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既不是魏晋以前汉人的简单延续，也不是胡人单向地融入汉族，而是汉胡互化产生的民族共同体。这个民族共同体在唐朝近三百年中，又继续不断地与域内和周边的胡人，以及来唐的外国人混融互化，不断汲取新鲜血液，因而更加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从而以气吞日月的磅礴声势，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刻意求新的独创精神，缔造出中华文明史上光彩夺目的高峰。

唐朝前期充满了文化宽容精神，跨越国界的贸易远远超过了汉朝的盛况，与周边及远方国家的文化交流也跃上了一个新阶段，表现出对外来文明异乎寻常的热烈欢迎。唐文化特别是盛唐文化的繁荣昌盛，离不开当时奉行立足于我、夷为我用的文化开放政策，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外来文化，为唐文化提供了融合的广度与深度，在这方面以乐舞、服饰的引进与更新最为突出。

唐初的祖孝孙融合南乐与北曲，协调“吴楚之声”和“周齐之音”，作《大唐雅乐》。唐太宗平定高昌，引进高昌乐，成为唐的十部乐，其中燕乐、清商乐是传统的雅乐、古乐，其余如龟兹乐、天竺乐、西凉乐、高昌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丽乐都是从边疆或域外引进的。开盛唐音乐风气之先的是《秦王破阵乐》，奏乐时，“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震百里，动荡山岳”。据当代学者黎虎的研究，广泛流行于中国民间的狮舞，并非出于中原本土，而来自西域，约在曹魏时传入中原。唐玄宗时的十部伎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狮舞属于立部伎中的龟兹部。龟兹虽然不是狮舞的发源地，却是西域狮舞引进中原的重要中转地。

唐玄宗是个音乐皇帝，元稹、白居易都推崇他“雅好度曲”，一生作曲制谱为盛唐之冠。他嗜好乐舞大曲及法曲，进一步吸收来自西域的胡乐，称胡部新声，加速了华夷之音的渗透与胡音唐化的步伐。唐玄宗不仅完成了佛曲的改制，而且发展为舞曲，使唐代的胡音一跃而为纯粹的唐舞。千古传颂的《霓裳羽衣曲》便是其代表作。它源于《婆罗门曲》（印度佛曲），开元间由边将引进，玄宗立足于传统的清商乐，对原曲进行改编，形成了唐乐舞的杰作。《霓裳羽衣曲》描写仙女奔向人间，把天上与人间、神话与现实融为一体，创造了格调极美的仙境，使人有亲临天宫的艺术感受。如果说从《婆罗门曲》到《霓裳羽衣曲》是唐玄宗的创作，那么从乐曲到舞蹈则要归功于杨贵妃。据舞蹈史专家的研究，杨贵妃是《霓裳羽衣曲》的编舞者。舞姿极为优美，正如白居易《霓裳羽衣歌》所描绘的那样：

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

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

烟蛾敛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

传说杨贵妃的侍女张云容，“善为霓裳舞”，贵妃赞颂备至，赠诗一首：

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

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

当时盛行来自西域的“胡舞”，舞步轻快，旋律活泼，风靡一时。例如出于西域康国的胡旋舞，以迅急旋转而著称。杨贵妃与安禄山都擅跳此舞，安禄山体重三百多斤，腹垂过膝，跳起胡旋舞来，捷如旋风。白居易《胡旋女》说：“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颇有意思的是，唐玄宗的女儿（寿安公主）的生母，是一个名叫曹野那姬的胡人女子。《新唐书》、《酉阳杂俎》、《唐语林》都记载，寿安公主为曹野那姬所生。曹野那姬是何许人呢？她很可能是开元年间西域粟特人进贡给唐玄宗的“胡旋女”，因为擅长胡旋舞而又仪态万方，为唐玄宗喜爱，生下了寿安公主。这反映了那个时代盛行的“胡风”，已然波及宫廷内部，乃至皇室的婚姻。

