朝的力量和财富。7世纪的中国雄踞于当时的天下，超过了汉朝，与地中海世界并驾齐驱。唐朝作为当时最大帝国受到许多邻近民族的极力仿效。人类中有如此大比例的人注意中国，不仅把它视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而且视为政治和文化的楷模，这在唐以前从未有过，以后也不曾再有。

唐长安城郭布局示意图

唐朝的首都长安，是在隋朝的大兴城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包括宫城、皇城和郭城三部分。宫城居北，为皇宫所在地；皇城位于宫城之南，为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郭城位于宫城、皇城的东、南、西三面，为官民住宅及工商市肆所在地。全城呈规整的长方形，周长36.7公里，南北长8.6公里，东西宽9.7公里，面积为84平方公里。其规模之大，在当时世界上堪称首屈一指。

整个郭城有十三座城门。东、南、西三面各有三座城门，南面正门明德门最大，有五个门道，其他城门均为三个门道。全城有南北向街道十一条，东西向街道十四条，其中贯穿东南西三面城门的有六条主要大街，南北向的正中朱雀大街最宽，达150～155米，为整个城郭的中轴线，把郭区划分为东西两半，东半区有五十四个坊和东市，西半区有五十五个坊和西市。

坊的制度沿袭汉魏以来传统，是居民住宅区。多数的坊都是四面各开一门，坊内有十字街，分成四个区，每区又有十字形小巷。不是三品以上大官或特殊身份的人家，不准凿开坊墙，向大街开门。街上设有街鼓，天明和日暮时分，坊门随鼓声而开关。坊内除官民住宅外，还有官衙和寺观。天宝年间以前，共有僧寺六十四座，尼寺二十七座，道观十六座，胡祆寺四座，波斯寺二座。一些大的寺观独占一坊之地，如保宁坊的昊天观、靖善坊的大兴善寺。

市的制度也沿袭汉魏以来传统。长安的东市和西市，分设在皇城的东南和西南，各占两坊之地，面积都为1平方公里左右。四面围墙各开两门，内有东西向、南北向大街各两条，形成交叉的井字形格局，把全市划分为九区，每区四面临街设置各种店铺，中间有管理市场和物价的市署和平准局。东市内商业门类有二百二十行之多，由于东市周围的坊大都居住达官贵人，又与尚书省的选院相近，应选的人每多在此停憩，因此春明门大街一带，“昼夜喧呼，灯火不绝”。西市周围居住着大批西域胡商，其繁荣程度超过东市，有波斯人开的酒店，胡姬当垆沽酒，诗人李白经常“笑入胡姬酒肆中”。他有诗曰：“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

长安不仅是唐朝的首都，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国际都会，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中心。这与它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它是东西方交通的枢纽，西域各国和唐朝来往，必经长安；东亚、南亚各国经陆路与西域交往，也必经长安；它是首都，各国使节频繁来此进行政治活动，向这里传播域外文化，又从这里带回唐朝文化；它作为文化中心，四方儒士云会于此，又有左右两教坊，善歌工舞，域外传来新声佳曲，经教坊上演，传遍京城，影响全国。

由2万多公里的驿道和1639所驿站编织成的交通运输网络，其辐射中心是长安。向东出潼关，经洛阳、开封、齐州达河北或泛海至辽东；向东南经商州、均州、荆州、鄂州、江州、洪州以达广州；向北经太原、娘子关、范阳到北方各地；向西南出凤翔、汉中以达成都；向西经兰州、敦煌以达西域。各国的使节、商人、僧侣凭借这个交通网络经常往来于长安，周边邻国派学生来长安留学，于是在长安出现了东西方文明交汇的灿烂图景。

