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是从商开始的，大约是在商朝建立的公元前1600年，迄今为止，已有3600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了。如果把商朝建立前的早商（或先商）时期包括在内，那么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还可以上溯四五百年。

商，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子姓部落，长期居住在黄河下游。商的始祖名契，传说其母简狄吞吃了玄鸟（燕子）的蛋而生下了契。《史记 · 殷本纪》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娀（sōng）氏之女……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这种神话传说表明，商族把玄鸟（燕子）作为自己的崇拜对象；甲骨文中祭祀高祖王亥的卜辞，在“亥”字上加了鸟图腾符号，写作“”，可作为一个旁证。

商与夏同时并存于世。依照神话传说，夏的始祖禹源于黄帝子孙颛顼这一支，而商的始祖契源于黄帝子孙帝喾这一支。依照《史记》的说法，夏商周三代的祖先禹、契、后稷，都在尧、舜的朝廷里服务。这样看来，夏商周都是自黄帝下来一直平行存在的两个集团。从比较可靠的历史资料来看，商在灭夏以前，早已有了他们自己轰轰烈烈的历史，即所谓先公先王时代。《诗 · 商颂 · 长发》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表明商人曾在海外打过胜仗。据说，契曾随禹治水，后来商人冥又作了夏的水官，表明夏朝统治黄河中下游时，商一直臣服于夏。

从契到汤，传了十四世，正相当于夏朝。由汤完成了灭夏的事业，建立了商朝，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约六百年。

商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维持了强劲的游移性，从契到汤的四五百年中，他们集体迁徙了八次，大抵从山东到河北到河南。

商建都于亳（今河南商丘），消除夏的屏障，按照丞相伊尹的谋画，停止对夏的贡纳。夏的统治者桀大怒，发兵征讨。夏商两军大战于鸣条（今河南封丘）之野，桀大败，汤乘胜追击，灭亡夏。

商朝建立后，一度中衰，王室内部连续发生争夺王位的纷争，“兄终弟及”制度遭到破坏，都城也几经迁徙，统治很不稳定。到商王盘庚的时候，为了扭转局面，约于公元前1300年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进行改革，“行汤之政”，政治中兴。商的历史以此为转折点，《竹书纪年》说：“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这至少有两层意义：第一，表明统治日趋稳定；第二，表明定居农业已占主导地位。

盘庚所迁的殷地，无论对于经济、军事抑或社会生活，都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殷都是沿洹水而建的，它便于用水和防卫。紧靠洹水南面是宫殿、宗庙区，迄今考古发掘了五十多座宫殿、宗庙遗址，比较集中地分布在小屯东北。它的东面、北面毗邻洹水，且地势较高，不仅在水源上占有利地位，而且可以防御洹水泛滥。宫殿区的西面、南面挖掘了环绕宫殿的壕沟，既可以分流洹水，又可与洹水连成一体作为防御设施。

时隔三千多年后，这一殷商古都——殷墟的发现，堪称20世纪田野考古的一大盛举。自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甲骨文最初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即殷墟）发现之后，殷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罗振玉确认今日之安阳河即郦道元《水经注》中的洹水，安阳河南岸的小屯即《史记 · 项羽本纪》所说的“洹水南殷墟”。这一考定，为殷墟的发掘奠定了基础。

1928年至1937年，在李济、董作宾、梁思永、郭宝钧、石璋如等学者主持下，共计进行了15次殷墟遗址发掘工作，陆续发现大批甲骨、宫室、陵墓、宗庙，了解到殷人营造宗庙的隆重仪式（包括人祭人殉）。1950年至1977年，又在殷墟遗址进行了10多次发掘。持续半个世纪的殷墟发掘工作，使湮没了3000多年的宫殿建筑基址、商王陵墓、贵族或平民墓葬，各种作坊、仓窖、工具、武器、礼器，先后重见天日。殷墟的范围很大，其总面积在24平方公里以上。洹河南岸，大体上以商朝王宫（今小屯村附近）为中心，周围环绕着手工业作坊、居民点和墓葬等；洹河北岸，以王陵（今武官村、侯家庄一带）为中心，有商王及贵族的陵墓和数以千计的人殉祭祀坑，周围有聚落和平民的墓葬，显示了不同阶级不同待遇的悬殊地位，这给研究商朝都城及商朝社会各个侧面，都提供了写实的依据。

