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对于历史的追忆，反映出来的历史观，似乎是一代不如一代。他们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最为糟糕，被称为“乱世”。此前的夏商周三代被称为“小康之世”，虽不甚理想，但比乱世要好多了，所以是“小康”。“小康之世”以前的黄帝尧舜时代，最为理想，被称为“大同之世”。因此他们的政治理想就是，由“乱世”回归到“小康之世”，进而重建“大同之世”。

“大同之世”与“小康之世”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天下为公”的社会，后者是“天下为家”的社会。先秦诸子在这样的语境下，谈论从“大同”到“小康”，从“公天下”到“家天下”，便有了特殊的现实意味。正如吕思勉所说：“在大同之世，物质上的享受，或者远不如后来，然而人类最亲切的苦乐，其实不在于物质，而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大同时代的境界，永存于人类记忆之中。不但孔子，即先秦诸子，亦无不如此。”

《礼记 · 礼运》说：“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它描绘了一个不分彼此、没有争斗的和谐而温馨的社会图景。这个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依据《春秋公羊传何氏解诂》等文献推测，当时存在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农村公社，选举年高德劭的人担任“父老”、“里正”。春、夏、秋三季，百姓外出种田；父老和里正在村口监督。到了冬天，父老在“校室”里教育儿童，里正则催促妇女从事纺织。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助”的风尚。《韩诗外传》说，村社的基层由八家人家组成，是一个不分彼此的共同体：“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谋，渔猎相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亲而相好。”

自从禹建立夏王朝之后，情况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大同之世”进入了“小康之世”。《礼记 · 礼运》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为小康。”

这种转变的关键，就是夏朝的建立者禹在移交王位时，传子而不传贤，从此“天下为公”变为“天下为家”，公天下变为家天下。在传说中，尧、舜时有“禅让”的传统，尧老传位于舜，舜老又传位于禹，都是传贤不传子，即“选贤与（举）能”。禹在年老时，在部落联盟议事会上提议讨论继任人选，大家先举荐皋陶，皋陶死后又举荐伯益。但禹在暗中培植他儿子启的势力，企图由儿子继位，果然禹死后启杀了伯益，继承了禹的职位，从此出现了“家天下”的夏王朝。这是私有制、阶级分化、国家机器出现之后的必然现象。

《史记 · 五帝本纪》把尧描述为圣明之君，他发现舜精于农耕、善于制作陶器，有组织、领导才能，确认舜可托付重任，便命他摄政辅佐，自己告老，临终前把王位让给了舜，而不传无能的儿子。舜谦辞不就，避居别地。由于各路诸侯的拥戴，舜才返回，继承王位。舜到了晚年，发现禹治洪水有功，仿效尧的做法，让禹摄政，自己告老。到了临终之前，舜因儿子无能，命禹继承王位。禹也同样谦辞不就，避居别地，在诸侯的拥戴下才登上王位。这显然是后世学者对“五帝”时代清平盛世的美化，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形势下，人们对五帝时代的大同社会的无限向往之情。然而“大同”时代的王位继承制是禅让而不是世袭，是有历史依据的事实，绝非虚构，却是可以肯定的。杨希枚《再论尧舜禅让传说》指出：“传说，甚至神话，无论其内容如何怪诞，多少反映着某些社会背景，或者说，可以从其内容来了解它所涉及的某些社会制度、思想或信仰。尧、舜传说自不例外。”杨希枚认为，尧舜禅让传说至迟是春秋时代已经流传的古老传说，它普遍见于《论语》及战国以来儒、墨、道、法各学派的论著，绝非出于某一学派的伪托。

道家典籍对于这种社会变革也有所描绘。《抱朴子 · 诘鲍》说：“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泛然不系，恢尔自得；不竞不营，无荣无辱。山无蹊径，泽无舟梁。川谷不通，则不相并兼；士众不聚，则不相攻伐。势利不萌，祸乱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设。身无在公之役，家无输调之费，安土乐业，顺天分地，内足衣食之用，外无势利之争。”进入夏朝之后，一切社会关系都颠倒过来了：“智用巧生，道德既衰，尊卑有序”；“强者凌弱”，“智者诈愚”；“见可欲，则真正之心乱；势利陈，则劫夺之涂开”；“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则下民贫”；“闲之以礼度，整之以刑罚”。(www.daowen.com)

夏王朝就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小康之世”的开端。考古发掘大体可以印证传说中的这种变化。

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出不少铜渣、坩埚残片、陶范残片和小件铜器凿、锥、刀、鱼钩、铜镞等。经过化学分析，证明这些小件铜器已是青铜器，虽然带有某些原始性，但已反映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陶器中酒器的发现，说明当时已有一定数量的剩余农产品，可以用于酿酒。房基和墓葬情况，反映了基于私有制的贫富分化、阶级分化。有的房基长达9～10米，宽5米左右，地面坚硬，铺有薄层料姜石面。有的居址还发现了四边磨光的石柱础和柱子洞，这与地穴式半地穴式的房屋不可同日而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标志着国家机器的宫殿遗址的出现。这座宫殿遗址处于遗址中部，洛河自北流过，面积约1万平方米，有厚约1～2米的夯土台基，高出地面约80厘米，上面是排列有序的柱子洞和完整的墙基。台基中部偏北地方有一块高起部分，呈长方形，是一座面阔八间、进深三间、四坡出檐的殿堂，堂前是平坦的庭院，四周有彼此相连的廊庑。在殿堂对面，发现了东西向排列的柱子洞，是宫殿的大门。如果复原的话，一座规模宏大、气势庄严的宫殿建筑，巍然屹立，夏王朝的威仪便跃然而出了。

夏已进入了青铜时代，考古发掘证实了传说中禹的时代“以铜为兵”，以及禹铸九鼎等，是可信的。但铜器用于农业生产的可能性很小。当时主要的农具还是木器、石器和一部分骨器、蚌器。农具有耒、耜等。耒是一根前端弯曲、有双尖的木棒；耜为宽刃形起土工具，有木、石、骨制三种。从禹治洪水的传说中可以看到当时已有原始的灌溉技术。《论语 · 泰伯》说，禹“尽力乎沟洫”；《孟子 · 滕文公上》说，“禹疏九河”，“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这些均表明当时已知道开通沟洫、排洪泄涝，是农业生产的命脉。

夏人在不断积累农业生产经验的同时，天文历法知识也逐渐丰富。当时已有了明确的日、月、年的概念，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以冬至后两个月的孟春之日作为一年的开始。同时还出现了以六十甲子（干支）记日的方法，夏朝后期的几个王，如胤甲、孔甲、履癸（桀），都以甲、癸等日干为名，便可窥知一斑。《左传 · 昭公十七年》引用《夏书》中的一段记载：“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表明夏人观测到发生于房宿位置上的一次日食时击鼓奔走的情景。这是见于记载的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竹书纪年》中有“夏帝十五年，夜中星陨如雨”的记载，是夏人观测到流星雨的最早记录。

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这两句话表明了一个意思：夏商周三代的制度虽有所损益，但也有所继承。周的田赋制度与夏有一脉相承的关系，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古来田赋之制实始于禹”，“周之疆里，犹禹之遗法也”。周的“疆里”，也就是孟子所说的“经界”——井田上的土地划分，所以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推论“井田创造于禹”。禹在农田上开沟洫，把它与《考工记 · 匠人》所描绘的井田上的沟洫制度相对照，似乎可以推测：西周那种井田式样的沟洫其实肇始于夏。

从夏与商、周之间如此紧密的承袭关系来看，不仅表明夏已从野蛮时代走向文明时代，是可信的，而且表明夏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