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反对王莽的绿林军起义后，身居南阳的皇族刘、刘秀打着“复高祖之业”的旗帜，组成一支春陵军，响应绿林起义。此后又有一支赤眉军起义。公元25年，赤眉军逼近长安时，刘秀在鄗县（今河北柏乡北）县城南面的千秋亭即帝位（汉光武帝），宣告光复汉朝，以这一年为建武元年。不久，刘秀攻下洛阳，在此定都。史家把以长安为都的前汉称为西汉，把以洛阳为都的后汉称为东汉。

刘秀，字文叔，南阳郡蔡阳县（今湖北枣阳西南）人，汉高祖八世孙，他的六世祖长沙王刘发是景帝之子，刘发子刘买封为舂陵侯。到他父亲刘钦时，家道中衰，刘秀只身闯荡社会，进入太学，专心攻读《尚书》，回乡后又经历了种种生活磨难，为他日后崛起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刘秀原本是一个没有远大理想的人，他虽游学京师，稍习经典，但并无宏大志愿，公开扬言：“作官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执金吾不过是负责京都治安的长官，品位不高；阴丽华却是出身南阳富家的绝色美人，在刘秀起兵次年，便成了他的妻室。刘秀成为东汉的开国皇帝是他自己也不曾预料的。刘秀重建汉朝，天下从乱走向治，从纷争走向统一，江山依旧，景况大变。王莽改制留下一个烂摊子，加之连年的内战，使元、成、哀、平以来不景气的社会，至此变得凋敝不堪，重建的汉朝已今非昔比。刘秀以他非凡的胆识才干，遵循“以柔道治之”的方略，创造了光武中兴的业绩。刘修明《从崩溃到中兴》把他的治术概括为简政以安民、进贤以励治、集权以统一，是极其精当的。

所谓简政，就是“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废除王莽的繁苛法令，恢复汉初的法简刑轻，以达到“务用安静”的局面。为此，屡次发布大赦令，平反冤狱，释放犯人。光武一朝刑法宽松，社会安定。简政的另一方面是裁减机构与官员，裁减了十分之一的郡国、四分之一的县级区划、十分之九的官员，节省了财政开支，减轻了社会负担。

所谓进贤，就是健全人才选拔制度。首先恢复汉初的贤良方正制度，选拔官吏；其次把征辟制度加以发展，“征”即皇帝下诏特征某人为官，“辟”即地方官推荐某人为官。为了防止舞弊，下诏以“四科”取士，一为品德高尚，二为博通经史，三为熟悉法令，四为能力才干。刘秀“理国以得贤才为本”的原则，为东汉王朝网罗了一批有用之才，他求贤若渴，诚意邀请隐居山野的老同学严光（字子陵）到京都洛阳担任谏议大夫，严光不为所动，回到故乡，在富春江畔垂钓，颐养余年，一时传为佳话。

所谓集权，就是继承并发展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体制的方针。其一，西汉末年把刺史改称州牧，秩禄从六百石增至二千石，但职权未变，并无一定的治所。刘秀定制，州牧复称刺史，有固定治所，向十二个州派出十二名刺史，以“六条问事”，每年年底回京报告，中央据此对地方官作出升降任免的决定。但是刺史权力过大，并且有了固定的治所，使州成为一级政区，为日后地方割据埋下了祸根，是始料不及的。其二，西汉末年，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所谓三公改称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由于外戚专权，例居大司马大将军之位，大司徒形同虚设。刘秀恢复大司马为太尉，把大司徒、大司空的大字去掉，但矫枉过正，“政不任下，虽置三公，备员而已”（仲长统语），把三公的职责移到本来替皇帝掌管文书的尚书台。但尚书令秩禄千石，三公秩禄万石，一个有权无位，一个有位无权，以此杜绝臣下作威作福。通过尚书台控制中央政府，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职权，使之成为虚位，不授予实权，日常政府事务由尚书台处理，直接对皇帝负责。皇权的加强，相权的削弱，在东汉前期正面效应是明显的，到了东汉后期皇帝无能，其负面效应便日益凸显，终于导致外戚、宦官轮流挟主专权的后果，这也是当初始料不及的。(www.daowen.com)

