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政治、经济方面激烈而深刻的变革，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各种思潮、学派的交锋与激荡，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正如吕思勉所说：“先秦时代的学术，是注重于矫正社会的病态的，所谓‘拨乱世，反之正’，实不仅儒家，而为各家通有的思想。”诸子百家都致力于矫正社会的病态，但所持论点各异，于是便有了争鸣与交锋，从中闪现出思想火花的无穷魅力。

所谓百家争鸣，指的是两种社会现象：一种是各个学派独立地阐述自己的学说思想，学派之间相互问难，进行辩论；另一种是游说诸侯。战国的诸子百家主张学以致用，为了救世，必须以其所学去游说诸侯，推出自己的政策主张、治国方略，不可避免与诸侯及其官员发生争鸣。因而各学派的巨子几乎都是伶牙俐齿、口若悬河的雄辩家，像韩非那样口吃，只是个别特例。孟子到处游说，能言善辩，一个叫公都子的人问他：别人都说您喜欢辩论，请问为什么？孟子答：我是不得不辩论啊！世道衰微，荒谬的学说、残暴的行为都出来了，臣杀君，子杀父，我要端正人心，消灭邪说，不得已而辩论的。

当时文人学士游说之风很盛，一个很平凡的士，通过游说，一经国君赏识，便可提拔为执政大臣。例如商鞅本是魏相国公叔痤的家臣，入秦游说秦孝公，做到了秦国最高官职大良造；张仪本是魏人，入秦游说，做到了秦惠王的相。商鞅入秦后与甘龙、杜挚关于“法古”与“反古”的辩论，便是一种“争鸣”。商鞅针对甘龙、杜挚“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主张，驳斥道：“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提出自己的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这显然是用既反对复古又反对安于现状的法家思想，批判儒、道两家的“法古”、“循礼”观点。孟子曾游说于齐、魏、滕、薛、宋、邹、梁等国，慷慨陈词，阐述儒家的理论和政见。他到魏国，惠王对他优礼有加，并向他请教治国之道。当魏惠王问他“何以利我国”时，孟子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实际上是在用儒家的义利观批判法家的义利观。孟子在齐国，宣王任他为上卿，据说，他有车数十乘，随从数百人。这都是游说的结果，使当政者能采用其学说与主张，故能显赫一时。

稷下学宫图

百家争鸣的形成，与各国宽容的学术政策有很大关系，这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表现得最为突出。

齐国都城临淄是春秋战国时代首屈一指的大城市，城周五十里，有十三座城门。据《史记 · 苏秦列传》说，临淄有居民七万户，“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从齐威王的父亲田桓公开始，齐国在国都临淄西边稷门外的稷下，设立学宫，招徕各派学者前来著书立说，议论政治，称为“稷下先生”，也称为博士。到齐威王、齐宣王时代，稷下学宫出现了盛极一时的景况，聚集了一大批学者，有事迹可考者如淳于髡、慎到、邹衍、宋钘、尹文、接子、田骈、环渊、荀卿等。齐国虽崇尚黄老之学，但不主于一家，对各家各派兼容并蓄，采取“不治而议论”的方针，使稷下学宫成为诸子百家争鸣和交流思想的中心。孟子与齐威王、宣王政见不同，还是受到礼遇，齐宣王曾多次向他问政，甚至像齐伐燕这样重大的决策，也征求孟子意见。后来孟子离开时，宣王还想挽留他，打算给他豪华的住宅和优厚的俸禄。邹衍本是齐国人，因不满于齐王，到了燕国，齐襄王当政时，他又回到稷下学宫。正是这种宽容的政策，使百家争鸣蔚为大观。

如果要深入追究的话，百家争鸣之风与士的演变有很大的关系。

士原是贵族的最低阶层，有一定数量的“食田”，受过“六艺”教育，能文能武，战时可充当下级军官，平时可作卿大夫的家臣。春秋、战国之际，士发生了分化，既无田可食，又失去原来的职守，成为传授知识的教师，或主持仪式的赞礼人，于是士就成为知识分子的通称。当时的大气候和小气候都为学派的蓬勃发展和互相竞争提供了良好条件。官学垄断的局面被打破，私学兴起，聚徒讲学成为一时风尚，著名学者无不聚徒讲学，知识分子也把从师作为进入仕途的门径。另一方面，各国有权势的大臣都私家养士，培植学派。齐的孟尝君田文、赵的平原君赵胜、魏的信陵君魏无忌、楚的春申君黄歇、秦的文信侯吕不韦，门下食客动辄几千人。这些食客中，有各学派的士，为主人出谋划策，奔走游说，著书立说。于是，各学派之间互相诘难辩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西汉初的司马谈把诸子百家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西汉末的刘歆又概括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等十家。这十家中，除了记录街谈巷语的小说家、讲合纵连横的纵横家、讲君民并耕和农业技术的农家以及综合各家学说的杂家，主要的是儒、墨、道、法、名、阴阳六家，而尤以儒、墨、道、法对后世影响最大。

