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的政治家首推曹操。过去的传统史家,把分裂与篡夺的罪名委之于他,虽然不能说毫无根据,但失之片面。其实曹操是主张统一的,他活着时始终不敢称帝,他死后儿子称帝,引起刘备、孙权相继称帝,复兴汉室终于成为泡影。
舞台上的曹操与历史上的曹操存在着极大的距离,甚至强烈的反差。这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是小传统与大传统的区别。民间传说、小说、戏曲反映了小传统,包含着狭隘的正统论;大传统则是主流的意识形态,是功过是非的客观评说。鲁迅曾经说过,曹操其实是很有本事的,至少我很佩服他。这就是从大传统来观察的结果。
曹操(155—220年)字孟德,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州)人。他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灵帝时任太尉(国防部长)。曹操的这种出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父亲身居显要之位,使他从小就接触社会上层,眼界开阔;另一方面,祖父是宦官,父亲“莫能审其生出本末”,是个来历不明的人,“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曾斥责曹嵩是“乞丐携养”,曹操是“赘阉遗丑”,因而受到社会名流的轻视,名士们始终瞧不起他。
曹操生性机警狡谲,有权术而又任侠放荡,从小到老,一直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他的儿子曹丕说他“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他特别爱好兵法,曾注《孙子兵法》,他的《孙子兵法注》是今存第一个注本;此外另著兵书十万余言,“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他兼具政治家、军事家的素质,早年默默无闻,经过有影响的大人物、太尉桥玄引荐,得到了名士许劭的赞誉:“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亦作“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与太学生首领郭泰齐名的许劭专门品评人物,是“月旦评”的主持人,在当时很有影响。许劭对曹操的评语是“乱世之英雄”,李膺的儿子李瓒也说“天下英雄无过曹操”。按当时人的理解,所谓英雄是指:“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即“文武茂异”。曹操善于用人,唯才是举,知人善任。他反对当时征辟察举注重所谓名节德行、家世声望的陈规陋习,只要有真才实学,什么人都可以用。他的一些主要将领,或者提拔于行伍之间,或者发现于俘虏之中。曹操的将领基本来自扬州的丹阳、兖州的泰山以及河北的并、冀两州,以富于战斗力著称于世,手下五员名将(于禁、张辽、乐进、张郃、徐晃)也来自这些地区。他多次发布求贤诏令,强调要把那些有治国用兵之术的能人选拔出来,即使这些人有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也在所不顾。
但曹操毕竟是曹操,爱才也忌才。一些名士瞧不起他,恃才傲物,不肯为他效力,他绝不容忍。名士孔融就因为对曹操“多侮慢之辞”,被加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崔琰(yǎn)是当时士大夫众望所归,就因为对曹操不满,被诬告为“腹诽心谤”,关进监狱,剃去头发,迫使他自杀;名士祢(mí)衡曾当众辱骂曹操,曹操要杀他,又怕别人说自己不能容人,就借刀杀人,把他送到刘表那里,被黄祖所杀。这种独裁者的品格,颇为典型,在后世那些“乱世之英雄”身上时有所见。
曹操最大的政绩是把北方地区治理得很好,使经济得到明显的恢复与发展。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采纳枣祗、韩浩的建议,实行屯田,招募农民开垦荒地或让军队耕战结合。这是针对当时中原战乱频仍、灾荒流行、土旷人稀日甚一日的状况,而采取的唯一正确方案,解决了土地问题、粮食问题。在人口密度降低,生产力衰退,空荒地增多的情况下,屯田可以促进农业生产。因为屯田(无论民屯、军屯)带有某种集体性,有利于集约化耕种和水利工程兴建,汉代的区种法在屯田中得到推广,单位面积产量明显提高。
可以与曹操相比拟的政治家是诸葛亮。小说中、舞台上的诸葛亮,羽扇纶(guān)巾,一派仙风道骨,不但足智多谋,而且能呼风唤雨,有点类乎神仙道士。其实是人民心目中对这位奇才的一种美好的夸张。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县)人,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东汉末为避战乱,随叔父隐居于南阳隆中(今襄阳隆中),从事农业生产,不想在这个乱世出来做官,所谓“不求闻达于诸侯”。刘备屯驻新野时,经徐庶推荐“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来帮助他争夺天下。诸葛亮身在茅庐,其实对国家政治十分关心,对形势了如指掌,他给刘备分析形势作出决策的著名“隆中对”(《诸葛亮文集》称为“草庐对”)指出:
