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二十年（600年）十月，隋文帝废太子杨勇，十一月立杨广为太子。仁寿四年（604年），杨广继位（隋炀帝），改年号为大业。大业前期，隋朝进入了极盛时期。

隋炀帝杨广是一位极有才华的统治者。他早年作为远征军统帅，在征服陈朝的战争中初露头角。他作为东南总管驻营江都（今扬州），在消除南朝对北朝的隔阂与偏见方面取得了成功，并且在东南地区另建一个可以取代建康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江都。江都的迅速崛起，标志着再统一的成功，在这方面，杨广本人的文化素养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喜欢读书著述，常同文人学士一起交流，任扬州总管时，网罗王府学士近百人，从事文化工作，一直到他即帝位的近二十年间，编纂著述未尝稍停，共成书一百三十一部，一万七千多卷。杨广擅长诗文，堪称有成就的诗人和独具风格的散文家，颇为自负。他爱好图书字画，西京长安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营建东都洛阳后，又命秘书监挑选三万七千多卷移至东都洛阳修文殿，另写副本五十套，分别送至西京、东都的宫廷官署，显示了统一王朝在文治方面的雍容大度。

隋炀帝从他父亲手中继承了一个统一和繁荣的帝国，倾全力于巩固帝国版图与扩大帝国影响，为此采取一系列举措。

（一）营建东都洛阳。隋文帝以汉朝古都长安为首都，在这块古老而破落的土地上重新建造一个硕大无比的大兴城，是世界罕见的都城。但是要由它来控制统一帝国，似乎有鞭长莫及之感。隋炀帝即位后，决定从长安迁都洛阳。迁都洛阳的主要原因是以洛阳为中心最便于控制全国，因为它是水陆运输的自然中心、储藏与转运物资的枢纽，以后成为沟通南北的大运河的交汇点与辐射点，便显示了它的这一优越性。洛阳因此成为隋朝最大的商业城市，有东市（丰都市）、南市（大同市）、北市（通远市）等商业区，如丰都市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市上“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唐朝在将近三百年间也以洛阳为东都，更加证明营建东都洛阳在当时不失为一个明智远见之举。

（二）开凿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运河的开凿从隋文帝时代已经开始，开皇四年（584年），从潼关到长安，引渭水开凿广通渠，便利漕运，以充实京师仓廪；开皇七年，在扬州开山阳渎，为伐陈作准备。不过这些小规模运河对于统一大帝国而言，显然是不相称的。隋炀帝从大业元年（605年）到大业六年连续开凿了四条以洛阳为中心贯通全国的大运河：

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入黄河，自黄河（板渚）入汴水，引汴水达淮水（盱眙）；

邗沟——自山阳（淮安）至于江都（扬州），入长江；

江南河——自京口（镇江）至余杭（杭州）；

永济渠——引沁水至黄河，东入卫河，北至涿郡（北京西南）。

运河的开凿，把由西向东的五大水系——沽水（海河）、河水（黄河）、淮水（淮河）、江水（长江）、浙江（钱塘江）加以贯通，形成了南北向的人造运河与东西向的自然河流相互连接的水运体系，对于加强历经数百年开发已成为全国经济重心的江淮、江南地区的联系，加强北方边防的控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一运河网络把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和今北京附近地区连成一体，从而使隋朝能够以南方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供养宏大的都城长安、洛阳，并给北方边境提供战略后勤保障，为南北的统一提供了具体而坚实的物质基础。

隋运河图

（三）经营西域。北朝胡人的统治给中国带来新的血液与尚武精神，刺激新王朝的开疆拓土精神。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派吏部侍郎裴矩驻扎张掖，负责西域事务。裴矩根据见闻写成《西域图记》三卷，介绍西域政治、经济、交通情况，指出北道出伊吾（哈密），中道出高昌（吐鲁番），南道出鄯善（若羌），作为西域门户的重要地位，描述了四十多个地区的特点与贸易路线，希望利用隋朝的财富和威望尽量争取这些地区臣服。大业五年，隋炀帝亲自领兵击败吐谷浑，在今青海及新疆一带设置西海（治伏俟城，今青海湖西端）、河源（治赤水，今青海兴海县东南）、鄯善（今新疆若羌）、且末（今新疆且末南）四郡。原来受突厥控制的伊吾吐屯设内附，在其地设置伊吾郡。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国王伯雅到张掖朝见隋炀帝。这样，通往西域的南、中、北三道的门户全在隋朝掌握之中。当年六月，隋炀帝在巡游用的“观风行殿”（下有车轮的巨型活动房屋）上设宴招待伊吾吐屯设、高昌王和其他来朝的各族首领三十多人。(www.daowen.com)

