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奉行黄老思想,无为而治,最大的贡献是培养国力,但不适合于统一大帝国的治理。汉武帝反对无为,主张有为。为了从意识形态方面维护中央集权体制,汉武帝采纳儒家出身的官僚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文帝、景帝时期,由“无为”到“有为”,由道(黄老)到儒的转化已在悄然进行。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这位年仅十六岁的少年皇帝颇想有所作为,接连三次下诏向有识之士策问古今治乱之道和天人关系等。
景帝时曾任博士的大儒董仲舒,援引《春秋》“大一统”理论,在三次上书对策——所谓“天人三策”中,提倡以思想大一统来保持政治大一统。《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条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此处“大”是动词,意为尊崇)董仲舒由此发挥道:“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因此,他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所谓“六艺之科”,就是儒家的《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就是“孔子之术”。董仲舒的意思是要运用政权力量禁止其他各家学说与儒家学说“并进”。后世学者对这一段历史产生了一系列的误解。误解之一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一人促成的;误解之二是,从此禁绝了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
其实,早在董仲舒对策之前,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已经采纳了丞相卫绾的建议,罢黜专治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建元六年武帝启用“好儒术”的田为相,放手让田
把不研究儒家经典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把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排斥于官学之外,以优厚待遇延揽儒生数百人进入政府。这一系列措施就是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武帝为了表彰儒学,立五经博士(专门研究《诗》、《书》、《礼》、《易》、《春秋》的博士),儒学从此成为官学。他根据董仲舒、公孙弘的建议,在首都长安建立太学(国立大学),教授五经,从学官弟子里选拔官吏。凡郡国俊才年十八岁以上,可保送至太学为博士弟子,学习一年以上可参加考试,甲科者为郎中,乙科者回原郡国为吏。他还令丞相设四科,来辟举“异德名士”,试用合格即授予官职。此外又不定期地“举贤良”,由他自己出题策问,应举者如对策得当即可授予官职。衡量的标准当然是儒家的经典。后来,郡县都设立学校,配备经师,教授儒家经典。经学成为“学而优则仕”的工具,经学特殊地位的确立,显示儒学的官学化正在逐步形成。
近年来,学者们对这一久有误解的课题进行了澄清。刘桂生在《近代学人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误解及其成因》一文中指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少并非仅仅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董仲舒要“罢黜”的不过是那些新来对策的专治杂学的人,并非禁绝儒家以外的各家;其用意只在于确立儒家在官学与朝廷政治中的地位,不许其他学派分沾,而不是禁止诸子百家在社会上流传;读书人若要研究,尽可自便,只是不能用来猎取功名富贵。如此而已。日本学者福井重雅在《董仲舒对策的基础研究》等论文中,也对传统说法提出异议,认为董仲舒第三策答问中那一段话(即“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不可能在建元五年(前136年)春“置五经博士”之前提出,因此这个对策的尊儒政策与五经博士的设置是全无关系的。中国思想史上最著名的儒教国教化问题,必须从别的视角导出新的解释。这是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注释与阐述儒家经典的经学作为一门政治色彩极为浓重的正统学问,成为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朱维铮《孔子与中世纪儒学教育》一文指出,从汉武帝起,历代帝王所需要的儒术或经术,主要是用儒家经典的语言包装的统治术。他们只承认本朝开创或修订的制度符合天道,留给经学家的任务只是对此加以论证,以符合孔子所憧憬的不变的天道。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就说天和道都不会变,需要尊崇的是孔子的术,因为孔子最反对变更现存的统治秩序。后来担任宫廷首席教师的经学家夏侯胜说,通晓了经术,获得高官厚禄就像从脚底下拣起一粒菜籽那样容易。因为太学里五经博士对弟子的教育,都把“通经”——通晓官方核准的经典及其标准诠释看作实现“致用”的主要途径,即把善于附会经典所记的圣贤言论,为现政权进行辩护、粉饰,当作明白“经术”的考试标准。(www.daowen.com)
