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交通线路变迁与名城经济的盛衰

便利的交通条件是城市经济繁荣的有力保证，我国历史上，黄河、长江水道，大运河和沿海漕运线路以及海陆丝绸之路曾经是最主要的交通干线，它们的兴衰变迁与区域经济发展相联系，直接影响了沿线历史文化名城的盛衰。

（一）内河、大运河航线的变迁与沿线名城经济盛衰

我国古代的交通除了西北、东北、西南边缘地区受缺水、多山影响，通常以陆路交通为主外，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以及沿海地区都以水路交通为主。作为古代社会前半期中央首都所在地的关中、河洛地区很长时期都是通水路的。今西安地区古有灞、浐、沣、涝、潏、滈、泾、渭八水环绕，特别是黄河中游最大的支流渭河水量丰富，东西贯穿关中平原，是主要的漕运河道。秦都于咸阳，汉都于长安，除了依赖关中地区自身较优越的经济条件外，大多还要依赖外地的供应。当时最为广大的富庶产粮区的在较远的东方，即西起太行山东南，越黄河而东，由济水和鸿沟分黄河之处起，再东至于东海之滨，北边达到现在山东省的北部，西南至于鸿沟系统中的获水、睢水以及狼汤渠流经的区域，大致相当于今河南东北部和山东西南部及山东东部沿海各处^[38]。隋唐两代皆都于长安，而当时最为广大的富庶产粮区仍在关东各处。因此物资的供应主要靠由洛阳沿黄河经黄河与渭河交汇处入渭河抵长安的漕运路线，南方之物资亦可集结于襄樊，沿汉水或丹水经汉中或商洛地区入渭河抵长安。这两条重要的交通线路使得各地的出产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城，促成了长安城的商贸繁荣。但洛阳到长安之间受黄河三门峡砥柱的阻碍，通行困难，某些时期水路受阻，长安到洛阳不得不以陆路为主。而洛阳距离当时富庶的产粮区较近，又在砥柱的下游，无虑黄河翻滚的波涛，更优越于长安，汉唐时期城市之繁荣亦与长安相颉颃。

隋炀帝大业元年（605）重修洛阳城，称“东都”；又开通济渠，引涧、洛二水达黄河，再从板渚（今河南荥阳）引黄河水，循狼汤渠达淮河；疏浚邗沟，引淮水达长江，沟通江淮；大业四年（608）又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到涿郡；大业六年（610）又开江南运河，自京口至余杭。大运河的开凿成功，推动了运河沿岸城市和南方城市的经济勃兴。洛阳成为南北经济大动脉大运河的中心点，南达杭州，北抵涿郡，东至海，水运均畅通无阻，同时也是长安与东部和南部联系的要冲。洛阳的交通愈加方便，经济也更加繁荣，隋唐两代，洛阳亦为中外商贾荟萃之地，手工业相当发展，不亚于长安，城内市场也远较长安为大，规模较大的市场有大同市、通远市和丰都市，大同市周4里，通远市周6里，丰都市周8里，而长安东西市各边长600步，规模要小得多。这里还有全国最大的粮仓．创建于隋大业年间（605—616）的含嘉仓城，南北长725米，东西宽612米，面积43公顷，内有排列整齐的密封式地下圆形窖穴400余座，天宝年间储粮达580余万石，约合今2．5亿斤。每座仓窖都有铭砖，记载该仓在仓城中的位置、储粮数量、入窖年月等。根据铭砖记载，仓城所储粟米主要来自苏州、楚州、滁州等地，也有部分来自华北一带，可见大运河与洛阳的繁荣有何等重要的联系。洛阳经济的繁荣还体现在人口的增加上。隋炀帝时迁豫州城内外居民和天下富商大贾数万户以实洛阳，武则天称帝后徙雍、秦、同等7州数十万户以实洛阳，洛阳人口最高峰时达140万人之多，远远超过长安的人口规模，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