胡旋舞（敦煌壁画局部）

唐朝音乐舞蹈集前代之大成，并吸收西域、中亚、印度之精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敦煌莫高窟壁画反映的乐舞极多，相当部分从外国传入，如220窟的乐舞是阿弥陀净土变，所跳的胡腾舞来自中亚，天女们佩缨珞，缠飘带，上身半裸，微扭腰身，舞姿曼妙之极。莫高窟壁画所绘乐器达四十多种，打击、吹奏、弹拨、拉弦乐器种类俱全，琵琶、阮咸（弹拨乐器）、箜篌（弹拨乐器）、筚篥（簧管乐器）、埙（吹奏乐器）、羯鼓、答腊鼓等，或自古有之，或从西域传入。(www.daowen.com)

长安、洛阳等地胡风盛行，元稹有诗曰：“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盛唐引进外来文化，胡服与胡妆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这股胡化浪潮延续达半个世纪之久。天宝九载（740年），高仙芝远征中亚，传入柘枝舞，舞女服饰是“香衫窄袖裁”，入唐的胡旋舞女穿窄口裤，脚着“小头鞋履”，这更促使贵族和士民“好为胡服及胡帽”。随着“天宝末年时世妆”风行一时，时髦人士崇尚中亚的“小头鞋履窄衣裳”。唐玄宗并不停留在服饰的胡化上，进而支持胡服唐化的变革，杨贵妃喜欢“披紫绡”，其姐虢国夫人也爱穿“罗帔衫”，袒肩露颈，一变初唐宫人掩蔽全身的装束，使中原服饰趋向开放。杨贵妃有“鸳鸯并头莲锦裤袜”，又名“藕覆”，是时髦打扮，类似今日的连裤袜。一时间，从上到下，新潮服饰大为流行。

这种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胸襟与气度，是唐朝有别于其他朝代的高明之处。正如鲁迅所说：“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

唐朝是古典诗歌的繁荣时代。唐以进士科取士，作诗成为获取功名的正路。唐诗与诗赋取士同步并盛，高宗时进士科加试“杂文”（诗赋），是以诗文茂美者入选之始。中宗时进士科有策论试、经义试、诗赋试，及至盛唐诗赋取士更见推重，玄宗朝的进士及第者或位极卿相者，如苏颋（tǐng）、张说、张嘉贞、张九龄等，都是精于诗赋的。唐朝的文人几乎无一不是诗人，诗作数量之多实在惊人，清康熙时的《全唐诗》，有诗48900多首，作者达2300多人。

诗赋可以作为士子入仕的敲门砖，李白刚从四川来到京城，没有什么名气，便把自己的诗作带去晋谒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贺知章，贺知章看了他的《蜀道难》，扬眉赞道：“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于是把他推荐给玄宗，得以“供奉翰林”，从此名满天下，慕名者接踵而至，以得李白品题为进士中举之捷径。有个叫魏万的人从河南跟踪李白，奔波三千里，终于得到李白的《还山诗》一首，魏万沾李白的光，居然金榜题名。

唐朝前期的皇帝几乎都擅长诗赋，有作品传世。玄宗的祖母武则天与伯父中宗倡导宴饮赋诗，群臣应制，有时一次多至百篇。不能作应制诗，便难参与朝会。武则天本人是一个诗人、书法家。武则天的私人秘书、专掌制命实拥宰相权力的上官婉儿，是闻名的女诗人，《全唐诗》中有她的三十二首作品，五言律诗在她的倡导下，趋于定形，成为考试体裁、正统格式。通过策论入仕的高官，即使逃脱了诗赋试这一关，也难蒙混应制诗这一关，这就迫使不善诗赋的朝臣非工诗不可。

开元时期天下安定，有人写出好诗，立即四方传抄诵唱，有的还被采入乐府，名登朝廷，作诗愈加成为得名的途径，几乎全部文人都用全力作诗，大诗人接踵而出，诗人们大都得到社会的尊重和优厚的生活待遇。开元、天宝年间一切都达到极盛阶段，诗也不例外，成为唐诗的高峰，诗人辈出，而以李白、杜甫为佼佼者。