(一)对曹操,“不可与争锋”,因为他已拥有百万之众的军队,且又有“挟天子而令诸侯”那种声势;
(二)对孙权,“可以为援而不可图”,因为他三世据有江东,国险而民附;
(三)对刘备,占领荆州和益州,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等待时机,可以成就霸业。(www.daowen.com)
这就为刘备及其政权规定了总的政治战略。刘备从四处奔走,寄人篱下,发展到与曹、孙鼎足而立,完全是按照诸葛亮决策行事的结果。刘备是一个“卖履织席”出身的小人物,一跃而成为徐州牧是他一生的转折点,反映了他是一名惯于反噬的“枭雄”。然而他缺乏政治与军事的必要才能,使他“争盟淮隅”不成,终于丧失了徐州。作为枭雄的刘备后来取得荆、益二州,完全仰仗了诸葛亮的策划,至于三国鼎立的汉国,更是诸葛亮所写的历史,与刘备毫不相干。
建兴元年(223年)刘备死,子刘禅继位,诸葛亮辅佐执政。刘禅虽然无能,却很信任诸葛亮,一切政事全权托付于他。
诸葛亮信奉申、韩法术,治蜀注重法制,一方面对“专权自恣”的豪强“威之以法”、“限之以爵”;另一方面对下属将领官吏“赏罚严明”,“任人唯贤”,不论何人犯法都严惩不贷。为了持久作战,他重视经济,主张“务农殖谷”,开展屯田,且耕且战,四川地区出现了“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的景况。为了取胜,他注重兵器改革,对连弩(射箭机械)作了改进,一次可连发十支箭。1964年在四川郫(pí)县发现一件刘禅景耀四年(261年)制造的铜弩机,号称“十石机”,有600公斤的射击力。
在对待魏、吴两国关系上,诸葛亮始终坚持联吴攻魏。当刘备为了替关羽报仇欲攻江东时,他极力劝阻;刘备死后,他立即派使节到吴国,重新结盟。后来孙权称帝,许多大臣主张与吴断交,诸葛亮为了集中全力对付曹魏,顾全大局,还派人去祝贺。这是蜀汉政权能在危难形势下得以维持的重要关键。
他在发兵攻魏的名篇《出师表》中,回顾了自己“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对于刘备临终托孤,常常抱着忧患心态,唯恐托付不效。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心情的驱使下,他出师北伐,屯兵汉中,率军进攻祁山(今甘肃西和)取得胜利。当时魏与吴对峙,西方空虚,取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由于前锋参军马谡(sù)违反节度,在街亭(今甘肃秦安)打了败仗,丧失大好时机,诸葛亮只得退回汉中。
以后三年中,多次出兵,由于兵力不足,军粮困难,都不支而退。他创制“木牛流马”运粮车,开展山区运输;并在渭水屯田,作持久打算。
关于“木牛流马”,学者们一向有两种解释。一派认为,木牛流马就是独轮推车,《三国演义》中说得神乎其神:“木牛流马皆造完备,宛如活着一般,上山下岭务尽其便。”这是穿凿附会的小说家言。连毕生研究中国科技史成就卓著的李约瑟也认为木牛流马就是《天工开物》中的独轮车。另一派认为,木牛流马是一种能在崎岖山路步行的机械装置,木牛其形,流马其势,否则诸葛亮写的“木牛流马法”,就没有必要说它“方腹曲头,一脚四足”了。南北朝的祖冲之首先把木牛流马复原成功,《南齐书 · 祖冲之传》说他“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这是符合诸葛亮本意的。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大陆和台湾省的学者,先后复制出利用连杆机械原理的木牛流马模型,它是一种由人给予推力,便可自己行走的运载工具,适合于汉中运粮古道的特点,可以看作世界上第一批成功的机器人。
诸葛亮在距长安一百多里的五丈原(今陕西眉县)与魏将司马懿相持达一百多天,积劳成疾,于公元234年8月在军中病逝,不过五十四岁,正当盛年。遵照诸葛亮遗命,为他葬于汉中定军山(今陕西勉县西南)。当蜀汉退兵后,司马懿率军巡视诸葛亮部署的营垒,叹道:“天下奇才也!”
钱穆在《国史新论》中说:三国俨然一段小春秋,曹操、诸葛亮、鲁肃、周瑜,都以书生在大乱中跃登政治舞台,他们虽身居高职,依然儒雅风流,不脱书生面目。诸葛亮、司马懿在五丈原,陆逊、羊祜(hù)在荆襄的对垒,成为历史佳话,以前只有春秋时代有此高风雅趣。三国士大夫重朋友更重于君臣,诸葛亮肯为刘备鞠躬尽瘁,固然有汉贼不两立的政治观点,但更主要的是为三顾茅庐这段朋友间的肝胆真诚所感动,否则“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是道家态度,不是儒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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