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经济因素对名城格局的影响
如果说政治、军事的因素使名城格局趋于方正严谨，守卫森严，那么经济的因素则使之趋于自由活泼，不拘一格。
古代都城的建设最注重礼制的规范，上承唐长安城的西安古城、沿袭明清帝都的北京老城仍保持着严整的风貌，然而同为著名古都的南京城则是典型的不规则形都城，除受地形影响外，主要是应经济发展自发建设的结果。早在南朝时期，建康城内的市场就远比洛阳等北方都市多且分散，这些市场多由经济因素形成，而非由官府划定，对居民比较方便。居民稠密的地方，房屋建成里巷，也不同于北方城市方正的里坊。明初对南京城进行大规模的改建，全城将南唐的金陵城（包括石头城、西州城及冶城）、六朝的建康都城及东府城全部包括在内，达到南京历史上的最大规模，今南京老城的范围基本是由明城墙界定的。城内东部皇城区是行政中心区域，规整有序，体现皇家的威严；市肆区则由商业和手工业自发成长形成，集中于鼓楼以南至秦淮河，道路迂回委曲，布局极不规则。严整与自由同在，最终成就了南京城市格局的另一番气象。
政治、军事和经济因素对城市格局的不同影响鲜明地体现于扬州古城。扬州的建城史始于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北上伐齐争霸中原，开邗沟，沟通淮河与长江，并在蜀冈古邗邑之地筑邗城，周长约10里，形成扬州最早的雏形。公元前319年，楚怀王将邗城重加修筑，更名为广陵城。公元前195年，吴王刘濞在邗城址扩建广陵城，城周十四里半。东晋桓温曾重筑广陵城。随着运河功能的发挥，唐代扬州成为漕运中转和百货集散地，原先的城市规模已不能满足需要，遂向蜀冈以下发展，除官衙集中的子城外，又沿运河建成面积约2 000公顷的罗城，呈长方形，主要为商业区和居民区。五代周世宗柴荣占据扬州后，以城大难守，在故城东南隅另筑小城，称“周小城”。宋建炎元年（1127），为了抗金，利用唐代罗城南半部改筑成宋大城，周长约15里。南宋末年，蒙古军压境，又在蜀冈唐子城原址上筑宝祐城，并在宝祐城与宋大城之间筑夹城，作为联系二城的军事通道，三城形似蜂腰，又称“蜂腰城”。元代袭用了宋大城。元至正十七年（1357）朱元璋攻下扬州，知府李德林以旧城墟旷难守，截城西南隅筑而守之，这就是扬州现在的“旧城”，周长1757丈。嘉靖三十五年（1556），为防倭寇，紧接旧城之东另筑城，把商业区和手工业区包入城内，城约10里，称“新城”，新、旧两城的格局就此形成。清代仍沿用明城。
扬州城池自唐代起，城市布局以运河为主线，“逐河而城”，一直延续到清代，体现出扬州“运河都会”的特色。而大运河的开凿和南北航运的发展，使扬州成为联结南北和长江中下游的主要城市，城市政治行政地位也有所提高。唐初，扬州成为东南重镇，唐王朝在扬州置扬州大都督府，下辖扬、和、滁、楚、舒、庐、寿7州。贞观元年（627），全国分为十道，淮南道设在扬州，下辖14州。其后行政建制虽然也有一些变化，但扬州始终是区域政治行政的中心。如今的扬州古城新旧并立，各自呈现不同的形态，旧城街巷体系排列有序，主次分明，纵横严谨，部分地段保留有唐代里坊制的痕迹；新城会馆园林密集，市场繁荣喧闹，街巷体系呈现自由随意的状态，显然是政治、军事和经济因素交互作用下的结果。
位于贵州省北部的遵义古城也由新城和老城两部分组成，两城隔江而峙，形成罕见的双联式城池。老城位于湘江北岸，始筑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万历间为安置“改土归流”后的官员、驻军及其家属而重建，一面临江，三面环山，城墙高大，有明显的军事色彩。清中叶以后，遵义以蚕桑和丝织业为主的经济兴旺发达，由此促成了城市商业的迅速发展和四川经遵义至贵阳商路的开辟，遵义人口更加集中，逐渐向湘江东岸扩展，沿交通线形成新的市街。咸丰八年（1858）围绕新市街修筑城垣，是为新城。新城以川黔商路为轴带状布局，城内多为繁荣的商铺区，以后在新城南北又沿川黔商路扩展，形成两个狭长的关厢带。这样，老城应军事防御的需要布置在山麓地带，受地形限制，呈不规则的圆形；新城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沿交通线呈带状延伸，新老城夹河而立，各呈其姿，在名城的城市格局中是非常特别的（见图2－9）。
图2－9 遵义古城示意图[77]
景德镇是以陶瓷业为主的工商业城市，布局与一般的县城有很大不同，不是以官府庙宇为中心，而是随窑场的分布伸展。在明代以前陶瓷手工业尚不集中，窑场零零落落散布于镇周围几十里范围内。明清全盛时期，生产扩大，人口增多，原料、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和产品外销都要依赖昌江运输大动脉，官私窑场均向昌江岸边集中，城区即沿江东岸长条状发展，城内主要街道则呈南北向与昌江平行，整个城市平面呈不规则形状（见图2－10）。
图2－10 景德镇图（1956年）[78]
【注释】
[1]（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23
[2]（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序。
[3]转引自叶骁军著．中国都城发展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10
[4]论语·雍也。
[6]史记·卷四·周本纪。
[7]管子·乘马第五。
[8]侯仁之，邓辉．北京城的起源与变迁．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22
[9]史记·卷四·周本纪。
[11]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
[12]（唐）杜佑．通典·卷第一百七十四·州郡四·古雍州（下）。
[13]参见宋史·卷二六○·李怀忠传。
[14]（明）高启．清明赠馆中诸公。
[15]（唐）李白．金陵三首其二。
[16]（明）高启．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17]汪德华．中国山水文化与城市规划．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123
[18]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一。
[20]（唐）慧立，释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
[21]罗哲文．罗哲文历史文化名城与古建筑保护文集．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30
[22]（东汉）桓宽．盐铁论·（卷一）通有篇。
[23]（东汉）桓宽．盐铁论·（卷一）力耕篇。
[24]（宋）陆游．入蜀记·卷四。
[25]（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下。
[26]汪德华．中国山水文化与城市规划．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144
[27]引自国家文物局网站：www.sach.gov.cn/PublishCenter/wenbo/dtbf/zhuanti/shjych/yichml/60.htm
[28]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2
[29]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上。
[30]转引自陈宝森著．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康熙五十年《烟波致爽》诗．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3