唐王朝素有“江河帝国”之称，水运较陆运更加发达，据《旧唐书·崔融传》记载，唐时“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杜佑《通典·州郡典》称：“通济渠西通河洛，南达江淮，……其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可见当时河运的盛况。从全国经济发展水平看，长江流域已经成为与黄河流域并驾齐驱的经济重心区，黄河、淮河、长江和大运河即成为全国这两大经济中心区物资交流、汇集的主要通道，沿岸河港城市相应地得到发展。黄河流域除长安、洛阳以外，汴州也是繁荣兴盛的河港城市。汴州远在十六国北朝时期遭到严重破坏、经济萎缩，大运河开通后，汴州因紧邻大运河从黄河到淮河的汴河，又靠近东都洛阳，“于是，自淮而南，邦国之所仰，百姓之所输，金谷财帛，岁时常调，舳舻相衔，千里不绝，越舲吴艚，官艘贾舶，闽讴楚语，风帆雨辑，联翩方载，钲鼓镗鉿，人安以舒，国赋应节”^[39]，很快发展成为商贾辐辏，百货汇集的水陆交通都会。在长江流域的下游，扬州地处南北运河和东西长江交汇点，为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和太湖流域物资交流的主要枢纽，“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40]，是全国最重要的水陆交通中心之一，南北商人和物资多以此为总汇，江淮荆湖入岭南的物产，特别是东南一带的海盐，大都在此集散，北方的许多货物也多汇集在此。唐王朝在扬州设有盐铁转运使，垄断东南盐铁之利，扬州成为唐代漕运及盐铁转运中心。唐中期后，扬州不仅是唐朝财赋所赖的重镇，也是商贾如织的国际大商埠，人烟浩繁，纷华靡丽，珠翠填咽，人们趋之若鹜，心想神往，从而使扬州人口不断增多，天宝年间，扬州有7．7万余户，较唐初增加3倍多。同时城市规模也扩大。汉代扬州的前身广陵城周长14里，唐代扬州周长达40余里。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称“扬州在唐时最为富盛，旧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东西七里三十步”。扬州成为仅次于长安、洛阳的第三大城市。安史之乱后，北方再次遭到战乱破坏，扬州的经济实力和繁盛程度已有超过长安、洛阳的趋势。《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九记载：“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长江中游，洪州（今南昌）扼扬、广间交通要冲，鄂州当汉水入江之处，皆为一都之会。大运河沿线余杭（今杭州）、吴郡（今苏州）、楚州（今淮安）、润州（今镇江）、宋州（今商丘睢阳）等也因水运得到很大发展。润州与扬州隔江对峙，是江浙地区粮食和各类物资北运的重要集散地。它处于运河的入口，既是军事重镇，又是漕运的关键部位，“东口要枢，丹徒望邑，昔时江外，徒号神州，今日寰中，独称列岳”^[41]，它是“三吴之会，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利之所聚”^[42]，凭借了长江和江南运河而工商业发展较快，刘禹锡曾描绘润州的繁荣：“江北万人看玉节，江南千骑引金铙。”“碧鸡白马回翔久，却忆朱方是乐郊。”^[43]淮安、扬州、苏州、杭州当时即被并称为南方的四大都市。开凿江南大运河后，苏州成为大运河与娄江（今浏河）的交汇处，通过娄江与长江入海口相通，唐中叶后，苏州工商业的高度发达，被时人称为“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44]。位于大运河南端的杭州的发展也同大运河息息相关。秦朝时，在灵隐山下置钱塘县，但规模很小，南朝陈末始为郡治。隋灭陈后，于589年废钱塘郡，设置杭州，两年后在柳浦西依凤凰山筑州城，因为是为政治需要而修筑的城市，故城市经济很不发达。但江南运河开通后杭州成为大运河的南端，具有“水居江海之会，陆介两浙之间”的水陆交通枢纽地位，与东都洛阳之间有了直达的水路运输，于是杭州迅速从一个滨海小邑发展成为经济都会。唐代杭州“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国家阜成兆人，户口日益增，……水牵卉服，陆控山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45]；工商业繁盛，有商店3万家，从福建、浙南、浙东来的商人都得通过杭州沿运河前往北方，商贾如织，百货山积，“南派巨流，走闽番瓯粤之宾货，而鱼盐大贾，所来交会”^[46]。