丝绸之路在唐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唐朝的西部疆域超过了汉朝，在伊州、西州、庭州设置了相当于内地的州县，在碎叶、龟兹、疏勒、于阗设置了所谓安西四镇，驻兵防守，由安西都护府管辖；以后又分置北庭都护府，统辖西域各地的羁縻州府，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丝绸之路东起长安，西到地中海以达欧洲，东段自玉门关或阳关至葱岭（今帕米尔），西段自葱岭往西。高宗至玄宗时期，从事国际商贸的昭武九姓，承担着东西方交流的中介使命。

前往中国的西域商队

所谓昭武九姓，是中亚粟特地区来到中原的粟特人或其后裔的泛称，有康、安、曹、石、米、史、何、穆等姓。粟特人素以经商著称，长期操纵着丝绸之路上的转运贸易。当时的碎叶、蒲昌海（罗布泊）、西州、伊州、敦煌、肃州（酒泉）、凉州（武威）、长安、洛阳等地都有昭武九姓的聚落。他们不仅在经济交流而且在文化交流中都起着重要作用，祆（xiān）教（拜火教）、摩尼教以及中亚音乐舞蹈与历法的传入中原，中原丝绸、造纸术的传入西方，昭武九姓是重要媒介。他们中不少人久居长安，带来了深受中原人喜爱的音乐舞蹈，隋朝的七部乐中的安国乐，唐朝的十部乐中的安国乐、康国乐，石国的胡腾舞、柘枝舞，康国、米国、史国的胡旋舞，都是经由他们之手，盛行于长安的。

当时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与唐朝长安有频繁的交往。美国学者谢弗（C. H. Schafer）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中说：“在唐朝统治的万花筒般的三个世纪中，几乎亚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人曾经进入过唐朝这片神奇的土地……前来唐朝的外国人中，主要有使臣、僧侣和商人这三类人。”他还说，在长安城的外来居民的数量相当大，主要是北方人和西方人，即突厥人、回鹘人、吐火罗人和粟特人，也有许多大食人、波斯人、天竺人。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进入长安的成千上万的外国人带来了他们的信仰和宗教，波斯的祆教6世纪已传入中国，它和伊斯兰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一起在初唐广泛传播。阿拉伯人的大食帝国与唐朝大致建于同时，永徽三年（651年）阿拉伯帝国的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派使节来到长安，朝见唐高宗，这是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第一次正式外交往来。伊斯兰教随之传入中国。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唐朝称为拂菻（lǐn），唐朝长安与拂菻之间，西突厥汗廷与拂菻之间，都有使节和商旅往来，景教随之传入中国。贞观九年（635年）景教僧侣阿罗本将此教传入唐朝，唐太宗诏书中说：“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并下令在长安城中义宁坊为之建立寺院。当时称景教寺为波斯寺，唐玄宗时改称为大秦寺。建中二年（781年）吐火罗人伊斯出资在长安义宁坊大秦寺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历史留下了宝贵的一页。7世纪中叶，波斯为大食占领，萨珊朝波斯王伊嗣侯为大食所杀，其子卑路斯栖身于吐火罗（位于今阿富汗北部），求援于唐，唐朝皇帝任命他为波斯都督府都督。7世纪70年代，卑路斯来到长安，唐高宗授予他武卫将军头衔。长安醴泉坊的波斯胡寺，就是应卑路斯请求而建立的，成为在长安的波斯人礼拜集会的场所。卑路斯后来客死长安，谱写了中波交往史上一段佳话。源出于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祆教，又称火教、火祆教、拜火教，波斯萨珊朝时被奉为国教，南北朝时已传入中原。唐朝前期与中期，来经商的胡商日益增多，长安、洛阳两京都有火祆祠——祆教寺院，供胡商从事宗教活动。(www.daowen.com)

贞元十年（794年）南诏归服于唐，骠国（缅甸）王雍羌几度派遣使节来唐朝。贞元十七年，骠国王由南诏王引荐，派遣其子率乐队和舞蹈团抵长安表演，据《新唐书 · 骠国传》记载，乐舞有十二曲名：佛印、赞娑罗花、白鸽、白鹤游、斗米胜、龙首独琴、禅定、甘蔗王、孔雀王、野鹅、宴乐、涤烦（笙舞）。白居易《骠国乐》诗，对此有形象的描绘。

