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小农经济非常发达，有田自耕的小农是全国编户齐民的基本部分。当时的编户齐民有“大家”、“中家”、“小家”之别。“大家”也称“上家”、“大姓”，崔寔（shí）《政论》所说“上家累巨亿之资，斥地侔封君之土”，大抵是豪强地主。“中家”是一些中小地主，当时有“百金，中人十家之产”的流行说法。居延汉简所载，礼忠有田五顷，小奴二人，大婢一人，另有马、牛、牛车、轺车等，家资约十五万钱，可算中家的一个典型。“小家”也称“下户”，即自耕农，拥有数十亩田地，耕作自给。

1973年9月，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发掘出景帝二年南郡江陵县郑里廪簿，显示了自耕农家庭结构与耕地状况。该里25户共计105口，平均每户4口，能田成丁男女69口，合计耕地617亩，最多一户有田54亩，最少一户有田8亩，平均每户24.7亩，平均每能田成丁占田9亩。显然，先秦时代“五口之家，百亩之田”已经不是汉代自耕农的真实写照了。从上述郑里廪簿看来，一般自耕农的耕地不超过50亩。居延汉简所载农户徐宗，有田50亩、牛2头，可以看作较典型的自耕农。这种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的小农，构成了社会的基础，不仅是国家租赋徭役（包括土地税——田租和，人口税——算赋和口赋，财产税——算訾，代役税——更赋）的主要承担者，而且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

农业生产技术在汉朝有明显的进步，耦犁与耧犁，代田法与区（读作ōu，坎之意）田法可以作为标志。

据《汉书 · 食货志》记载，汉武帝晚年悔征伐之事，封丞相为富民侯，又下诏说，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任命农学家赵过为搜粟都尉（掌管军粮的官职）。赵过发明耦犁耕作法，“用耦犁，二牛，三人”，即两犁并耕，前面两人牵两牛，后面一人掌犁，掘土可宽过一尺。耦犁的出现显示了前所未见的人力、牛力协作的扩大，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赵过的另一发明是耕播合一的耧犁，用一牛牵三犁，一面犁田一面播种，是中国农业史上最早的播种器。这种新技术，对于拥有较大面积耕地、较多畜力与人力的农家，是极有利的。

与耦耕具有同样意义的是代田法，《汉书 · 食货志》说：“一亩三甽，岁代处，故曰代田。”这就是说，把一亩土地分成三条甽，宽一尺、深一尺，甽上是陇（垄），也宽一尺。甽陇相间，把种子播在甽里，发芽长叶后，除去陇边杂草，拨陇土培附苗根，既抗风又抗旱，是旱地农作的好方法。它的特点是在一亩土地上实现甽陇相代的间作休耕法，即今年的甽明年便是陇，今年的陇明年便是甽，一亩土地整体上并不休耕，局部上却实现了休耕。代田法比不分甽陇的缦田法产量可以每亩多收一斛，理想的情况下可以增产一倍。

与代田法各有千秋的是区田法。它的优越性在于，在小面积土地上以精耕细作的方法提高产量。代田法必须使用两牛三人的耦犁耕作，才能开出深宽各一尺的甽、陇，单靠人力不能胜任。区田法则不然，它对于缺乏耕牛或在发生牛疫时期，收效尤为明显。《齐民要术》引《氾胜之书》详细介绍了汉朝的区田法。氾胜之，西汉成帝时任议郎，在三辅地区教农耕作。此书仅佚文三千余字，关于区田法的记载最有特色。坎种作为标准的区田法，是在一亩耕地上区划成一尺五寸见方的棋盘状，在一尺五寸见方的土地上，掘方六寸、深六寸、间隔九寸的“区”。一亩可作成3840区或3700区至1072区不等，每区播种粟二十粒，加美粪一升。秋收时每区可收粟三升，一亩即达百斛。这当然是一种理想化的估计，不过可以获得高产是不成问题的。

耧车模型

关键在于它是一种高度集约化的经营方法，要求在小块土地上投入密集的劳动，是缺乏耕牛的小农经营土地的标准技术。它的特点是不需牛犁，依靠人力深耕、密植、足肥、勤灌，在小面积土地上获取高产，在防治牛疫、旱荒方面成效尤其显著，所以为后世所沿用。《后汉书 · 刘般传》说：“明帝永平年间……以郡国牛疫，通使区种增耕。”《晋书 · 段灼传》说：“邓艾欲积谷强兵，以待有事，是岁少雨，又为区种之法。”足见区田法经历了实践的考验，愈益显示其优越性。

小农经济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它的每一步发展，必然伴随着土地兼并，以及由此而来的贫富两极分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乃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社会正是在这种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的。