根据1999年6月的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队指出：盘庚迁殷之“殷”有新说。近年来，安阳考古队对殷墟外围进行发掘，特别在洹河之北花园庄一带取得了重大突破。花园庄商代遗址面积达150万平方米，堪称第二个殷墟。这个遗址的时代介于商代早期郑州商城二里岗及商代后期小屯殷墟之间，从夯土建筑基址、青铜器中鼎等王室礼器等方面推断，洹河北面花园庄遗址有可能是盘庚所迁的“殷”。至于小屯殷墟遗址，当属于商代后期的都邑，是武丁及其以后各王所居之地。2006年第3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一致决定，河南安阳殷墟正式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令人遗憾的是，过去一百多年间，至少有五万多件殷墟文物流失海外。(www.daowen.com)

盘庚迁殷后，商朝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有所发展，特别是到武丁统治时期，达到了鼎盛时期，《诗经》中的《玄鸟》篇、《殷武》篇，便是对武丁的颂歌。武丁不断对外用兵，使商朝的疆域日趋扩大。

商朝行政制度，以及贵族官吏，有“内服”、“外服”之分。“内服”指王朝而言，“外服”指诸侯而言，表明当时的政治地理结构中，存在着商王直接管辖区和通过贵族官吏的间接管辖区。甲骨卜辞中，把直接管辖区称为“天邑商”、“大邑商”或“大邑”；间接管辖区称为“四方”、“四土”。所谓“大邑商”，大体包括今河南省大部、山西省南部、河北省北部及山东省西南部。所谓“四土”，大体位于幽燕以南、汉水淮水以北、甘肃以东、苏皖以西。所谓“四方”，是指边疆地区的方国、部落，如西北舌方、土方、马方，西面的羌、氐，南面的楚、百越，东面的人方（东夷、淮夷）。

参加早期殷墟发掘与研究的李济，1960年所写的《古代中国文明》指出：从安阳发掘中人们可以认识到，“早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纪就不仅完成了华北的统一，把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分为若干部落单位的华北合为一体，而且还有能力吸收来源于南方的许多重要的种族成分。商代人种植稻米，发展丝织；进口锡锭、贝壳和龟壳，在王家苑林中豢养象、孔雀和犀牛。楚国的祖先曾与这个王朝的宫廷有接触，有证据表明，商代的某些题材曾成为楚人祖先文身的内容。四川和南方另一些地区的乐师可能在殷朝宫廷乐队里参加过演奏。以上种种，再加上明显的西伯利亚和蒙古来的北方成分，以及远到西亚乃至更远地区的西方成分的存在，使安阳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文化中心，成了青铜时代中期东方一个极其独特的世界性城市。”

商朝历史中有两件起着负面影响的事，即人祭人殉和酗酒。

商王要向他的祖先和神灵“献俘”，各地贵族要向王廷“献俘”，透过商王贡献给他们的祖宗和神灵。这种“献俘”便是人祭，通常一次要杀数十人到数百人。人祭的方式，或以戈钩颈而死，或剖腹陈尸，或割取人头祭神。安阳小屯宗庙宫寝遗址南部的祭坛，就有用人、畜作为牺牲的遗迹。建造宗庙时，要活埋幼儿来奠基。每座宗庙的大门口，都活埋人殉。在宗庙的前面，有成排的活人连同车马一起殉葬。一些大墓往往要几十个上百个被杀殉葬的人。武官村的一座大墓，据碳14测定距今3050±100年，生殉、杀殉、杀祭的男女侍从达三四百人。

商朝殉葬坑

商朝贵族饮酒成风，而且愈演愈烈，不但消耗大量粮食，而且导致政治腐败。纣王帝辛在邢台以南、朝歌以北修建许多离宫别馆，有“酒池”、“肉林”，饮酒作乐，通宵达旦。西周时的铜器铭文说，大小官僚“率肆于酒”，个个嗜酒成癖。甚至平民也不例外，出现了“庶群自酒，腥闻在上”的怪现象。到商朝末年，酗酒的风气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以致周灭商后，专门颁布了禁酒的政令，其严重性于此可见一斑。

仅此两点，人们不难悟出商朝灭亡的原因来了。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任教于美国奥克拉荷马中央州立大学外文系的中国籍教授许辉，在《奥尔梅克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一个振聋发聩的论点，引发一场考古学界的争议。许辉认为，当年中美洲第一个灿烂的古文明，有可能是殷商末年一批渡海逃难的中国人协助建立起来的。就时间上说，奥尔梅克文明在公元前1200年前崛起，正好呼应了当年武王伐纣和纣王自焚，导致殷商王朝终结的年代。许辉的坚实证据是古文字，他从奥尔梅克的陶器、玉器、石雕上找到近150个文字符号，请旅美的中国古文字专家鉴定，大都肯定十分近似中国的甲骨文或金文。这个千古之谜的大胆假设，着实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是真是假，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