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庶民皇帝、布衣将相的格局，为政治革新提供了可能。

汉高祖刘邦鉴于秦朝用法家理论与政策治国，专任刑法，为政苛暴，导致二世而亡，当然不会继续采用法家思想。但是，出身低微、凭借武力打天下的他，一向对儒家持轻蔑态度，常骂儒生是“竖儒”、“腐儒”。秦末高阳儒生郦食其（Lì Yì jī）怀才不遇，托沛公（刘邦）麾下骑士引荐，骑士对他说：“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把儒生的帽子解下来当作夜壶，对儒生蔑视到这种程度，郦食其仍要去谒见他。刘邦在高阳传舍召见郦食其时，正坐在床边让两个婢女为他洗脚，极其倨傲不恭。战败项羽后，刘邦说：“为天下安用腐儒！”透露了他何以总是瞧不起儒生的原因。不过他身边还是有一些并不死守儒家教条颇知变通的儒生，陆贾、叔孙通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刘邦当了皇帝后，陆贾常在他面前称赞《诗》、《书》，刘邦以为陆贾不明时势：“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申辩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以为他言之有理，就让陆贾总结秦朝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陆贾写成《新语》十二篇，说秦朝专任刑法是它迅速灭亡的主要原因，因而主张“行仁义，法先王”，其要旨在于以“教化”劝善，以“法令”诛恶，实行“无为”政治：稳定得像没有什么事那样，安静得像没有什么喧闹声那样，有官府而不扰民像没有官吏那样，各村各户过着恬静的生活像没有什么人那样。刘邦十分欣赏。

叔孙通也是一个颇知变通的儒生，他为了不让刘邦厌恶，放弃儒生的宽袖大袍改穿短装。汉朝建立伊始，庶民皇帝与布衣将相不知君臣礼仪，诸将又和刘邦同起民间，属于“脚碰脚”之流，常在大殿上饮酒喧哗，拔剑击柱，使刘邦感到“威重不行”，叔孙通就对刘邦说：“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为此他制订了一套兼采古礼和秦仪的朝仪制度。叔孙通的朝仪实施后，效果很好，刘邦作为皇帝威风凛凛，不无得意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有鉴于此，汉初统治者需要兼容道、法、儒各家之长的治国理论，黄老之学适逢其会。

黄老之学本是战国时齐国稷下学宫的一派，是以道为主兼有法、儒的复合思想。这个学派主张，道生法，守道就是遵法，法和礼并用，从而达到“清静无为”。这种“无为而治”，反映了人民厌恶暴政，渴望宁静安定的情绪。刘邦之所以欣赏陆贾的“无为”政治主张，原因就在于此。(www.daowen.com)

推行黄老思想的著名人物是曹参。他在担任齐国相时，谋士们议论纷纭，莫衷一是，听说有一位盖公专门研究黄老之学，便把他请来，盖公说：“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曹参照此办理，齐国果然大治。萧何死，曹参调到中央继任丞相，奉行清静无为思想，“萧规曹随”，“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无为而治。无为而治，并非无所作为，而是遵照刘邦、萧何制定的制度、政策，不作更张。当时民谣说：“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一。”刘邦死后，惠帝、吕后时期基本如此。

文帝、景帝时期仍一如既往。文帝本人“好刑名之言”，长期担任丞相的陈平崇尚黄老之术，文帝的皇后窦氏也好黄老之学，强令其子景帝及其他子弟都读黄老学派的著作。

文景之治的出现，与黄老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为政之道在于“禁网疏阔”、“务在宽厚”、“刑罚大省”。文景之治的另一特征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贾谊和晁错都认为农业生产没有恢复和发展的原因有二：一是赋税徭役太重；二是“背本趋末”。关键在于对农业的优惠不足，正如晁错所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文帝采纳他们的建议，在提倡农耕、抑制商人的同时，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把汉高祖规定的土地税十五税一（1/15），减为三十税一（1/30），有十几年还免收此类农田租税；人口税由每人120钱减为40钱；徭役从每年一次减为三年一次。农民得到休息，人口增加，家给人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景帝时依然遵循这种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到了景帝的晚年出现了空前富庶的景象——“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朝的统治之所以能沿袭这么长，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指出：中国从公元前一直到20世纪，中央政府能向每个农民直接征税，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地揭示了传统中国社会与世界各国的不同之处，关键在于中央集权体制。但直接征税必须有一个度，超过这个度，中央集权的王朝就难以维持，从本质上讲，轻徭薄赋应该是王朝中央政府的最佳选择，因为它可以导致家给人足、社会稳定。

西汉前期各代皇帝的才干、治绩，大体是与社会发展状况合拍的。创业的汉高祖刘邦，是流氓无赖出身的大英雄，豁达大度而又不脱秦汉之际社会下层人物特有的流气，率领一批草莽好汉、布衣将相打下江山。无为而治的文帝、景帝节俭治国，嫔妃们衣不曳地，宫中帷帐不用纹绣，营建宫室不用金银铜的装饰，匈奴发兵进犯，只令边兵固守，绝不发兵追击，怕打扰百姓。这都是从当时财力不丰、人民不富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景帝时宽刑法，减官吏，省徭赋，倡农桑，也是从连年遭灾歉收，人民衣食困难的状况着眼的。没有汉初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积累财富而形成的国力，就不可能有汉武帝的大展宏图。从汉高祖到汉武帝，一直是在创业—守成—发展的上坡路上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