秦至西汉前期，政府为了扶植自耕农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对豪强地主采取抑制政策。西汉后期至东汉，情况不同了，政府对豪强地主采取妥协甚至纵容的政策，尤其是东汉初年度田遭到豪强抵制后，豪强势力的发展完全无所顾忌了。

其实，政策的转换乃是经济发展的产物。汉武帝时代以耦犁、耧犁为主要形式的铁农具与牛耕技术的发展，建立在两牛三人的耦耕技术上的代田法的推广，为豪强地主的大面积经营提供了强大的生产力。他们在土地、牲畜、劳动人手上的优势，使他们比自耕农处于有利地位，可以装备先进的耦犁、耧犁，实行两牛三人的耦耕，可以垦辟大片土地。这是豪强地主在西汉中期以后获得迅猛发展的重要经济原因。(www.daowen.com)

崔寔《四民月令》一卷，仿效《礼记 · 月令》的体例，如实地记录了当时豪强田庄内逐月的农事安排，提供了豪强田庄经营的实录。崔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人，桓帝、灵帝时代历任五原太守、议郎、辽东太守，后升任尚书，退隐后撰写了《四民月令》。

《四民月令》记述豪强地主的生活，把一年十二个月中的农事和祭祀、礼仪活动，逐月予以记录，涉及耕地、播种、育苗、收藏，也涉及织布、酿酒、制药，以及贩卖、收购，是研究东汉豪强田庄的宝贵资料。

田庄里种植的粮食有麦、稻、豆、黍等，蔬菜有瓜、瓠、葵、韭、葱、蒜、芜菁、芥等，经济作物有麻、桑、蓝等。家庭手工业主要是“治丝织帛”、“折麻织布”，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染色、缝纫，还有酿造、农具兵器制造、药材采制等，形成一个基本自给自足的半封闭式经济单位。在这里，粮食生产是主要经济部门，其次是桑麻栽培，再次是畜牧业、果蔬业、竹木业。家庭手工业中的纺织、酿造的产品主要为了自给，而不是为了出卖。不过农副业的剩余产品也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从月令中可以看到逐月进行的买卖记录，卖出的有粟、麦、黍、豆、麻、缣帛、弊絮、布之类，买进的有稻、粟米、小豆、麻子之类。

“农人”是田庄里的基本生产者，称为徒附，是农村中的贫弱下户，他们不同于奴婢，是佣耕——雇农，有自己的家庭和独立的经济。田庄里也有少量奴婢，称为缝人、女工、蚕妾，从事家庭手工业生产。

豪强在田庄里聚族而居，宗族内有共同的活动，围绕祖祢祭祀而展开。大祭是元旦之祭，族长在三天前作好准备，到了那天率族人祭祀祖祢，进酒降神。祭祀完毕，一族按尊卑大小在先祖前顺序列坐，向族长祝寿。祖祢之祭还在正月上灯之日、二月大社之日、五月夏至之日、八月祀泰社之日、十一月冬至之日举行，最后以十二月的腊祭而告终。此外还有墓祭、门祭、先穑（农业神）祭等。从祖祢之祭及与此相关的宗族公共活动来看，宗族聚族而居的纽带是家族宗法观念，从二月大社之日、八月泰社之日的社祭——祭祀土地神的活动，以及先穑祭这种祭祀农业神的活动中，可以窥知当时还残留着先秦时代的习俗。同宗的人，有相恤相助之义，使同一宗族内的阶级分化蒙上一层模糊色彩和温情脉脉的面纱。《四民月令》如此写道：在举行祖祢祭祀时，“乃室家尊卑，无大无小，以次列于祖之前。子妇孙曾，各上椒酒于其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宗主还按不同的时节和亲疏关系，“存问九族，赈赡穷乏”。

《四民月令》所反映的豪强田庄，从规模上看是一种大地产经营，涉及农、林、牧、副、渔各业，但从经济学的视角加以审视，它依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同时代的自耕农相比较，只有量的差异而无质的区别。

考古发掘也为今人了解当时农村实态提供了例证。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现的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墓主人是一个县级官吏，他的田庄坐落于丘陵、森林地带，有宅院、水井、车棚、打谷场、牛栏、羊栏、猪圈、马厩，人们在从事各种劳作：采桑、耕田、锄草，还有的在牧场上放牧马、牛、羊。河南灵宝张湾东汉墓的壁画上，画着十一口井、一个瞭望塔、四间仓库、三间磨坊、五间猪圈、一间羊栏、两间厨房。这是墓主人生前田园生活的写照。

东汉酿酒画像砖

正是这种蓬勃发展的小农经济，奠定了两汉时期繁荣盛世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