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军事因素对名城发展的影响

（一）政治因素影响城市的等级和规模

周代是我国古代社会一系列等级制度确立的时期，严格的城邑等级制度的形成对后世的城市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族本是以今洛阳以至泾渭一带为根据地的“小邦周”^[34]，公元前11世纪下半叶取代了“大邦殷”^[35]而为天下共主。为巩固政权，周王朝建立后，在全国要冲大封同姓、异姓和古帝王之后于新占领的东方，“以蕃屏周”^[36]，实行“封诸侯，建蕃卫”的政治制度。这些诸侯国大都是以少数周族奴隶主贵族统治多数被征服族人，因而周初的这种“分封”是一种武装驻防事业，目的在于捍卫周族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实际上具有武装殖民性质。此外，原与周人并列的各方国也因臣服于周，得到周王朝在礼仪上的承认而成为诸侯国。各国诸侯在分封后，均把建城作为立国的一项根本方略，以防御外敌入侵和保护生命财产安全。作为分封制重要内容之一的城邑等级制度，是周王朝控制诸侯的一种手段。诸侯在国内只能建立一个国都，国都的大小有严格规定：周王城方九里，公七里，侯五里，男三里。甚至城墙的高度，道路的宽度，重要建筑物的规模都必须按等级建造，否则就是“僭越”，将受到严厉的制裁。诸侯在封区内也实行分封制，将大部分土地分给卿大夫，卿大夫也在封地内按等级建邑，这样形成了西周时期的城邑等级制度和全国性的城邑网络。秦统一中国后，以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但城市仍继承了先秦城市的特性，成为中央、郡、县各级政权机构所在地，从而逐渐形成“首都－郡治－县治”的行政等级城市体系。宋代以后这一体系更趋完善，发展成为首都－省会－府（州）－县的行政等级城市体系，城市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行政隶属关系。由于城市大都是为满足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而兴建的，城市规模的大小同城市的政治行政地位的高低成正比。每个朝代最大的城市都是都城，其次是省城、府州城，县城的规模最小。

都城是统治者重点建设的城市，每一个王朝只要条件允许，都不惜人力、物力、财力来建设首都，因而作都城的时期也往往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发展的高潮期，对其城市格局、文物古迹特色形成的影响最为显著。以下以我国著名的古都、世界历史文化名城西安^[37]为例试说明之。

西安地区的建都史长达千年，尤以周、秦、汉、隋、唐几个强盛王朝的建都促成了这座城市发展的几次飞跃。丰京和镐京是西安地区最早的都城，自周武王至周幽王历12王300余年。虽然西周末年，由于犬戎入侵，周平王迁都雒邑，丰镐的宫殿、宗庙等建筑物因战争的破坏而面目全非，汉唐更因开挖昆明池，使镐京遗址陷落于水中，但从今天考古发现的廊院式宫殿群、手工作坊、居民区遗址、车马坑以及出土的一万余片甲骨和大批青铜器来看，丰镐曾达到早期城市的较高水平。秦代在渭水两岸大修宫殿。史载秦在灭六国的统一战争中，“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咸阳之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以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美人钟鼓，以充入之”^[38]，因而秦都咸阳实汇集了战国宫殿建筑之精华。秦始皇称帝后，进一步修建宫殿、离宫别馆300余个，其中著名的阿房宫以东西宽约4里、南北长2里的高台为基，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39]。唐代杜牧《阿房宫赋》称其“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勾心斗角”，以文学的语言描绘了秦宫的奢华壮丽。不仅如此，秦始皇还迁六国贵族豪民12万户于咸阳，使咸阳城的人口激增，有人估计咸阳城的人口若加上军队，可能突破百万。大量人口的聚集使城市规模扩大，成片的手工业作坊和居住建筑建立起来。

秦末，项羽引兵西屠咸阳，焚烧宫室，咸阳城残毁。但随着西汉的建都，关中地区又一座更加宏伟的都城诞生了。汉初萧何在龙首原上营建未央宫，修建了高大的东阙、北阙以及前殿、武库、太仓等建筑。其中前殿东西长五十五丈，南北长十五丈，高三丈五尺，利用龙首原北麓的土丘，有意造成凌空之势，以显示皇帝权力的至高无上。汉高祖见后曾怒责萧何过于奢华，萧何答以“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壮丽不足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40]。萧何的观点反映了历代统治者对待都城建设的指导思想。惠帝时期，先后三次征发民工共31万人，利用农闲时间修建城墙和城市设施。《三辅黄图》载长安“城周为汉六十五里，城市经纬各长三十二里十八步，占地共九百七十三顷，城墙高三丈五尺，下阔一丈二尺，上阔九尺”。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又在城内增修了桂宫、北宫和明光宫等，城外兴修了建章宫和上林苑。建章宫号称“千门万户”，其规模之大和辉煌壮丽之盛居诸宫之冠。上林苑是在原秦上林苑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北起渭南，南至秦岭，东达蓝田，西到周至，周围墙埂长达400余里，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皇家园林。长安城内的主干道端直宽阔，班固《西都赋》有“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的句子，通往十二座城门的大道由三条并列的道路组成，考古发掘三条并列的街道宽度在40至50米之间。城东北集中了手工业作坊，城南有几组规模很大的礼制建筑，为皇帝祭祀专用。南北主要干道的东西两侧分布有九市，《汉书·货殖列传》记载汉武帝时已有酿酒、粮食、皮革、竹木、油漆、铜器、布帛、绸缎、皮毛、毡席、制鞋、典当等数十行。宫殿之间有160个闾里，是一般的居住地段。长安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宏大的城市，比同期西方城市罗马城大三倍以上。统治者利用政治手段迁徙大量人口于都城。汉初，高祖“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41]，“徙者十余万口”。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平帝刘衍元始二年（公元2年），有户口八万八百，人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再加上皇族、奴仆、驻军等，长安城的人口当在三四十万。此外为加强中央集权，控制各地的贵族富豪，西汉王朝还在长安周围皇帝的陵墓附近设陵城，迁富户豪民于此，如汉武帝时“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平帝时“徙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徙一百万以上居平陵”。陵城商业兴盛，城市人口一般在10至20万左右，最大的茂陵号称有27万人。这些陵城分南北两大片，班固《西都赋》说“南望杜霸，北眺五陵^[42]，名都对郭，邑居相承”，俨然长安周围壮观的卫星城市带。

