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经 · 十月》中的这句话，早就被人引用来形容春秋时代社会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春秋末期“君子”陵夷，政权易手，先前的封建秩序早已荡然无存。《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10年），史墨对赵简子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杜预注：“三后，虞、夏、商。”事实上，“三姓之后”应从更广泛的含义上去理解，春秋以来的贵族而今沦为庶民，已成为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社会结构的变化不能不引起政治制度、经济体制、观念形态等方面的相应变化。继春秋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代（公元前476—前221年）。这是一个社会大变动时期。春秋时代的世家大族几乎都已烟消云散，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而消失了，新的阶层取而代之。战国时代各国新兴的统治者，无不关注如何维护自己的威权。这一时代，纵横捭阖，波诡云谲，兼并战争不断，各国都必须集中一切力量为生存而奋斗。于是各诸侯国为了适应社会的大变动，纷纷进行变法。

魏国

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任用李悝为相国，主持变法。李悝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主张以法治国。他收集各国现行法律，编成《法经》。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典，共分六编：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盗法针对侵犯私有财产，贼法针对侵犯人身（包括杀伤），囚法用于断狱，捕法用于捕亡，杂法用于惩罚轻狡、越城、博戏（赌博）、借假（欺诈）、不廉、淫侈、逾制等七种违法行为，具法是根据具体情况加重或减轻刑罚的规定。《法经》的本意是以法治来保障社会变革的有序进行，然而它的影响超越了魏国。商鞅从魏入秦，帮助秦孝公实行变法，便是依据这部《法经》行事的；以后的《秦律》、《汉律》都是在《法经》的基础上逐步扩充而成的。

李悝一方面是法家，另一方面又是农家，他在变法时很注意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为此必须铲除旧的领主土地关系。孟子说“善战者服上刑”，“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是针对李悝的。李悝主张“尽地力之教”——派官员督责农民加紧生产，增产者赏，减产者罚。为此必须杂种五谷——稷（小米）、黍（黍子）、麦、菽（大豆）、麻，充分利用空闲土地，多种蔬菜瓜果，栽树种桑，扩大副业生产。李悝还实行“平籴法”，目的在于防止粮价太贵太贱，因为“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他主张采用“取有余以补不足”的手段，“使民适足，价平而止”。

人们从李悝所说的五口之家治百亩之田承担什一税这点，已明晰可见这种农民不再是领主土地上的农奴了；从“籴贱伤农”这点，约略可见小农经济已初步形成了。

赵国

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竹简表明，早在春秋末年赵国就把百步为亩改为二百四十步为亩，这种新亩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小农经济的形成。

公元前403年，赵烈侯用公仲连为相国，进行改革，在“选练举贤，任官使能”、“节财俭用，察度功德”的同时，“以仁义，约以王道”。也就是说，按照法家的理论选拔人才、处理财政、考核臣下，按照儒家的理论教化民众。

此后，赵武灵王为了加强军力，改革军制——“胡服骑射”，建立骑兵。他学习胡人的骑射与服式，并驳斥反对派说：“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这种因时制宜的改革，使赵国由此而日趋强盛。

楚国

公元前402年，楚悼王即位后，启用法家吴起，实行变法。吴起变法的指导思想是“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即剥夺旧贵族的权力和财产，扶植新兴势力。凡封君子孙已传三代以上的，收回爵禄；裁汰无能无用之官，节约开支，供养“选练之士”；把旧贵族迁移到荒凉地区，充实与开发那些地区。

吴起针对楚国官场的歪风邪气，大力整顿，明确规定：“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顾毁誉”；“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破横散从（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目的在于提倡公而忘私，禁止私门请托，不准纵横家进行游说，扰乱视听。(www.daowen.com)

吴起变法使楚国迅速强盛，成效卓著。由于损害了以旧贵族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遭到了猛烈的反对，攻击吴起是“祸人”，楚悼王“逆天道”。一时间反对变法的舆论甚嚣尘上。楚悼王一死，守旧派发动叛乱，吴起被肢解而死。

吴起的死，显示了涉及社会制度各个方面的改革，阻力之大是难以想象的，改革家往往遭到不公平待遇，甚至没有好下场。守旧派的反扑，使变法的成就逐渐化为乌有。韩非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殊不知，商鞅为此也付出生命的代价。

秦国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发布求贤诏令，征求“能出奇计”使秦强盛的贤才。商鞅就在此时从魏国前往秦国。

商鞅，本名公孙鞅，也称卫鞅，因在秦国变法有功，被封于商（陕西商县东南商洛镇），号为商君，故后人称为商鞅。

商鞅带了李悝《法经》，在秦国进行了两次变法，使秦国一跃而为强国。

他首先反驳了守旧派“法古”、“循礼”的主张，提倡“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经过三年准备，于公元前356年进行第一次变法。（一）商鞅把李悝《法经》在秦国公布、实施，增加了连坐法——相互告发与同罪连坐。他还主张对轻罪用重刑，称为“以刑去刑”，目的在于张扬法律的威慑力。（二）商鞅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度，实行依军功授田宅的新法，把军功分为二十等，论功行赏，授官赐田宅。（三）商鞅鉴于秦国地广人稀，实行奖励垦荒、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的政策。凡从事耕织成效显著的人，可以免徭役；凡是从事商业、手工业不力而破产的人，连同其妻子儿女一同罚作奴隶。（四）焚烧儒家经典，禁止私门请托、游说求官。

公元前350年，商鞅进行第二次变法，涉及面更深更广。（一）废除秦国境内的井田制，把原来“百步为亩”的阡陌和百亩为顷的封疆统统破除，开拓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重新设置阡陌、封疆，并且正式承认土地私有和买卖的合法性。（二）把秦国的乡、邑、聚（村落）合并为县，作为地方一级行政机构。（三）为争取中原，向东发展，而把都城从雍迁到咸阳。（四）统一度量衡，颁布度量衡标准器。（五）开始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一家有两个成年男子必须分家另立户口，否则要加倍征赋，刺激一夫一妇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

商鞅变法是各国变法中最全面、最彻底、最有成效的，秦国从此富强，奠定了此后秦统一全国的基础。正如汉朝人王充在《论衡》中所说：“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

商鞅变法剥夺了旧贵族的特权，损害了他们的利益，遭到嫉恨，一场殊死的较量势不可免。因为太子犯法，商鞅对太子的师傅公子虔予以严惩，以示法不阿贵的严肃性，使矛盾更趋激化。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即位为秦惠王。公子虔等人见时机成熟，诬告商鞅谋反，迫使他回到封地商邑，举兵抵抗。商鞅被秦兵杀死后，又处以车裂的极刑。商鞅的悲剧性结局，与秦国因商鞅变法而振兴，形成强烈的反差，令人深思。

与商鞅变法差不多同一时候，韩国任用申不害，齐国任用邹忌，先后变法，都取得了成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齐国邹忌变法中，稷下学宫起到了决策咨询、舆论先行的作用。齐威王还任用军事家孙膑，讲求练兵，重振武备，收到明显的效果，齐和秦曾一度互相称帝（东帝、西帝），成为东西两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