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220年，曹操之子曹丕打着“禅让”的幌子，逼汉献帝让位，自己称帝（魏文帝）。没有料到过了四十五年，在266年，司马炎重演曹丕代汉的“禅让”故事，废魏元帝曹奂，自立为帝（晋武帝）。那些野心勃勃的权臣，既想篡位，又想逃避篡位的恶名，于是便上演“禅让”的闹剧：迫使皇帝主动让位，自己假惺惺推却一番，篡位终于美化成为禅让，双方都成为尧舜般的圣君。曹丕代汉便是如此，“汉魏故事”成了禅让的代名词。司马炎代魏，是“汉魏故事”的第一次翻版。

而奠定这后一次“禅让”基础的人物，便是司马懿。司马懿，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以其多谋略，善权变，颇为曹丕所信重。曹丕死，子曹睿继位，是为明帝。此人荒淫无耻，一点也不具备祖父、父亲的才干，受遗诏辅政的司马懿乘机专权。

司马氏是有名的世家大族，世代做东汉的将军、太守。司马懿则是一个极富谋略的能人，在对蜀、吴的战争中树立了声望。明帝临死前托孤，要宗室曹爽与司马懿一起辅佐八岁的曹芳。曹爽怕司马懿权重难以控制，削夺其兵权，把他由太尉调为太傅。司马懿装病闭门不出，暗中窥测时机，乘曹芳、曹爽出城上坟之机，发动政变，把曹氏兄弟及重要官员一网打尽。从此魏国的权力完全落入司马氏手中，魏帝成了司马懿、司马师父子任意摆布的傀儡。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掌权，曹芳想剥夺司马师之权，反被司马师废掉，另立曹髦为帝。司马师死，其弟司马昭执政。曹髦不甘心受挟制，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发兵攻司马昭，结果被杀身死。司马昭另立曹奂为傀儡皇帝。魏国的曹氏政权实际已成为司马氏政权。

南朝墓室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修复图）

263年，司马昭派邓艾、钟会、诸葛绪分兵三路大举攻蜀汉。蜀汉方面毫无防御准备，文臣武将束手无策，后主刘禅采纳光禄大夫谯周的建议，向魏国投降，蜀汉政权至此灭亡。

司马昭灭汉后，加紧了废魏的进程。那时不少基于正统观念的士人都对司马氏的政治野心极为反感，又怕遭杀身之祸，不得已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以逃避现实，明哲保身。所谓“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阮咸、向秀、王戎、刘伶，便是其代表人物。他们有的崇尚虚无，轻视礼法；有的纵酒昏睡，放浪形骸。表面看来非常清高洒脱，内心却极其痛苦。司马氏分化瓦解，软硬兼施，要他们公开表示合作的政治姿态，山涛、阮籍、向秀等人不得不先后顺从司马氏。山涛在曹爽被杀后，隐居不出，在司马氏的压力下只得出来做官；阮籍生性高傲，放荡不羁，为了保全自己，故意装作“不与世事”，终日酗酒，无奈司马氏软硬兼施之下，违心地写了“劝进表”，替司马昭歌功颂德。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然不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嵇则丧命于司马氏之手（嵇康因为与曹氏宗室联姻，不肯倒向司马氏）。山涛引荐他出来做官，他愤然写了一封绝交信，怒斥山涛，拒不接受：“但欲守陋巷，教养子孙，时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意毕矣。”司马昭捏造了罪名，把他杀死。嵇康死时才四十岁，临刑时还弹了一曲《广陵散》。原先曾和嵇康一起打铁（避祸的幌子）的向秀，见嵇康被杀，无可奈何地前往洛阳投靠司马昭。

司马昭苦心经营，取魏而代之的条件成熟了。265年司马昭死，其子司马炎重演曹丕代汉的“禅让”故事，废魏帝曹奂，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晋，史称西晋。晋武帝司马炎并不以取代魏国为满足，他要统一全国。279年他分兵六路大举攻吴，益州刺史王濬率水师顺流而下。此时的吴国在孙权之孙孙皓统治下，早已成强弩之末，根本不堪一击。次年，晋军攻下建业，孙皓投降，吴国灭亡。刘禹锡有诗曰：“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三国鼎立的局面至此终于被统一的西晋王朝所代替。

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董卓之乱以后出现的分裂割据，延续了整整90年（190—280年），至此又重新归于统一。然而这种统一是短暂的，到晋武帝的儿子惠帝统治的晚年，爆发了“八王之乱”，统一局面再次崩溃，北方又陷入了分裂割据之中。

统一之所以不能持久，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从客观方面看，分裂的危机并没有消失，或者说统一的社会基础还不成熟，条件还不具备。曹氏代汉，司马氏代魏，固然避免了全面崩溃的危险，但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并没有矫正，社会依然是不安定的。(www.daowen.com)