经过文帝、炀帝两代的发展，隋朝呈现出一派富庶强盛之势。人们或许会因为隋二世而亡，国祚短促，而断定它既贫且弱，其实不然。隋的“国富”历来为传统史家所津津乐道，最有代表性的要数马端临《文献通考》所说“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隋炀积米其多至二千六百余万石”。马端临并未夸大其词。隋文帝在卫州（今河南汲县）置黎阳仓，洛州（洛阳）置河阳仓，陕州（今河南陕县）置常平仓，华州（今陕西华阴）置广通仓，屯储从各地运来的粮食物资。隋炀帝又在洛阳附近置洛口（兴洛）仓及回洛仓。洛口仓周围二十多里，有三千个地窖，每窖可藏粮八千石；回洛仓周围十里，有三百个地窖，每窖可藏粮八千石。仅此两仓所储粮食即达二千六百多万石，此外太仓、永丰仓、太原仓所储粮食也在数百万石以上，各地遍布的以积谷备荒为职责的义仓（社仓）也储存不少粮食。长安、洛阳、太原等地的仓库中还储存了几千万匹布帛。到唐朝初年，这些仓库中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尽，如并州（太原）在隋亡后第四年还存放十万匹布帛，以及可供几万军队吃十年的粮食；长安的储藏直到贞观十一年（637年）还没有用完。

隋何以能在短期内迅速致富，原因也许是复杂的，不过以下几方面显然最值得重视。其一，北魏至北齐、北周时期均田制的实施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它不仅使农业劳动者固着于土地，而且牛耕也获得明显的进展。均田令规定耕牛可以受田，刺激了农家饲养耕牛、使用牛耕的积极性。牛耕的发展又促进了农具的一系列革新，形成了牛耕的完整体系：犁、耙、耢、耧犁、锋、耩，出现了“具牛”的耕作形式，一具牛“两个月秋耕，计得小亩三顷”。在中国农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齐民要术》一书的问世，本身就意味着北方农业生产已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其二，“大索貌阅”和输籍之法的实行，使魏晋以来大族荫庇的民户成为编户齐民，政府直接控制的纳税人口和纳税耕地骤然增加。隋取代北周时，在籍民户450万户，大业二年（606年）增至800万户；开皇九年（589年）耕地近2亿亩，大业五年（609年）增至5亿多亩。杜佑在《通典》中说，隋朝的繁盛是由于实行了输籍之法，每年几百万匹绢帛大都由关东地区提供，而关东地区编户的增多，为绢帛粮食征收提供了更多的来源，是“库藏皆满”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三，江淮以南经过三国以来几百年的发展，逐渐成为经济重心，南朝宋时，江淮以南已呈现富庶景象：“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数郡忘饥”，“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大运河的开凿，把政治中心长安、洛阳与江淮以南财富之地联系起来，在转输物资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通典》说：“西通河洛，南达于淮”；“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皮日休《汴河铭》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运河保证隋朝能获取最富饶地区的资源，其后唐朝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一运河体系。

既然“古今国计之富莫如隋”，那么为何隋朝只存在了三十七年便灭亡呢？古往今来的史家都在探究其中的奥秘。

值得注意的是，隋的国富，一方面固然反映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统治者面对经济的发展而忘乎所以，推行过分聚敛财富的政策。这种聚敛财富的政策忽视藏富于民而只注意藏富于国，形成了“国富民穷”的虚假富庶景象。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大旱，百姓以豆屑杂糠充饥，政府“不怜百姓而惜仓库”，为了聚敛财富而不顾百姓死活，便是典型的事例。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总结历史经验，十分反对国家聚敛财富，而主张“藏富于民”。他说：“财散则民聚”，“财聚则民散”；“大损于国者”，“莫甚于聚财于天子”；“聚钱布金银于上者，其民贫，其国危；聚五谷于上者，其民死，其国速亡”。这是很精辟的见解，从中也揭示了隋虽富而短命的道理——国富民穷，基础是脆弱的，一旦动乱，立刻崩溃。何况隋炀帝自恃国富而滥用民力，加速了崩溃的进程。《隋书》说：“（炀帝）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怨，以怒兴师，若此而不亡，自古未之闻也。”

