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王导，很早就看出中原的政治危机，劝琅邪王司马睿移镇江南，这是日后晋朝以东晋的形式中兴的关键之举。王导以分享政权的代价使江南吴人能够接纳南下的中原士人，又使南下的中原士人消除惶恐不安的心情在江南安顿下来。东晋设置了所谓“侨州郡”，来安置从中原南下的“侨人”，让他们占山占水而不必承担赋役，成为有别于土著编户的特权阶层。东晋之所以能立国，可以说全靠南下的中原门第，即琅邪临沂王氏、颍川鄢陵庾氏、谯国龙亢桓氏、陈郡阳夏谢氏四大家族。然而，南下的北方士族门第之家在取得了种种特权之后，逐渐忘却了自己的责任与义务，满足于偏安，逍遥度日。

东晋与先前的孙吴，都偏安于江南，但国策截然不同。吴国不愿归附于曹魏，也不奢望兼并蜀汉，但求割据江南，此一国策直至亡国未变。东晋则自命为中国的正统继承者，绝不承认别的王朝与它并驾齐驱，但是事实上它们存在着，不过东晋皇帝把它们视作“僭”、“伪”，非正统。因此东晋的国策别无选择，只能是北伐，以期光复，显示其正统地位。然而这近乎痴人说梦，东晋社会缺乏光复的坚实基础与动力。

一方面，江南的士族在孙吴灭亡后，依然拥有雄厚的政治、经济实力，他们对南迁的西晋宗室很冷淡，在北方南下士族王导等的精心策划下，才拉拢了一批江南士族的支持。这批南方士族在东晋偏安政权中分享到部分权力与光荣，得到事实上的独立，他们对于北伐与光复没有多大兴趣。

另一方面，追随西晋宗室南下的北方人民希望东晋能尽快北伐，收复故土，但掌权的北方士族到了富庶繁华的江南后，沉醉于骄奢淫逸的生活，并不打算有什么作为。上流社会中洋溢着醉生梦死的气氛和靡靡之音，男人崇尚化妆，文人竞相写作骈俪对偶、空洞无物的文章，毫无风骨可言，从此开创了所谓“六朝金粉”的社会氛围。这种绝望颓废的风气后来为南朝所继承与发展。在这种背景之下，要想由正统的东晋来统一全国，几乎是幻想。

东晋时代有过几次北伐，都以失败而告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首先北伐的是祖逖（tì）。他本是范阳郡遒县（今河北易县东）人，在洛阳做官，洛阳沦陷后，率宗族部曲南下，寄居于京口（今江苏镇江）。建兴元年（313年）他率众渡江，在江中击楫发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晋元帝司马睿只给了他一些粮食、布匹，没有给他武器装备，让他自己去招兵买马，根本就没有诚意，也没有什么期望。祖逖在淮阴打造兵器、招募士兵，在北方汉族堡坞武装的支持下，打了一些胜仗，收复了黄河以南大片土地。当“光复”已初露希望时，晋元帝却患得患失，怕他势力太大难于控制，派戴渊总领北方六州军事，钳制他的北伐。致使祖逖于大兴四年（321年）忧愤而死，北伐半途而废，收复的土地又相继丢失。(www.daowen.com)

第二个打算北伐的是庾亮。他是东晋皇室的外戚，晋成帝即位后，利用外戚地位当政，与南下的北方士族王导、王敦为代表的王氏势力争权夺利。当时社会上流行“王与马（司马氏），共天下”的说法，东晋皇室对王氏颇为不满。庾亮企图排斥王氏势力，想借北伐树立自己的威信，扩大势力。咸康五年（339年）镇守荆州的庾亮请求北伐，由于内部矛盾重重，未能实现。庾亮死后，其弟庾翼调兵遣将，打算北伐，迫于内部牵制，只得作罢。

第三个进行北伐的是桓温。桓温是东晋少有的名将，他任荆州刺史时，率军攻入成都，消灭了成汉政权，一时威名大扬。东晋朝廷为了抑制他，派外戚褚裒（póu）带兵掣肘；桓温多次提请北伐，都不予准许，却派清谈家殷浩贸然出师，一触即败，全军覆没。于是才有了桓温的北伐。永和十年（354年）桓温率军由江陵出发进攻关中，很快进抵长安附近，由于给养供不上，只得退兵。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温第二次北伐，收复了洛阳，他上书晋哀帝，希望迁都洛阳，再图进取。但东晋的上层分子久已安于江南的奢侈生活，根本无意迁回北方。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次北伐的失败，便是注定了的。从桓温上疏请求北伐到第三次北伐失败，经历了二十年，终于一事无成，并非对手太强大，而是东晋当局千方百计处处掣肘，怕桓温因此而尾大不掉，会危及他们偏安江南的既得利益。无怪乎桓温要“泫然流泪”了。

历史远比这复杂得多。桓温的崛起是由于军权的膨胀，其兵力来源一是徐州方面郗氏部队，郗超欲拥立桓温为帝，便把郗氏部队拱手相让；二是荆州方面庾亮、庾翼的部队。桓温北伐业绩虽辉煌，但心术可疑，名为北伐，实乃凭借军力以树己威，为篡位奠基，王猛在关中与他扪虱而谈时识破其心计。桓玄终于继承父志走上篡位道路，以身败名裂而告终。刘裕不但击灭了桓玄，而且北伐业绩更胜于桓温一筹，入川、克陕、灭南燕，创造了东晋北进的新记录，然而这一切都是在为篡位作准备，所不同的是他竟然成功了。

东晋北伐的几度失败，诱使已经统一北方的氐族政权——前秦的苻（fú）坚发兵南下，打算一举消灭东晋。383年，苻坚发兵九十万（到达前线的只有二十五万），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东晋方面谢石、谢玄只有八万军队迎击。然而奇迹出现了：晋军在淮水与洛涧交会处的洛口大破秦军前哨，乘胜前进，苻坚登寿阳城瞭望，见晋军阵势严整，前方的八公山上草木皆兵。先前口出狂言——投鞭可以断流，此时士气顿消。晋军进至淝水，要求秦军后退，以便渡河决战，苻坚企图乘晋军渡河时攻其不备，不料一退便不可止，兵败如山倒。淝水之战，晋军以少胜多，不但抵挡了前秦咄咄逼人的南下之势，而且一战而使前秦土崩瓦解。当时形势对东晋很有利，如乘胜北伐，收复中原并非无望。但东晋统治者忙于内部争权夺利，对“光复”毫无兴趣，谢石、谢玄也志在保全东晋，并无北伐的雄心壮志。

东晋从建立到灭亡的百年间，始终以政治舆论上的北伐高调掩盖其甘心偏安之实际。到后来，干脆连北伐的高调也不愿再唱下去了。然而，偏安于江南一隅的东晋王朝的国祚，居然能够绵延将近一个世纪，原因何在？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然东晋犹能享国八九十年，则犹赖大臣辅相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