儒家

孔子死后，儒家的继承人孟子最为引人注目。然而，孔子与孟子之间170年，由于资料缺乏，一直模糊不清。1998年，湖北荆门郭店战国墓葬的竹简被整理出版，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参照物。专家们认为，这批竹简文书属于思孟学派的著作，是早期儒家心性学说的重要文献。它的出土，弥补了孔孟之间思想传承的缺失一环。

孟子，名轲，邹人，生于公元前390年，卒于公元前305年。他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再传弟子，故他这一派又称思孟学派。他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不安定的时代，有鉴于此，他的政治伦理学——治国方略极具雄辩力、说服力、影响力，为孔子所不及。由于当时各国都在谋求富国强兵之道，关注相互间攻伐的胜负，孟子仍一味大谈夏商周三代的德政，不合时宜而郁郁不得志。孟子的游说几乎得不到任何人响应，梁惠王听不进他的话，“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嫌他太迂腐；他对齐宣王大谈“仁术”与“恒产”之类统一天下的“王道”，齐宣王笑而不言，甚至勃然变色，顾左右而言他。他所见到的梁惠王、齐宣王都是当时颇有权势的王者，如果肯稍稍迁就，那么立刻便可成为卿相。一个布衣学者发表一番意见，可以影响一国之命运，使后世知识分子可望而不可及。无怪乎战国一代最为后世文人学士所羡慕而津津乐道。明白了这一点，便可了解中国知识分子何以始终不走西方那种自然科学道路，何以总看不起天文历算医药音乐这一类知识，以为是雕虫小技，不肯潜心研究，因为他们有更大的追求——治国平天下。

儒家非常重视人类生活的群体性，并以伦理关系解释人类群体生活的特征，强调人与人应该互敬互爱，和谐共处。孟子主张效法先王，实行王道——仁政。他说，只有仁者才是人，仁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就是亲亲。他的仁政是以夏商周三代为楷模的，在游说滕文公时，他指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仁政应该从恢复西周的井田制着手，因为井田制下人人都有一块份地，贫富分化不甚显著，这是仁政的基础。他认为能推行德治、仁政者就可以称王于天下，他对各国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变法持强烈反对的态度，说他们是“暴君污吏”，高唱“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

孟子这种仁政学说虽然迂阔、保守，却显露出可贵的尊重人权的倾向。他所渴望的是：农民每家都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可以“衣帛”，可以“食肉”，可以“无饥”。这种维持温饱的生存权，是最初步的人权。孟子在宣扬仁政时特别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民贵君轻，社会一切不仁不义不正，根源在于君主，这种带有民主色彩的见解是相当高明的，为后世儒家所不及。(www.daowen.com)

从北宋开始，《孟子》一书升格为“经”，取得儒家经典的地位，南宋朱熹把《孟子》和《论语》、《大学》、《中庸》合称四书。

墨家

墨家和儒家当时都号称显学，儒、墨显学之争是百家争鸣的发端。

墨子名翟，宋国人，长期居住于鲁国，生卒年约为公元前467年至公元前376年。他出身贫贱，生活俭朴，所谓“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和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态度截然不同。鲁国是儒家的基地，墨翟最初从孔门弟子学习儒家之业，后来批判儒家，另创墨家。他一生中除了著书立说、教授门徒，也曾游说诸侯，一度成为宋国的大夫，还到过卫、齐、楚、越等国。