[31]转引自陈宝森著．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热河志》卷七十三．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4
[32]转引自陈宝森著．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5
[33]见《热河志》卷二十五，《行宫》上，转引自上书第7页。(www.daowen.com)
[35]尚书·召诰。
[36]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37]根据谭其骧先生的意见，西安作为古都包括丰镐期、咸阳期、汉晋北朝长安期、隋唐长安期4个时期（见陈桥驿．中国七大古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谭其骧序），涉及地域范围主要在今西安和咸阳市域内，这里为行文方便，以“西安”笼统称之。
[38]史记·秦始皇本纪。
[39]史记·秦始皇本纪。
[40]汉书·高帝本纪。
[41]汉书·娄敬传。
[42]五陵指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
[43]晋书·石季龙传。
[44]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第3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47
[45]（唐）杜甫．秋兴。
[46]（唐）王维．和贾舍人早朝。
[47]（宋）宋敏求．长安志·卷七。
[48]堂子即传统的家族祠堂，是祭祀天神和祖先的地方。祭堂子是女真族许多祭祀的一种。
[49]侯仁之，邓辉．北京城的起源与变迁．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34
[50]辽代实行五京制度，五京为：上京临湟府，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中京大定府，在今内蒙古宁城县；东京辽阳府，在今辽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在今北京市；西京大同府，在今山西大同市。
[51]史记·货殖列传。
[52]我国对外来文化的翻译工作大致有两个阶段。一是从东汉末年到元朝至正初年，是印度佛教的翻译时期，历时700余年；二是西方科学文化的翻译时期，从明万历年间利玛窦来华开始至今，已达400余年。梁启超在《中国近二百年学术史》中说：“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自明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
[53]（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八·大品经序第二。
[54]（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八。
[55]译主为主译人，也是译场的总负责人；证梵语的职责是考察梵文有无差误；笔受负责将译主所译梵文字义按梵文句式结构记录下来；缀文负责将笔受的记录加以整理，使其符合汉文文法；润文将整理好的译文进行加工润色，是其流畅优美；正字负责纠正译文中文字上的讹误；证义的职责是验证已译之文与梵本有无出入；监护大使是钦命的译场与朝廷间的联系人，在译经完成后，由其监阅通过；书手为抄录人，由善书者充任。参见来新夏等著《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第1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
[56]冯友兰．冯友兰自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3
[57]（意）路易吉·戈佐拉著；刘临安译．凤凰之家——中国建筑文化的城市与住宅．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17
[58]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第三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138
[59]引自国家文物局网站www.sach.gov.cn
[60]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第3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199
[61]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第3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87
[62]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第3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162
[63]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第3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179
[64]春秋战国时期的工商业城市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都会，不是因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聚集而自然形成，而是从政治中心、军事据点演变而来，成为政治中心、军事据点和经济中心的综合性城市。
[67]（唐）卢求．成都记序．见《全唐文》卷七四四。
[68]陈桥驿．中国历史名城．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171
[69]宋书．卷五十四．孔季恭等传论。
[70]（唐）白居易．苏州刺史谢上表。
[71]张怡，潘文明．苏州市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728
[72]转引自王卫平，王建华．苏州史纪：古代：（明）何良俊．何翰林集卷十二．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162
[73]（清）黄钧宰．金壶浪墨卷一．见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96
[74]（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六。
[75]（清）孔尚任．广陵听雨诗序．见《孔尚任诗文集》第二册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62
[76]韩侍桁．论海派文学家，见马逢洋编《上海：记忆与想象》．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
[77]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第3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189
[78]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第3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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