由于这种特殊的政治背景,汉武帝以来,经学日趋昌盛,太学中的博士就是专治一经的经师,他们以诠释儒家经典为终身职业,皓首穷经,搞章句之学,一字一句的注解十分繁琐,一部经典的正文篇幅不大,解释它的文字竟长达百余万言。由于功名利禄之所在,人们乐此不疲。博士弟子由武帝时的五十人,递增至成帝时的三千人、东汉顺帝时的三万人。经学内部也分化出不同的派别——经今文派与经古文派的争论。原先博士讲解儒家经典所用文本,是用“今文”——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书写的。汉武帝所立“五经”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家,由于当时通行全国,没有必要标明“今文”的名称。所谓古文,即战国时代的东方文字,汉代已不通行。这些用古文书写的儒家经典文本,一部分是汉武帝末年鲁共王刘余为扩建宫殿拆毁孔子故宅,在孔府墙壁中发现的,有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孔子的后代孔安国向汉武帝献书,希望立于学官。到哀帝时,从事校勘群书的经学家刘歆向哀帝提出应当把古文经立于学官,作为太学中的教材,引起了一场争论,形成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大流派。今文经由官方在学校正式传授,古文经则在民间私人传授。
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大师,专门研究《春秋公羊传》,声称他的学说都是从这部经典中推导出来的。其实他所写的《春秋繁露》一书,吸收了当时颇为流行的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重新解释了《春秋》的微言大义,阐发“天人感应”思想。通过在天空或地上显示奇异的天象,天能向它的儿子——天子即皇帝——指出他施政不当的性质和程度。因此地必须服从天,卑必须服从尊,下必须奉上,臣必须忠君,这就是“礼”。礼的原则主要是“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董仲舒的尊君与大一统主张,最直接地反映了汉武帝时代中央集权帝国的政治需求。具体化为伦理道德,便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五常”——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对于整合社会不同阶层的价值观,对于农业社会人们的安身立命,提供了一个可资利用的行为规范和心灵归依。董仲舒认为儒家经典都是王道,而《春秋》则是“王道之大者”,包含了万事万物兴衰的道理,规范了政治秩序、人伦道德。他把《春秋》的微言大义系统化,提高了《春秋公羊传》的地位,神化孔子和《春秋》。董仲舒使儒学走上了宗教化的道路,成为儒教。西方汉学家称董仲舒是“儒家的第一个神学家”,是不无道理的。
汉武帝独尊儒术,其实是有保留的,对诸子百家也不是一概罢黜,《史记 · 龟策列传》说:“今上(武帝)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这段话反映了汉武帝对“百端之学”是宽容的。汉武帝并不完全依赖儒士,在宗教方面,他相当依赖道家方士,在政治方面,他相当依赖法家。汉武帝并不真正懂得儒家之道,他所做的不过是让五经博士培养弟子,作为官员的候补。大儒董仲舒主张“限民名田”,他根本不予理睬,倒是法家桑弘羊颇受重用,大力支持他推行“盐铁官营”、“平准均输”政策。儒家拘泥迂腐的作风,与汉武帝好大喜功的秉性格格不入,他一生的所作所为多与儒学大相径庭。他所用的大臣,大都是既精通儒术又深知刑法的人。
奉行黄老思想的汲黯曾当面揭穿武帝表彰儒术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实际是儒表法里。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此作这样的评论:汲黯“责武帝之崇儒以虚名而亡(无)实”。儒表法里也是后世统治者的治国秘诀。汉元帝在做太子时,见其父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便谏道:“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勃然变色斥责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从中透露出所谓独尊儒术的背后,“王道”与“霸道”即儒与法并用的秘密。个中奥妙颇堪寻味。运用政权力量控制意识形态,其实是法家的发明,商鞅、韩非、李斯都精于此道,秦始皇据此以镇压的手段控制意识形态,却不成功。汉武帝则用另一种方式来统一思想——以仕宦之路来引诱,凡是不属于“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都杜绝其仕进之途,他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就是“劝以官禄”。此后一百多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由于利禄之路的引诱,儒家教化逐渐普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毫无疑问,此后的儒家学者逐渐把儒学当作进入仕途的敲门砖了。这是经学最大的弊端,吕思勉说得好:“如郑玄,遍注群经,在汉朝,号称最博学的人,而其经说,支离灭裂,于理决不可通,以及自相矛盾之处,就不知凡几。此等风气既盛,治经者遂多变为无脑筋之徒。虽有耳目心思,都用诸琐屑无关大体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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