唐中叶安史之乱后，藩镇跋扈割据，干戈扰攘，原来黄河下游富庶的产粮区日渐残破，为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取而代之。位于汴河岸边的开封原本就是“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47]，后周世宗柴荣疏浚汴水，北入五丈河，使之与济水相接，又开掘汴口，使黄河与淮水相通，江淮漕运粮船即可到达开封。北宋建都开封后，继续兴建水利工程，完善开封的水运网络，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流经开封城内，号“四水贯都”。汴河横贯开封城东西，连接南北大运河，通江淮之漕，每年经汴河运往东京的粮食达600万石，成为开封城市的生命交通线。汴河上来往的船只，有江浙一带的，也有江淮一带的；所运物资，有官府的，也有私商的，舳舻相衔，千里不绝。蔡河流经外城南部，五丈河从外城西北角入城，向东经安远门前御道，至外城东壁善利水门出城，此两河也是漕运的主要交通线。金水河则是皇宫和沿河居民的主要生活水源。河道两岸的一些段落成为繁华的街市，不少商业区和市场沿河布置，一般河道码头是热闹的商业街区，河道上众多的桥梁所在地也成为商业结点，构成繁华的商业、娱乐中心。北宋末年，开封达到历史上经济发展最旺盛的时期，手工业门类多，分工细，规模大，官营手工业各种工匠达8万人以上，规模最大的官营军器制造所拥有军匠3 700人，商业繁荣，贸易发达，以经商为业的有2万多户，神宗熙宁十年（1077）商税在40万贯以上，以后又增加至55万贯，占全国第一位，人口最多时达140万到170万，其中经营工商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约占总户数的1/10，可见开封当时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是相当高的，无愧为北宋最大的经济中心。

公元1194年，黄河在北方金人统治下于河南决口，破坏了淮河水系，淤塞了汴河，种下了以后黄淮区域生产力一直低下的不幸祸根，原来沿线的一些商业城市也相应衰落下来。而且元朝建都于大都，大都为漕运中心，取代了开封的地位。金元以来黄河多次泛滥改道，致使原有的汴、蔡、五丈、金水等河及蓬池、沙海诸泽，自金以后都淤塞了。元顺帝于至正十一年（1351）曾命贾鲁修浚贾鲁河，但终不能恢复旧观，开封成了一座不通航的城市。金元明清时期的开封，经济上盛衰迭见，但总的说来，虽然还保留着地方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城市经济却发展十分迟缓，日趋衰落。

元代由于政治中心远离南方的经济重心区域，京师“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48]，故对于交通网络的建设极为重视。元人开凿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济州河在任城（今山东济宁）连接汶水和泗水；会通河由须城（今山东东平）、安山（今东平西南）至临清，南接济州河，北与御河（即永济渠）相连；通惠河引昌平白浮泉水，下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处（今北运河）。江淮之间的邗沟和江南运河依然畅通。这几条运河相连成为一条运道，就是一般所说的南北大运河。南北大运河的建成，成为南北地区商品流通的主要通道，此外又开辟了黄海和渤海的海上运输线，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的粮食等物资可经水路直抵大都积水潭。明清两代遵守成规，只是在中间有过若干段落的修整和改造。元明清三代，大运河成为全国经济的主要命脉，沿岸名城发展盛况空前。北京既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重要的商业城市，其他如天津、聊城、淮安、扬州、镇江、苏州、杭州等城市均以人物殷阜著称于世。

随着经济中心向南方的转移，长江及其支流沿岸的南京、安庆、武汉、荆州、重庆、泸州、宜宾、南昌、长沙等城市在明清时期商贸繁荣，城市经济得到发展。(www.daowen.com)

（二）海陆丝绸之路的变迁与沿线、沿海名城经济盛衰

西汉武帝年间，张骞两度出使西域，汉朝与西域诸国关系日益密切，使节往来日益频繁，元狩二年（公元前121），骠骑将军霍去病大破匈奴，从此西域天山南北各国相继归汉，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由此开辟，位于丝绸之路要道河西走廊上的武威、张掖、敦煌三座名城商旅往来不绝，从此成为重要的商埠，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经城市。隋唐是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三座名城亦高度繁荣。武威时称“凉州”，为长安以西第一大都会，唐诗里有“凉州七里十万家”之说，诗人元稹写道：“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49]史书中也说：“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50]一派人烟辐辏、物产丰饶的繁华气象。然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元气大伤，河西防御空虚，河西走廊为吐蕃乘机占领，东西交通阻绝。后虽经张议潮收复河西，但丝路盛况已难复现，两宋丝绸之路为海上交通所替代，走廊名城的商业经济衰落。不过元朝由于空前统一，中原与西域和欧洲的陆上商路畅通无阻，丝绸之路商队络绎不绝，武威、张掖等贸易城市仍有所发展。安西路治所西安（元称京兆府），也是元代通往中亚丝绸之路的要津。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封其第三子忙哥剌为安西王，次年，于长安城东北浐河之西的龙首原余脉上营建了安西王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行记中，描述这里“工商繁盛，产丝多，居民以制种种金锦丝绢，城中且制一切武装。凡人生必需之物，城中皆有，价值甚贱”^[51]。安西王宫的建筑富丽堂皇，宫室“皆以金绘饰”，“其壮丽之甚，布置之佳，罕有与比”，堪称是继唐长安城三大宫之后兴建的最后也是最辉煌的宫殿。

