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八王之乱以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纷纷建立割据政权,中原陷入分裂状态,直到北魏统一,长达一百三四十年间,历史上称为五胡十六国时期(304—439年)。
“五胡”即五个“骑马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十六国”即这些骑马民族与汉族建立的政权:汉(其后是前赵)、后赵、前燕、成汉、前凉、前秦、后秦、后燕、西秦、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南燕、北燕、夏。
匈奴人建立的有汉(前赵)、北凉、夏;
鲜卑人建立的有前燕、后燕、南燕、南凉、西秦;
羯人建立的有后赵;
氐人建立的有前秦、后凉;
羌人建立的有后秦;
汉人建立的有前凉、西凉、北燕。
五胡十六国,从表象上看是一个大分裂大动乱时期,深入探究起来,它其实应该说是由分裂走向再统一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第一次统一是后赵石勒实现的,他统一了除辽西的前燕和凉州的前凉之外的北方地区,是北方短期的小统一。石勒在河北地区劝课农桑,恢复经济,建立学校,发展文化,都很有成效。第二次是前秦苻坚统一了整个北方,是北方短期的大统一。《晋书 · 苻坚载记》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出现了一片升平景象。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北方出现了更大的分裂局面。但是由于长期的民族融合,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的同步进行,终于走向了北魏的第三次统一北方。
从这一视角观察历史,这一时期最值得称道的就是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即汉胡互化。
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入居汉族农业区的过程是一个逐步汉化的过程,从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南匈奴开始入居山西,到西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年)匈奴部众的南迁过程持续了二百多年,匈奴逐步汉化。最突出的例子是刘渊——匈奴族政权汉的建立者。大约在曹操的晚年,匈奴贵族便因上代是汉朝皇帝的外孙,而改姓刘。刘渊在学习汉族传统文化方面很下功夫,师事上党崔游,学《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其爱好《春秋左氏传》。据说他能背诵孙、吴兵法,《史记》、《汉书》、诸子百家无不综览,自命为汉初辩士随何、陆贾与名将周勃、灌婴四人才略抱负集于一身。304年他起兵反晋,为了争取汉人支持,宣称自己是“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因此他立国号为汉,自称汉王,追尊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刘渊即汉王位后,任用他的儒学老师上党崔游为御史大夫。由此不难看出十六国的第一个政权建立者刘渊汉化程度之深。汉后来演化为赵,史称前赵。前赵的刘曜沿用刘渊之子刘聪的胡汉分治之制,他以皇帝的身份直接治理汉人,让其子刘胤以大单于(匈奴首领的称号)的身份治理本族,刘曜任命一批关中士族出任高官,又在长安设立太学和小学,招收匈奴、汉人子弟,年二十五岁以下、十三岁以上素质较好者一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者为老师,悉心培养。
敦煌壁画所见汉化胡人
羯人石勒脱离前赵,建立后赵。石勒汉化程度也很深,他认识到羯人力量有限,要巩固后赵必须争取汉人合作,尽量利用汉人的治理方略。他重用“博涉经史”的汉人张宾为谋主,言听计从,显示了很高的汉文化水平,他下令胡人不准欺凌衣冠华族(汉人),派人到各地劝课农桑;他不识字,却喜欢听人讲书、诵读史书,从中引以为鉴,虽在军旅戎马倥偬之中,也不稍懈怠;他设立太学和郡国学,培养包括胡羯将领子弟在内的人才;还立了秀才、孝廉试经之制,提倡儒学。
进入中原的氐族也深受汉文明的影响,前秦的苻坚即位后,重用汉族寒门士人王猛,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文化,对王猛主张“宰宁国以礼,治乱邦以法”,十分欣赏。他广修学宫,亲临太学考试学生经义优劣,奖励儒生,以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他对博士王寔说:朕一月之内三次亲临太学,发现人才,躬亲奖励,目的在于,不使周公、孔子的微言大义在我手里失传,是不是可以追上汉武帝、汉光武帝了?王寔回答:陛下神武,拨乱反正,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汉武帝、汉光武帝何足道哉!
