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奉行黄老思想，无为而治，最大的贡献是培养国力，但不适合于统一大帝国的治理。汉武帝反对无为，主张有为。为了从意识形态方面维护中央集权体制，汉武帝采纳儒家出身的官僚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文帝、景帝时期，由“无为”到“有为”，由道（黄老）到儒的转化已在悄然进行。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这位年仅十六岁的少年皇帝颇想有所作为，接连三次下诏向有识之士策问古今治乱之道和天人关系等。

景帝时曾任博士的大儒董仲舒，援引《春秋》“大一统”理论，在三次上书对策——所谓“天人三策”中，提倡以思想大一统来保持政治大一统。《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条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此处“大”是动词，意为尊崇）董仲舒由此发挥道：“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因此，他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所谓“六艺之科”，就是儒家的《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就是“孔子之术”。董仲舒的意思是要运用政权力量禁止其他各家学说与儒家学说“并进”。后世学者对这一段历史产生了一系列的误解。误解之一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一人促成的；误解之二是，从此禁绝了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

其实，早在董仲舒对策之前，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已经采纳了丞相卫绾的建议，罢黜专治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建元六年武帝启用“好儒术”的田为相，放手让田把不研究儒家经典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把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排斥于官学之外，以优厚待遇延揽儒生数百人进入政府。这一系列措施就是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武帝为了表彰儒学，立五经博士（专门研究《诗》、《书》、《礼》、《易》、《春秋》的博士），儒学从此成为官学。他根据董仲舒、公孙弘的建议，在首都长安建立太学（国立大学），教授五经，从学官弟子里选拔官吏。凡郡国俊才年十八岁以上，可保送至太学为博士弟子，学习一年以上可参加考试，甲科者为郎中，乙科者回原郡国为吏。他还令丞相设四科，来辟举“异德名士”，试用合格即授予官职。此外又不定期地“举贤良”，由他自己出题策问，应举者如对策得当即可授予官职。衡量的标准当然是儒家的经典。后来，郡县都设立学校，配备经师，教授儒家经典。经学成为“学而优则仕”的工具，经学特殊地位的确立，显示儒学的官学化正在逐步形成。

近年来，学者们对这一久有误解的课题进行了澄清。刘桂生在《近代学人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误解及其成因》一文中指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少并非仅仅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董仲舒要“罢黜”的不过是那些新来对策的专治杂学的人，并非禁绝儒家以外的各家；其用意只在于确立儒家在官学与朝廷政治中的地位，不许其他学派分沾，而不是禁止诸子百家在社会上流传；读书人若要研究，尽可自便，只是不能用来猎取功名富贵。如此而已。日本学者福井重雅在《董仲舒对策的基础研究》等论文中，也对传统说法提出异议，认为董仲舒第三策答问中那一段话（即“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不可能在建元五年（前136年）春“置五经博士”之前提出，因此这个对策的尊儒政策与五经博士的设置是全无关系的。中国思想史上最著名的儒教国教化问题，必须从别的视角导出新的解释。这是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注释与阐述儒家经典的经学作为一门政治色彩极为浓重的正统学问，成为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朱维铮《孔子与中世纪儒学教育》一文指出，从汉武帝起，历代帝王所需要的儒术或经术，主要是用儒家经典的语言包装的统治术。他们只承认本朝开创或修订的制度符合天道，留给经学家的任务只是对此加以论证，以符合孔子所憧憬的不变的天道。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就说天和道都不会变，需要尊崇的是孔子的术，因为孔子最反对变更现存的统治秩序。后来担任宫廷首席教师的经学家夏侯胜说，通晓了经术，获得高官厚禄就像从脚底下拣起一粒菜籽那样容易。因为太学里五经博士对弟子的教育，都把“通经”——通晓官方核准的经典及其标准诠释看作实现“致用”的主要途径，即把善于附会经典所记的圣贤言论，为现政权进行辩护、粉饰，当作明白“经术”的考试标准。(www.daowen.com)