墨子提出了十大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尊天、事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用兼相爱反对儒家的爱有差等，用交相利反对儒家的罕言利，用非命论反对儒家的天命论，用事神鬼反对儒家的不事神鬼，用节葬反对儒家的厚葬，用非乐反对儒家的礼乐。墨子的非命、非乐旨在强调人力的作用，在动乱的社会中，“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强必饱不强必饥”。他不同意儒家的亲亲主张，提倡尚贤，即选拔贤人来治国，主张“不别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做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认为社会动乱的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不能互爱互利，因此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以缓和冲突。由“兼爱”发展到“非攻”，认为攻人之国最为不义。在这点上墨家与儒家是有共同语言的。蒙文通《论墨学源流与儒墨汇合》指出，儒墨同为鲁人之学，诵《诗》、《书》，道仁义，则“六经”固儒墨之所共也。他还说：墨家以极端平等之思想，摧破周秦之贵族政治，“墨家之要义，一变而为儒家之大经；自取墨以为儒，而儒之宏卓为不可及也；非入汉而墨翟之学失其传，殆墨学之精入于儒，而儒遂独尊于百世也”。

墨子不仅是思想家也是科学家，他的门徒在数学、物理学、医学、逻辑学方面都有所建树。后期墨家走向独树一帜的道路，放弃政治，埋首于科学，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令人不解的是，墨家因此不再成为显学而日趋衰微，因为在知识分子心目中，它已逐渐远离关注的焦点——治国平天下，理所当然地被人们淡忘、冷落。

道家

老子创立的道家，在齐国稷下各学派的交融中，分化改组，成为一个足以与儒、墨显学相抗衡的学派。齐国的稷下之学，把道家创始人老子同齐国尊奉的始祖黄帝结合起来，称为稷下黄老之学。所谓黄老之学是假托黄帝的名义，吸取老子的“虚静”、“物极必反”等思想加以改造，形成一个思想流派。由于这个学派的著作久已失传，人们对它的认识是模糊的。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写在《老子》乙卷前面的《经法》、《十大经》等四种书，大抵是黄老学派的代表作。

稷下道家的代表人物有宋钘（jiān）、尹文、田骈、慎到。宋钘、尹文主张宽容，反对战争，国君必须做到“无为而能容天下”。田骈主张万物是齐一的，应付的最好办法是听其自然。慎到主张国君“无为而治”的同时，极力提倡法治，尤其要讲求“势”，以权势制服臣民。他已经不是道家，而是从道家分化出来的法家。

真正发挥老子思想的是庄子。庄子，名周，约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280年时人。他在宋国家乡做过漆园吏，拒绝楚庄王的聘请，过着隐居生活。《庄子》一书把《老子》的简约哲言具体化为生动的哲理寓言，主张率性、适己，在文采斐然的汪洋恣肆中展现思想的博大精深。庄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之源，是不可知的。世上本无事物，由道派生出天地、帝王、一切事物以及真伪是非。你有你的是非，他有他的是非，是非是难以分辨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就是他的名言。在庄子看来，世俗的见解如儒家、墨家所宣扬的学说，都只是相对的是非，相对的是非不能作为绝对判断的标准。道是变幻不定的，分什么彼此，分什么是非？不如浑浑沌沌，一切听其自然。这是一种与世无争的消极思想，逃避现实，追求个人精神自由。必须做到无己、无名、无功，甚至忘记自身的存在，达到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境界，才能获得绝对的精神自由。庄子主张天人合一，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为最高精神境界。这种“无差别境界”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法家

法家由于其务实精神，主张以严刑峻法治乱世，对政学治术有精深的研究，深受各国统治者赏识。法家中任法一派以商鞅为代表，讲究法律和赏罚的执行；用术一派以申不害为代表，讲究对官吏选拔、监督、赏罚及驾驭的方法；重势一派以慎到为代表，讲究运用国君的权势，保持国君的地位。韩非认为他们各有欠缺：秦用商鞅之“法”，国富兵强，但“无术以知奸”，因而秦强盛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韩昭侯用申不害之“术”，但法令不统一，使奸臣有机可乘，韩国“不至于霸王”。因此，韩非主张取长补短，把“法”、“术”、“势”三者结合为一体，并由此制订出治国方略。首先，要加强中央集权，“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必须用“术”剪除私门势力，选拔法术之士，“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其次，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私学。再次，厉行赏罚，奖励耕战，谋求国家富强。

韩非是韩国的贵族，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讲究法家之学。他曾多次上书劝谏韩王，未被采纳。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读到他所著《孤愤》、《五蠹》等篇，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他替韩国出使秦国，向秦王上《存韩》书，这与雄心勃勃的秦王扫灭六国、统一天下的政治谋略是相悖的，秦王把韩非的《存韩》书交给李斯去处理。李斯对韩非入秦势必影响自己的仕途有所顾忌，于是因嫉而杀韩非，实在是一场历史的误会。韩非虽死，他的理论实际成了秦的官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