我国海上的贸易活动起步甚早，商周时代，善于航海的百越民族就开始与东南亚地区进行交往。秦始皇经略岭南，凿灵渠，建郡县，使番禺地区（今广州）成为越过南海与东南亚进行海上贸易的中心。汉武帝平南越后，即派使者带船队从番禺起航，沿着民间开辟的航道从事官方对外贸易，到达马来半岛、缅甸、印度半岛南部，直至锡兰岛，由中国出发经由南海到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初步形成。番禺随即成为商贸发达的都会，国内不少商品集中到番禺出售，远至西南四川的枸酱也经夜郎（今贵州境内）由水道运到番禺，而被内地视为“交广珍异”的广东土产多数其实是由海上贸易获得的^[52]。徐闻（今雷州）也是海上丝路的始发港口之一。东晋及南朝中原纷乱，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受阻，海外交往和通商发展很快。其时广州是南方最大的港口，舟舶继路，商使交属，造船、陶瓷、纺织、玻璃制造等手工业也大为发展，20世纪50年代在广州市郊出土的晋墓砖“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等铭文，可以证明当时广州人安居乐业的社会状况。

隋、唐是我国封建经济最强盛的两个朝代，对外贸易促进了沿海（港口）城市的发展。楚州、扬州、广州、泉州、潮州、福州、温州、明州及上海松江等都是较为重要的港口城市。其中广州执海港之牛耳，“蛮胡贾人，舶交海中，……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53]，是世界最著名贸易港口城市。扬州地当长江、运河会口，距海甚近，成为我国中部河海大港。明州是建造唐舶处所和越窑青瓷产地，对外形成一条“海上陶瓷之路”，9世纪以后中日之间的交通大多通过明州来完成，日本遣唐使多次在明州入境、返航。朝鲜与吴越国之间的交通，也常经明州至杭州。宋人总结了明州自唐五代以来的经济功能后，对明州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明之为州，实越之东部，观舆地图，则僻在一隅，虽非都会，乃海道辐辏之地，故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东出定海，有蛟门虎蹲天设之险，亦东南之要会也。”^[54]作为制糖中心和茶叶市场的泉州，也成为当时与南洋、日本、南亚间往来的重要通商口岸城市。唐代广州、扬州、明州、泉州并称四大贸易港口。

宋代手工业、商业繁盛，海上交通更趋发达，东至朝鲜、日本，南至南洋、印度，西到波斯、阿拉伯，远达非洲，都有海上贸易往来，东南沿海地区海港城市获得了很大发展。杭州、明州、泉州、秀州华亭县（今上海嘉定县内）等地都曾设有市舶司，是宋代的重要海港，其中广州港的对外贸易额几占全国的90%以上。南宋广州、泉州和明州成为三大贸易港，福州也因为交通条件优越，成为“工商辐辏之所”，国际贸易发达。元时对外贸易和海上交通也很发达，宋代诸海港仍为主要的对外贸易站点，持续发展。上海在宋代即已成为外贸港口，元代贸易日盛，户口繁多，民物富庶，至元二十八年（1292），“分华亭之上海为县”^[55]，上海开始成为新兴商埠。海盗出身的张瑄、朱清开辟了从上海到大都的新航线，只要旬日之间便可驶到。从上海发运的海漕逐年增加，到天历二年（1329）达352万石以上，从而为上海在清代的崛起打下了基础。泉州成为对外贸易的最大港口，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由泉州扬帆出海，可达日本、东南亚、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和亚非各地。许多国际旅行家如摩洛哥的伊本·巴图塔、意大利的鄂立等到中国来，都在泉州港登陆。到外国去的中国商人，多从泉州港放洋。泉州出口货物以陶瓷器、丝织品、茶叶、中药、酒、纸等土特产为主，进口以棉花、香料、玳瑁、犀角、象牙、珠宝为主。海上贸易的发展推动了造船业的发展，据《元史》载，泉州极盛时有海船15 000艘。意大利商人雅各·德安科纳在《光明之城》中再现了700年前刺桐港的盛况和泉州城的商业繁荣^[56]：