由于这种特殊的政治背景，汉武帝以来，经学日趋昌盛，太学中的博士就是专治一经的经师，他们以诠释儒家经典为终身职业，皓首穷经，搞章句之学，一字一句的注解十分繁琐，一部经典的正文篇幅不大，解释它的文字竟长达百余万言。由于功名利禄之所在，人们乐此不疲。博士弟子由武帝时的五十人，递增至成帝时的三千人、东汉顺帝时的三万人。经学内部也分化出不同的派别——经今文派与经古文派的争论。原先博士讲解儒家经典所用文本，是用“今文”——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书写的。汉武帝所立“五经”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家，由于当时通行全国，没有必要标明“今文”的名称。所谓古文，即战国时代的东方文字，汉代已不通行。这些用古文书写的儒家经典文本，一部分是汉武帝末年鲁共王刘余为扩建宫殿拆毁孔子故宅，在孔府墙壁中发现的，有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孔子的后代孔安国向汉武帝献书，希望立于学官。到哀帝时，从事校勘群书的经学家刘歆向哀帝提出应当把古文经立于学官，作为太学中的教材，引起了一场争论，形成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大流派。今文经由官方在学校正式传授，古文经则在民间私人传授。

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大师，专门研究《春秋公羊传》，声称他的学说都是从这部经典中推导出来的。其实他所写的《春秋繁露》一书，吸收了当时颇为流行的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重新解释了《春秋》的微言大义，阐发“天人感应”思想。通过在天空或地上显示奇异的天象，天能向它的儿子——天子即皇帝——指出他施政不当的性质和程度。因此地必须服从天，卑必须服从尊，下必须奉上，臣必须忠君，这就是“礼”。礼的原则主要是“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董仲舒的尊君与大一统主张，最直接地反映了汉武帝时代中央集权帝国的政治需求。具体化为伦理道德，便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五常”——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对于整合社会不同阶层的价值观，对于农业社会人们的安身立命，提供了一个可资利用的行为规范和心灵归依。董仲舒认为儒家经典都是王道，而《春秋》则是“王道之大者”，包含了万事万物兴衰的道理，规范了政治秩序、人伦道德。他把《春秋》的微言大义系统化，提高了《春秋公羊传》的地位，神化孔子和《春秋》。董仲舒使儒学走上了宗教化的道路，成为儒教。西方汉学家称董仲舒是“儒家的第一个神学家”，是不无道理的。

汉武帝独尊儒术，其实是有保留的，对诸子百家也不是一概罢黜，《史记 · 龟策列传》说：“今上（武帝）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这段话反映了汉武帝对“百端之学”是宽容的。汉武帝并不完全依赖儒士，在宗教方面，他相当依赖道家方士，在政治方面，他相当依赖法家。汉武帝并不真正懂得儒家之道，他所做的不过是让五经博士培养弟子，作为官员的候补。大儒董仲舒主张“限民名田”，他根本不予理睬，倒是法家桑弘羊颇受重用，大力支持他推行“盐铁官营”、“平准均输”政策。儒家拘泥迂腐的作风，与汉武帝好大喜功的秉性格格不入，他一生的所作所为多与儒学大相径庭。他所用的大臣，大都是既精通儒术又深知刑法的人。

奉行黄老思想的汲黯曾当面揭穿武帝表彰儒术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实际是儒表法里。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此作这样的评论：汲黯“责武帝之崇儒以虚名而亡（无）实”。儒表法里也是后世统治者的治国秘诀。汉元帝在做太子时，见其父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便谏道：“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勃然变色斥责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从中透露出所谓独尊儒术的背后，“王道”与“霸道”即儒与法并用的秘密。个中奥妙颇堪寻味。运用政权力量控制意识形态，其实是法家的发明，商鞅、韩非、李斯都精于此道，秦始皇据此以镇压的手段控制意识形态，却不成功。汉武帝则用另一种方式来统一思想——以仕宦之路来引诱，凡是不属于“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都杜绝其仕进之途，他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就是“劝以官禄”。此后一百多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由于利禄之路的引诱，儒家教化逐渐普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毫无疑问，此后的儒家学者逐渐把儒学当作进入仕途的敲门砖了。这是经学最大的弊端，吕思勉说得好：“如郑玄，遍注群经，在汉朝，号称最博学的人，而其经说，支离灭裂，于理决不可通，以及自相矛盾之处，就不知凡几。此等风气既盛，治经者遂多变为无脑筋之徒。虽有耳目心思，都用诸琐屑无关大体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