据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说，唐朝长安的官方天文历算学，实际上被印度的专家所垄断，最著名的是在玄宗时担任过太史监的瞿昙悉达，他把印度的《九执历》翻译成中文，而且把更精确的预测日食、月食的方法，即零符号的使用以及正弦函数表介绍到唐朝。唐朝通行的许多天文历算著作也都以西方的分类体系为根据。天文学家一行和尚——他曾参与过水力浑天仪的建造，这种浑天仪的摆轮结构能够显示天体运动——在他的天文著作中使用了近东的行星名称。

日本奈良东大寺

唐朝与东邻朝鲜、日本的交往显得更为密切。朝鲜半岛长期分裂为高丽、百济、新罗三国，7世纪中叶，新罗先后灭掉百济、高丽，建立统一国家。唐文化东传朝鲜，佛教起了媒介作用，其中圆光和尚的贡献最值得注意。他俗姓朴，在南朝梁敬帝太平元年（556年）来到金陵受戒，隋时至长安，逗留四十年。回国后，他深得新罗国王信任，传播佛教，被尊为圣人。他主张五戒（事君以忠，奉亲以孝，交友以信，临阵勿退，慎于杀生），把儒家政治伦理融入佛教教义之中。佛教盛行，原先的花郎（贵族少年）深受影响，身体力行“世俗五戒”，形成影响后世的“花郎魂”。唐朝和新罗之间互遣使节，不仅在史籍中留下了记录，而且也在诗人们的酬唱中留下了痕迹。钱起《送陆侍御使新罗》诗有“受命辞云陛，倾城送使臣”句，张籍《送金少副使归新罗》诗有“久为侍子承恩重，今佐使臣衔命归”句，反映两国频繁交往中结下的深厚情谊。新罗不断派遣留学生来唐，据估计，新罗先后派遣到唐朝来留学的学生，达两千人之多，而同一时期在唐之留学生也多达一二百人，如开成二年（837年）来唐留学的新罗学生就达二百多人，从长庆元年（821年）到唐末的几十年中，在长安的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的新罗学生有五十八人，“登唐科第语唐音”，归国后在新罗传播唐文化。新罗积极吸收唐朝律令、科技、佛教、儒学、学校、科举等政治文化之精髓，例如模仿唐国子监，建立国学制度，兼及经学与专业教育（算学），借鉴唐制而予以简化，并且与传统的花郎教育相结合。新罗与唐朝的民间商业交往也十分兴旺，因而在沿海地区形成了新罗侨民的聚居地，以经商与运输为业。据日本圆仁和尚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唐朝后期的登州、莱州、密州、青州、泗州、海州、楚州、扬州、长安，都有新罗侨民居留，在这些地方分别存在新罗村、新罗院、新罗坊、新罗馆等。唐朝政府对他们采取优惠政策，规定“化外人于宽乡附贯安置”，可免去十年赋税；还规定“诸化外人，同类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这显然是对外国侨民的保护性措施。