这是一个很大的港口，甚至比辛迦兰还大，商船从中国海进入到这里。……就在我们抵达的那天，江面上至少有15 000艘船，有的来自阿拉伯，有的来自大印度，有的来自锡兰，有的来自小爪哇，还有的来自北方很远的国家，如北方的鞑靼，以及来自我们国家的和来自法兰克其他王国的船只。的确，我看见停泊在这儿的大海船、三桅帆船和小型商船比我以前在任何一个港口看到的都要多，甚至超过了威尼斯。而且，中国的商船也是人们能够想象出的最大的船只，有的有6层桅杆，4层甲板，12张大帆，可以装载1 000多人。

这座城的四周环绕着高大的城墙……每个城门口都有市场，它们与城里的不同地区分布着的不同职业和手艺相接近。因此，这个门口是丝绸市场，那一个门口则是香料市场；这个门口是牛市和车市，另一个门口则是马市；这个门口是由乡下人卖给城里人谷物的市场，另一个门口则是种类齐全的大米市场；这个门口是羊和山羊市场，那个门口则是海鱼与河鱼市场；其他的许多门口也都是如此。确确实实，这个城市的财富极多，甚至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市场。……还有水果市场、鲜花市场、布匹市场、书籍市场、香料市场、陶瓷市场、珠宝市场。这些市场在城墙内外都可看到。……这里的商店数目比世界上任何城市的商店都多。商店里有各种各样的商品，如香料、丝绸、珠宝、酒以及油膏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明开国之初，我国海上交通还较发达，尤其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不仅沟通了中西文化交流，而且我国也跻身于当时的海洋大国之列。但自明中叶以后，朝政腐败，边防松弛，倭寇骚扰，海疆不靖，便开始厉行海禁，使全国原有的沿海大、中海港城市陷入停滞与衰落境地。明嘉靖元年（1522）首先关闭了泉州、宁波等口岸，仅留下广州一个港口作为对外贸易主要港口。隆庆元年（1567）虽又开放海禁，但此时著名的泉州港淤塞，港口交通不便，逐渐丧失了在国际贸易上的地位。唯此以后，福州、厦门则相继跃于泉州之上，在国际贸易上占据重要地位。清初承袭明末的贸易制度，对沿海贸易开始并无明文禁止，但后来为了防范占据东南沿海的南明反清势力，在顺治十二年（1655）、十三年（1656）及康熙元年（1662）、四年（1665）、十四年（1675）五次颁布禁海令，顺治十七年（1660）及康熙元年、十七年三次下达“迁海令”，实行了比较严格的海禁政策，不许片板入海。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了台湾，第二年即下令开放海禁，准许外商在指定口岸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今连云港）贸易，置关管理，沿海贸易始较为活跃。但到18世纪中叶以后，英商“屡违禁令，潜赴宁波”贸易，为了巩固海防，防患于未然，乾隆二十二年（1757）便又封闭了宁波等口岸，只许在广州市舶贸易。这样，明自嘉靖元年（1522）至隆庆元年（1567），清初顺治十二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五十六年（1717）至雍正五年（1727），以及乾隆二十二年至道光二十年（1840），凡166年的厉行海禁，闭关自守，致使我国海港城市发展停滞不前，有些则由于长期封闭，海港职能丧失殆尽，海港从此一蹶不振，衰落下去。而居海河入口、海上漕运终点的天津（海津镇）商业发展，成为四方百货集散之地。明弘治年间（1488—1505），在天津设十集一市，其中五个在城内，其余在东、北门河沿，特别是北门外沿南运河一带，市声鼎沸，人影如云，明末清初时，“名虽为卫，实则即一大都会所莫能过也”^[57]，可见天津已从一个码头性质的聚落发展成为一个相当繁荣的通都大埠了。江海之交的上海，也“益繁益茂”，有“小苏州”之称，清中叶以后一跃而成为长江下游入海口的繁荣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