刘秀面临西汉末年的棘手社会问题——限田限奴婢，也就是限制土地兼并以及农民沦为奴婢的问题，王莽作了尝试没有成功，他力图以另一种方式来解决它。在东汉初建的十几年中，他六次下诏解放奴婢，三次下诏禁止虐杀奴婢，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在解决土地问题时却遇到强大的阻力。建武十五年（39年），光武帝下诏“度田”，即命州郡地方官检核垦田顷亩及农民户口年纪，如地方官夸大报告户口、垦田实绩，坐度田不实之罪。这是鉴于当时“天下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致使国家赋税收入受到损失这一实际情况，而制订的一项抑制豪强地主的措施。很明显，检核垦田顷亩对豪强地主不利，他们百般阻挠；地方长官或慑于豪强的压力，或出于自身利害的考虑，并不认真度田，故意扰乱，出现了地方官“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的不公平现象，以及虚报度田实绩的欺瞒现象。京师洛阳及皇室发祥地南阳抗拒度田的势力最大，地方官束手无策。光武帝在批阅度田报告时，见陈留吏牍上写道：“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便诘问缘故，官员答道：“河南（即洛阳）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一语道出了近亲、近臣这些最大的豪强地主，尽管田宅逾制，但无法检核的尖锐矛盾。光武帝颇不以为然，派遣官员考察属实后，以“坐度田不实罪”，处死了有关郡守十余人。虎头蛇尾，以后还是不了了之，垦田顷亩并未检核清楚。度田虽然没有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但对于促进荒地的开垦还是有作用的，建武十八年（42年）汝南太守开垦鸿郤陂数千顷，不仅郡内殷富，而且利及他郡，便是最显著的事例。

对教育的重视，使光武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重视文治的帝王中的佼佼者。建国之初，他就下令恢复汉武帝的五经博士，《易》立四博士，《尚书》立三博士，《诗》立三博士，《礼》、《春秋》各立二博士，共十四博士，分别教授学生，并在洛阳建立大量图书馆，诸如辟雍、东观、兰台、石室等，营造文化氛围。在此基础上新建国立大学——太学。由国家奖励学问是从西汉开始的，太学始建于汉武帝。光武帝新建太学，规模更大。今洛阳太学遗址有两处：一处东西长200米，南北宽100米；与此邻近的另一处南北长200米，东西宽150米，有内外讲堂各一座，讲堂长十丈、宽八丈，讲堂附近建有太学生宿舍。太学生称为博士弟子或弟子，也称诸生，每年都要考试——射策和对策。与首都的太学相呼应，各地都办了地方学校——郡国学。全国上下重视教育蔚然成风。

刘秀本人精通经学，也爱好谶纬。汉朝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儒家学说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以一种神秘主义的方式解释五经，于是形成了一种谶纬之学。谶是伪托神灵的预言，常附有图，也称图谶；纬是与经相对而得名的，是假托神意解经的书。谶纬之学兴盛于西汉末年，当时流传谶纬图书三十五种，东汉初年更为盛行，谶纬图书增至八十一种。刘秀不仅称帝时利用谶纬《赤伏符》，证明做皇帝合乎天命，而且在施政用人时也要引用谶纬，几乎言必称谶，事必依纬。中元元年（56年）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使谶纬成为与五经具有同等地位的法定经典。为此他下令在洛阳建造宣扬谶纬之学的礼教性建筑——明堂、灵台。明堂是宣明政教的场所，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等重大典礼都在此举行，坐落于洛阳平城门外，建筑呈上圆下方，有九室、三十六门、七十二窗。在这里，自然宗教与国家礼仪互相融合，互为表里。灵台是天文观测台，在平城门外明堂大路西侧，东对明堂，它的功能远远超越了观测日月星象，而与国家命运相关连。

中元二年（57年），光武帝还没有来得及祀明堂、登灵台，就与世长辞。他的中兴大业为明帝、章帝所继承，水利专家王景治理黄河，出现了80多年没有灾害的盛况；匈奴侵扰问题得以解决，使南匈奴归附中原；班超出使西域，稳定了边境形势。他开创的东汉王朝，延续了1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