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创造与积累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济发展是其先决条件。文化昌明之区，必是繁荣富庶之地。历史文化名城尽管兴衰殊途，但都必然有过一时或数代之盛，城市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积累打下了深厚的物质基础。
苏州是江南著名的鱼米之乡，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种养咸宜，早在1 500年前的南朝就是“一郡丰收，可供数郡食用”[69]的粮仓，宋代更有“苏湖熟，天下足”之俗谚。苏州的桑蚕业有着4 700年的历史，是我国的丝绸之府。江南运河的开凿，使苏州不仅通过娄江与长江入海口相通，而且通过大运河与南北经济都会都发生了直接的联系，这更对苏州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唐代，苏州工商业高度发展，白居易称：“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70]明清，苏州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城市之一，“东北半城，万户机声”，阊门等处，店铺林立，行旅往来，洋商聚集，“凡南北舟车，外洋商贩，莫不毕集于此，居民稠密，街弄逼隘，客货一到，行人几不能调臂，其各省大贾，自为居停”[71]，不愧“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苏州文化亦向称发达，诗词文章、刻书藏书、绘画书法、昆曲评弹、通俗文学名扬海内外，清代状元、榜眼、探花半出苏州。苏州的工艺尤值得称道。工艺美术品生产具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双重性质，经济发展导致人们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从而使市民的审美情趣趋高趋精，产品重质量，求美观，生活用品日益工艺化。传统工艺如刺绣、织锦、琢玉、髹漆、金银器、泥人、家具、扇子、灯彩、书画装裱、剧装戏具、木刻年画等无不奇巧精致，久享盛誉。即以甲于天下的苏州园林而论，也是“富贵之乡”的产物。苏州市井繁荣，生活优裕便利，是文人理想的“市隐”之所；园林是综合性的艺术，苏州地区丰饶的物产、高超的工艺水平为造园提供了物质保证，造园家们能诗文、通绘画的较高文艺素养又使园林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诗画意境。更重要的是，造园消费之巨，绝非贫瘠之地所能承担。明清时期，城内园林最多时约有270余处，有“城里半园亭”之说，风气所及，竞相攀比，明人何良俊曾言：“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营置一园。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赢，尤以此相胜。”[72]苏州园林艺术的登峰造极离不开如此广泛的社会基础。(www.daowen.com)
“淮海雄三楚，维扬冠九州”，有2 400多年历史的扬州是东南地区一大都会和文化重镇。盐业始终是古代扬州的重要经济支柱，早在西汉初年，封于广陵的吴王刘濞即“煮海为盐”，开盐运河，使“国富民众”；唐代设盐铁转运使驻扬州，专理漕运和盐运；清代扬州的繁荣达于鼎盛，乾嘉年间盐课居赋税之半，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彼时盐业集中淮扬，全国金融几可操纵”，所谓“扬州繁华以盐盛”[73]。清代两淮盐商总资本达七、八千万两，与乾隆三十七年（1772）户部历年库存银七千八百余万两相当。“富可敌国”的扬州盐商对文化的贡献是很大的，他们延揽名士，举办诗文之会，刊刻、收藏图书，帮助贫穷文士，收买书画作品，提倡支持戏曲事业，修建书院、学校，建设修缮祠宇，构筑园林馆舍，有不少盛举。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至会期，于园中各设一案，上置笔二、墨一、端砚一、水注一、笺约四、诗韵一、茶壶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每会酒肴俱极珍美。一日共诗成矣，请听曲……”这样的活动，凝聚了诗人文士，切磋琢磨，颇有助于文学艺术的提高和繁荣。马曰琯、马曰璐兄弟的藏书、刻书都是有名的，马氏刻书极精，时称“马版”，曾出资为著名学者朱彝尊刻300卷的巨著《经义考》。马氏丛书楼藏书10万余卷，乾隆修《四库全书》向天下征集收藏，马曰琯之子马裕进书776种，是私人藏书家中进呈最多的。马氏兄弟还重建梅花书院，为文学家全祖望悬千金请医疗恶疾；学者厉鹗年六十无子，他们为其割宅蓄婢。安麓村礼遇文人，刻《书谱》时以两千金求袁枚题跋。盐商附庸风雅，推动书画市场的繁荣，郑板桥画兰，题诗曰“一到维扬便值钱”，一语道破文化于经济的依赖关系。盐官亦不落其后，两淮巡盐御史曹寅在扬州设诗局，网罗文人，刊刻《全唐诗》、《佩文韵府》等大型图书；卢见曾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与大批诗人、画家修禊虹桥，作诗征和，据说依韵和诗的有七千余人，和诗编成三百余卷。盐商还热衷于造园，到乾隆三十年（1765），仅北郊就有卷石洞天、西园曲水、虹桥揽胜、冶春诗社、长堤春柳、荷浦薰风、碧玉交流、四桥烟雨、春台明月、白塔晴云、三过留踪、蜀冈晚照、万松叠翠、花屿双泉、双峰云栈、山亭野眺、临水红霞、绿稻香来、竹楼小市、平冈艳雪二十景，不久又增绿杨城郭、香海慈云、梅岭春深、水云胜概四景，成二十四景。从瘦西湖到平山堂，“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时人以“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轾”[74]为的评。著名学者启功认为扬州文化是清朝时期中国文化最重要的部分，而扬州文化之所以能有如此成就，与强大的城市经济支持是分不开的。
经济发达，财富集中的地方，是人们的向往之地，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是无数人的理想。清孔尚任认为天下有五大都会为士大夫必游之地，其中之一即扬州。“凡怀才抱艺者，莫不寓居广陵”[75]。康乾之际扬州聚集了一大批知名书画家，据《扬州画舫录》所载，生活在扬州的画家前前后后有400多人，其中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令人耳目一新。“八怪”为金农、黄慎、郑燮、李
、李方膺、汪士慎、高翔、罗聘八人，也有将华碞、高凤翰、陈撰、闵贞、李葂、边寿民等列入的，“八”不一定是实数。“八怪”大部分并不是扬州人，他们多出身下层，生活穷困，以卖画为生，是扬州繁荣的书画市场吸引了他们。郑板桥就曾公然贴出润格，明码标价，以画幅大小收取酬金。而当晚清时期，扬州衰落，隔江而南的上海以惊人的速度崛起，成为中国最繁华的商业城市，各种人士开始向上海迁移，十里洋场成了新文化发展的根据地：“中国大多数的文人集中在上海，而出版机关也都设立在上海，使上海无形中成了中国文化最中心的指挥的地点”。[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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