李白离蜀入长安，诗名大振，他并无官职，但士人经他品题，便能进士及第。他娶四妻，晚年又有歌妓金陵子和歌奴丹砂为伴，生活优哉游哉。他是反映道家思想的杰出诗人，追求长生不死，以仙人自诩，诗作往往飘飘欲仙，天真而放荡不羁。道家的返璞归真、师法自然、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为李白的仙气化带来了灵感，其艺术特征是内容溢出形式，不受形式的任何束缚局限，是一种还没有确定形式，无可模效的天才抒发。就此而言，盛唐乃至整个古代只出了一个李白，无人可以仿效。

杜甫和李白不一样，可学可仿，有法可循，成为唐诗的宗师，促成七律成熟，树立可供仿效的典范。他是正统儒家思想的信奉者、捍卫者，他的政治抱负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是四十岁以前应试屡次落第，四十岁以后也不过当了几回闲官散吏，一生困顿，没有“立登要路津”，当然无法“致君尧舜上”了，大抱负无法施展的矛盾成了他诗歌的丰富内容。从治乱角度来看，李白的佳作多在开元治世，杜甫的名篇则在天宝乱世，《羌村》、《北征》、《三吏》、《三别》和歌颂开元盛世的《忆昔》形成鲜明对照。儒家美学思想指导下的杜诗，以“应须饱经术”为准绳，要求形式服从内容，形式与内容严格统一，为盛唐诗歌创作的规范化、严密化奠定了基础。

书法在盛唐时代也登上了艺术的高峰。初唐书坛极力推崇王羲之的瘦硬峻峭笔法，出现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大家，都从师法王书入手，融会贯通。唐太宗激励人们学习王羲之的真、行、草书体，简化笔画，书写省力，使王书从艺术鉴赏品扩散到文牍部门，进而流布于市井社会，这是唐初简化书体的一次大普及。

及至盛唐，书法为之一变。张旭、颜真卿的书法创新，形成本朝一代新风。张旭，字伯高，吴（今江苏苏州）人。他的草书与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时称三绝，大约都以狂放恣肆为特征。张旭师法张芝的草书——“世上谓之一笔书”，推陈出新，其书法放浪恣张，乘势连笔，一气呵成，一派飞动，宛如天马行空，纵横驰骋，被誉为草圣。韩愈称赞他：“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酒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张旭对草书入迷到这种程度，因此人称“张癫”。颜真卿，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人称颜鲁公。颜真卿的书法破旧立新，融篆、隶法入行、楷，方正雄健、浑厚庄严，一扫唐前期虞、褚娟媚之习，变娟为工，易媚为拙，改瘦为肥，创造了盛唐的新书体。由于颜字立有法度，有法可循，比学王书、张草的神来之笔只可意会“不可端倪”，来得容易，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不仅终唐之世盛行不衰，而且宋元明清都奉为正统书体。

唐代画苑色彩缤纷，名家辈出，有姓名可考的画家达四百人之多，其中尤以盛唐吴道子最为出色。吴道子，又名道玄，阳翟（今河南禹县）人，曾向张旭、贺知章学习书法，后专工画。开元间被召入宫中为宫廷画师，在长安洛阳作壁画，观者如堵，声名远播。吴道子生活在文学艺术空前繁荣的盛唐，为他的艺术成就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赞扬他“古今独步，前不见顾（恺之）、陆（探微），后无来者”，他画的人物，“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苏东坡推崇吴道子的画，“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并把他与诗人杜甫、散文家韩愈、书法家颜真卿并立，反映了盛唐时代生气勃勃的艺术作风。吴画的真迹宋朝已罕见，流传至今的《送子天王图卷》、《道子墨宝》、《宝积宾伽罗佛像》，多为摹本。

盛唐社会的自由开放、放任自流，艺坛的思想奔涌、百花齐放，培育了一大批艺术天才，这个时期的诗歌、音乐、舞蹈、书法、绘画都是空前绝后的，它们交相辉映，勾勒出美妙绝伦的盛唐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