隋炀帝这个人自负才学比别人高，刚愎自用，从来听不得批评，容不得不同意见。隋炀帝刚愎自用的最大危害，是好大喜功，炫耀国威，滥用民力。营建东都洛阳本是好事，但为了满足其追求豪华奢侈的虚荣心，每月役使丁男多达二百万人，从江南征调木、石、花、草、禽、兽，运至洛阳，布置宫苑。所造西苑，周围长达二百里，极尽奢华之能事，炀帝月夜骑马带宫女数千人游玩。开凿大运河本是好事，但为了满足其对江南富庶生活的向往，他率一二十万人出游江都，乘坐四层龙舟，背纤的壮丁多至八万余人，船队数千艘前后相接，长达二百多里。所到之处，五百里内百姓得贡献食物。到了江都，每次出游的仪仗队长达二十多里。经营西域本是好事，但为了炫耀国威邀请西域各国前往洛阳，沿途郡县对国宾招待备至，耗费巨资，无所顾惜。正如范文澜所说，大业六年（610年）炀帝在洛阳接见西域各国使节和商人，正月十五夜，在皇城端门外大街上设置规模巨大的戏场，演出百戏，戏场周围灯火辉煌，如同白昼。这种盛大的招待国宾的文娱活动持续了半个月。外宾在市肆上吃喝不必付钱，还夸耀说：中国富饶，酒食照例不要钱。

炫耀国威、滥用民力的最大危害是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其中最突出的是攻打高句丽。高句丽的统治者高汤，北周武帝封为东郡公、辽东王，隋文帝封为高丽王，视为藩属。7世纪初，高丽国占有今辽河东部和朝鲜半岛北部，国都平壤，朝鲜半岛的西南部是百济，东南部是新罗。隋朝建立后，东、北亚的国际关系发生了变化，隋和高句丽的关系由以前名义上的关系向实质性的君臣关系过渡，隋远征高句丽就出现在国际关系这种大转变的背景之下。

隋文帝晚年就已表现出开疆拓土的愿望，开皇十八年（598年）出兵高句丽，就是这种扩张主义的集中体现。隋炀帝侵略高句丽，是文帝开疆拓土方针的继承与发展。本来炀帝出兵高句丽是为了挽回文帝兵败高句丽的面子，结果适得其反，大业八年（612年）隋朝大军在炀帝率领下分水陆两路进攻高句丽，渡过鸭绿江的隋军主力三十万，在萨水（清川江）大败，逃回辽东城（今辽阳）只剩下三千七百人，进攻平壤的四万水军也全军覆没。炀帝恼羞成怒，不顾一切地再次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终于酿成不可收拾的后果。大业九年（613年）炀帝下诏大规模征兵，发动第二次侵略高句丽的战争，适逢农民起义和贵族杨玄感兵变，半途而废。次年发动了第三次侵略高句丽的战争。当时农民起义蓬勃发展，被征调的军队多失期不至，困难重重。炀帝一意孤行，总算捞回了一点面子：在高句丽国王求和的情况下，班师回朝。然而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真所谓“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使正在振兴的社会很快濒于绝境，特别是山东、河北、河南和江淮一带，受破坏更甚：“黄河以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

齐郡邹平（今山东邹平县）人王薄聚众占据长白山（今山东长山县），自称知世郎，作“无向辽东浪死歌”，利用百姓的反战情绪号召起义：“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几年之间，各地大小起义军增至一百三十多支，义军人数达三四百万，隋王朝土崩瓦解了。618年，禁军将军宇文化及发动兵变，在江都拿获隋炀帝，指责他轻动干戈、游玩不息、穷奢极欲、专任奸邪、拒听忠言、使万民失业死亡沟壑等罪状，把他处死。

从581年到618年，仅三十七年，隋朝在历史上匆匆一现迅即消逝。何以隋朝在经济发展、府库充实、国力强盛的鼎盛时代，会猝然灭亡呢？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教训，而隋炀帝“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则是最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