建立后秦的羌族,在关中与汉族长期杂居相处,姚苌起兵时得到汉人支持,后秦政权一建立就采用汉制。姚兴继位后,多方笼络汉族士人,延揽名儒到长安讲学,生徒多至万余;又经常和名儒们“讲论道艺,错综名理”。姚兴还招致龟兹高僧鸠摩罗什传播佛教、翻译佛经,并与鸠摩罗什互相考校佛经,佛教因此大为流行。在姚兴治理下,后秦一度强盛,曾控制西起河西走廊东至兖州、徐州等地。
何兹全说:西晋末年,随着士族上层的渡江,装在他们头脑里的玄学也被带过江去,原先影响甚微的经学士族留在北方,他们保持着汉朝讲经学重礼仪的旧传统。而胡族政权武力占据北方,要立国中原,必须熟悉儒学传统,崇尚中原文化,以汉法治汉人。胡族君主与汉人士族在这种背景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儒学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与同化作用。
以往史家把十六国的建立归咎为“五胡乱华”,显然是皮相之见。十六国的出现是北方民族大批入居内地,与汉族长期融合的结果。胡人的汉化与汉人的胡化是同步进行的。(www.daowen.com)
十六国时期,随着骑马民族的南下,把畜牧及其他生产技术带到了中原地区。据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牛、马、骡、羊等牲畜饲养、役使方法,以及兽医术、相马术、畜产品加工术,如制作毛毡、奶酪、油酥,逐步为汉人所接受。鲜卑人叱干阿利制造“百炼钢刀”,有龙雀大环,称为“大夏龙雀”,十分锋利。匈奴人綦母怀文制造的“宿铁刀”,是“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刚(钢),以柔铁为刀脊,溶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锋利无比,据说后世制作钢刀乃其遗法。
随着胡汉杂居,大量胡物胡俗在中原推广。如胡床自北而南广为流行,促使高足家具的出现,改变了过去席地而坐的习惯。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变化。汉代以前中原人民习惯于席地而坐,即跪坐;若双脚前伸,叫作“箕踞”,是极不恭敬的失礼行为。引进了称为“胡床”的椅子,人们才逐渐改变席地而坐的习惯。《后汉书 · 五行志》说:“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民风为之一变,这其中就包括“胡床”与“胡坐”。近代以来在罗布泊、尼雅等遗址,发现了汉晋时期雕有犍陀罗纹样的椅子,就是所谓“胡床”。以后“胡床”不断演化,有了各种各样的名称:绳床、交椅、交床、逍遥座、折背样、倚床等。
《齐民要术》中所记的胡物有胡饼、胡椒酒(筚拨酒)、胡饭、胡羹、羌煮等。汉人逐步采用烧烤兽肉、用毡包头、用奶酪为饮料的胡人习俗。
胡歌、胡乐、胡舞、胡戏的流行,给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和色彩。北方汉族子弟学习胡语成为当时的时髦之举,久而久之,北方汉语中杂有“胡虏”之音。著名的《敕勒歌》唱道:
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据《乐府广题》记载,这首民歌是东魏时敕勒人斛律金奉高欢之命而唱的,“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语(汉语),故其长短不齐”。斛律金是敕勒斛律部人,该族早先说敕勒语,这首民歌早已广为流传,提炼加工而成《敕勒歌》,斛律金把它译成汉语唱出来,其中充满了民族融合的历史沧桑感。
胡乐对中原音乐有深远的影响,胡笳、羌笛、琵琶的广为流行,与民族大迁徙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民族大迁徙,漠北、西域以及其他边远地区音乐大量输入,鲜卑、吐谷浑、步落稽、高丽、龟兹、疏勒、西凉、高昌、康国、天竺等地的音乐,与中原汉族音乐交融汇合,使传统音乐更趋丰富多彩。西晋后期,天竺国送给凉州刺史张轨乐工二十二人,乐器一部,其中有笛子、琵琶、箜篌、五弦、铜鼓、皮鼓等,还带来了天竺调。前秦末年,吕光远征西域,又获得筚篥、腰鼓、答腊鼓,以及龟兹乐曲。人们不难从中窥知,当年中原胡歌、胡乐盛行的斑斓景象。
胡人顶杆杂技俑
汉胡互化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缩小了民族差异,为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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