日本奈良唐招提寺

新罗在各方都深受唐朝的影响，以至于西方汉学家把新罗看作是唐朝的微型翻版。无独有偶，7世纪至8世纪的日本，也被看作是另一个唐朝的微型翻版。

日本的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前往长安，更是不绝于途。早在隋朝，日本已有“遣隋使”前来，著名的小野妹子使团，有随行的学问僧、留学生多人，于唐初学成归国，成为孝德天皇大化二年（646年）下诏革新的中坚力量，模仿隋唐政治制度。其后为进一步汉化，大规模派出遣唐使。据日本学者研究，日本曾派出十九批遣唐使，其中两次任命遣唐使，一次任命“送唐客使”，仅限于任命而未成行，余下的十六批中，又有三批是“送唐客使”，一批是“迎入唐大使”，因此正式遣唐使为十二批。从唐中宗到唐玄宗的五十年间，派出的四次遣唐使规模最大，随行人员超过五百人的就有三次，都在开元、天宝年间。遣唐的正使、副使等官员，随行的有水手、神职人员、医师、画师、乐师、翻译，还有学问僧、留学生。从舒明天皇二年（630年）第一次遣唐使到天智天皇八年（669年）第五次遣唐使，随团的留学生、学问僧等专业人员前往长安学习唐朝的政治制度、文化及佛法。从文武天皇大定二年（702年）到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四年（752年），第六次遣唐使到第九次遣唐使，正值开元盛世，大唐帝国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瞩目的大国。

日本在政治上仿效唐朝的三省六部设二官八省，根据唐律制订《大宝律令》，参照唐朝的均田和租庸调制，实行“班田收授法”。遣唐使的随员学习唐朝文化，吸收天文、历法、音乐、美术、建筑、雕刻以及生产技术，形成天平时代唐文化输入的极盛期。709年，日本迁都奈良，仿照唐朝都城长安设计建筑，也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等。以后迁都平安，仍仿照长安的街市布局。大化改新以后，日本进入全面学习唐代的时期，一应制度都以唐朝为楷模，甚至服饰也不例外，规定礼服、朝服、制服完全模仿唐人，祭祀先皇要用“唐物”，赏赐臣下要用“唐国彩帛”。源于印度的“迦陵频伽”乐舞，在长安颇为流行，通过遣唐使的船队带到了日本。861年在奈良东大寺为毗卢遮那佛举行开光仪式时，表演了迦陵频伽乐舞。从唐朝传入日本的乐舞中最新颖最有趣的是“泼胡乞寒戏”。这种冬至时节表演的舞蹈，在喧闹的音乐声中，戴着古怪面具的舞者互相用冷水泼洒，透露出一丝原始的粗犷气息。

鉴真和尚像

入唐留学生有姓名可考的有二十余人，学问僧见于文献的多达九十余人。吉备真备，在唐学习十七年，由留学生而任遣唐使，回国后官至右大臣，致力于推广唐文化。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中国名晁衡，在唐朝担任官职，与李白、王维等诗歌唱和。唐玄宗时，随遣唐使藤原清和回国。学问僧空海，在长安三年，潜心学习，回国后采用汉字偏旁创造日本字母（片假名）。他们的事迹，被后人传为佳话。有意思的是，几年前，一块唐代墓志在西安市古玩市场被偶然发现，引起中日两国学者的关注。它记载了1300年前与遣唐使一起来到长安的日本留学生井真成的事迹。墓志的复制品送到东京，竟然吸引天皇夫妇前来一睹风采。井真成的原籍地大阪，特地在住吉神社举行“恭迎安灵”仪式，他的故乡藤井寺市则选择风水宝地把墓志永久供奉。这段中日交往的细节，引来逝者与生者的对话，令人感动之至。

733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随遣唐使入唐，邀请鉴真和尚东渡传法。鉴真经过十二年努力，第六次东渡成功，抵达日本。754年鉴真在奈良东大寺设立戒坛，为日本佛教僧徒正规受戒之始，鉴真也因而成为日本律宗始祖。他创建的唐招提寺至今依旧光彩夺目。弘扬佛法十年以后，鉴真在唐招提寺圆寂，他的雕像至今依然供奉在唐招提寺的开山堂，让后人瞻仰。

当时，和唐朝交往的国家有七十多个。唐朝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后世外国称中国人为“唐人”。北宋朱彧（yù）《萍州可谈》说“蛮夷呼中国为唐”。《明史 · 真腊传》说：“唐人者，诸蕃呼华人之称，凡海外诸国皆然。”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海外华人聚居的地方被称为“唐人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