景元四年（263年），平蜀后魏蜀合计户数仅90多万，当时食禄复除的特权阶层为数不少，实际上政府所能控制的不过50万户左右，连汉朝一个大郡的户数都不到。太康元年（280年）灭吴后，西晋全国编户不到250万，比三国时有所增加，但与汉朝相比少得多了。为了使国家控制的户口与耕地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西晋王朝实施了劝课农桑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动员人民开垦荒地，增加生产，在此基础上使户口逐渐增多，于是就形成了所谓“课田”制度。

课田的原则，在此以前的曹魏屯田中已有体现，淮南淮北的屯田，规定每个劳动力课田五十亩。这意味着在当时条件下一个劳动力可以耕种的标准面积。西晋政府在公布占田限额的同时，规定丁男课田五十亩，次丁男课田二十五亩，丁女课田二十亩，显然是一种历史的传承。与课田相联系的田租（四斛）、户调（绢三匹、绵三斤）当然也是这一传承的产物。那就是说，丁男之户必须耕种五十亩土地，并课取与五十亩土地相对应的田租、户调，如怠惰不勤，耕种不足五十亩，也得课取五十亩土地的田租、户调。

与课田令同时颁布的占田令，与劝农课耕的本意相抵消，甚至化为乌有。占田令规定国王公侯可占近郊田，大国五十顷，次国十顷，小国七顷，此外还规定品官各以贵贱占田，一品占田五十顷，二品占四十五顷，依次递减至九品十顷。占田令不仅没有限制他们的经济势力，反而助长了他们的势力继续膨胀。占田令名义上也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一人占田三十亩，在世家大族普遍占田逾制的情况下，那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只是纸面上的规定，实际上是否占有那么多土地，政府并不负责。因此按课田五十亩确定的田租（四斛）、户调（绢三匹、绵三斤），对于普通农户而言便是一种过于沉重的负担。西晋的土地问题较之王莽时代、东汉时代更加严重了，华北地区表面的平静之下掩盖着潜在的危机。

从主观方面看，以司马氏为首的西晋统治集团，贪婪、荒淫、奢侈，野心勃勃又糜烂透顶，重建的统一局面迟早要败坏在他们自己手上。晋武帝已有宫女数千，灭吴后又选取江南美女五千放入后宫。他的大臣都是贪鄙而矫情的两面派伪君子，一面自恃清高，轻视商人，一面却唯利是图，贪得无厌。司徒王戎身居三公之高位，暗中还做生意，种李子出卖，又唯恐买者得到好种，钻破李核才拿去上市。荆州刺史石崇靠劫夺行旅客商而成暴发户，晋武帝的舅父王恺见了眼红心嫉，要同石崇斗富比奢。王恺用麦芽糖洗锅，石崇用石蜡当柴烧，王恺用紫丝布做成四十里的步障（用以遮蔽风尘与视线的屏风），石崇用锦做步障长达五十里；王恺拿出晋武帝赏赐的二尺高的珊瑚来炫耀，石崇不屑一顾地把它敲碎，拿出六七个三四尺高的珊瑚让王恺挑选。晋武帝死，儿子惠帝继位。惠帝司马衷是个白痴，除了享乐，什么都不懂。天下饥荒，有人告诉他百姓饿死很多，他竟反问：“何不食肉糜？”素质如此卑劣低下的统治者如何能统一天下？

果然，晋惠帝时矛盾终于激化了。祸根是晋武帝种下的，他为了保持司马氏的一统天下，恢复古代的封建制，封建司马氏宗室二十七人为王。这些王公贵族都是野心家，只考虑小集团利益，置国家社会于不顾，网罗党羽，扩充军队，闹独立，搞割据。白痴皇帝司马衷刚一上台，就爆发了司马氏家族的大内讧：汝南王、楚王、赵王、齐王、长沙王、成都王、河间王、东海王为了争夺中央政权互相刀兵相见，演出了一场持续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291—306年），又把中原地区引入了分裂割据之中。诸王在混战中利用北方民族参加内战，使匈奴、羯等族武装力量长驱直入中原，从此乱上加乱，北方地区出现了空前的大动乱。

北方大动乱，人民大批渡江南下。当时掌握朝廷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派琅邪王司马睿到建邺（南京）作镇抚南方的工作。此时匈奴人建立的汉国派兵攻入洛阳，俘虏西晋的第三个皇帝——怀帝司马炽，不久又攻入长安，俘虏了西晋的第四个皇帝——愍帝司马邺。司马懿的曾孙司马睿便于317年在建邺称帝——晋元帝，建立偏安于江南的政权，延续晋的正统，史称东晋。

西晋虽然在历史上存在了半个世纪，但真正的统一局面只不过十年而已，短促得如同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