西汉末至隋的800年间，北方战乱频仍，长安城多次遭到严重破坏。但在作为前赵、前秦、后秦、北燕的都城期间，历朝统治者仍试图进行重建工作。如前赵刘曜迁都长安时，关中一带已是千里空无人烟，刘曜乃迁巴、氐等族20余万人充实长安，并试图大修宫殿城池，后因经济力量不足而罢；后赵石勒曾派人“发雍、洛、秦、并州十六万人，修长安未央宫”^[43]；前秦苻坚称帝后，北方得到短暂的安定，前秦国力亦较强盛，苻坚于是大兴土木，营建长安，并先后迁燕地五宫百官及鲜卑万余户、关东豪强及其他少数民族十数万户到长安和关中地区，从而使长安又成为像样的都城，为后秦、西燕建都打下基础。可见，都城的政治地位使长安屡毁屡兴，由此得到持续的发展。

隋朝建立的第二年，废弃汉长安旧址，在龙首山南麓建筑新城，长安作为空前强盛的隋唐大帝国的都城288年，达到城市史上的鼎盛时期。隋初的建城规模，据宋敏求《长安志》记载：“外廓城东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周围六十七里。”1957年探查，城址东西长9 721米，南北8 651米，周围约36千米，不算后建的大明宫，城墙范围内用地约8 300公顷多，算上大明宫共达8 700公顷左右，比今西安市明城区大8倍，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城市，也是古代全世界最大的城市^[44]，城市总人口则达到百万以上。宫殿气势之雄伟、装饰之豪华又远胜汉宫。以大明宫含元殿为例，殿前有长615米、宽740米的广场，穿广场登上70米长的龙尾道，经七折升高10米，踏石级可进入含元殿。大殿的32根立柱均高10米，直径达1米，如天枢支撑玉穹，全殿的建造面积大于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从广场上看含元殿，犹如遥望天上宫阙，恰如唐诗所言“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45]；“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46]。宫殿和衙署、宗庙等集中于城的北部，外郭城以纵横的道路划分为109个坊里，建有住宅和寺庙，还有对称位于皇城南面的东西二市。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长安城建筑如此宏大的规模并非完全出于城市功能的需要，而是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希图处处以“大”来反映当时大一统的强大威力。经过几百年的分裂战乱，隋朝重新统一南北，旋即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唐王朝又建立起来。隋唐试图在各方面都超过前代，具体反映在长安城的建设上：1．城市面积大大超过当时人口的需要。建城之初，只划分了坊里，将土地分给建造者自己营建。由于政治中心在东北部，王公贵族多在东北建府，而城南的许多坊里则即使是在唐王朝全盛时也未能建成，呈现寥落的乡间景象，宋敏求说：“自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第宅。”其注又云：“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廓，率无第宅，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47]2．道路宽度远远超过实际需要。隋唐长安城的道路系统是严整的方格网状，有东西大街11条，南北大街14条，纵横相交。道路的宽度可谓空前绝后：宫前横街宽300步；丹凤门大街宽120步，相当于176米；朱雀大街宽100步，实测176米，其他南北向大街的宽度记载都是100步，实测有134米、108米、68米、20米不等；东西向街道宽度39米至88．2米不等。这些道路的宽度并没有完全从通常的交通量出发，朱雀大街那样宽是为了帝王郊祀出行的特殊需要。由于道路过于宽大，经常发生在道路上掘土筑屋或私自种植的事件，政府不得不三令五申加以禁止。

唐代末年，朱温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拆毁了长安城，长安从此失去了国都的地位。904年在长安设佑国军，韩建任节度使，废掉外郭城和宫城，以皇城为基础重建了一座新城，这座新城即五代、宋、元的长安城。明洪武初将奉元路改为西安府后，即动工把韩建“新城”加以扩建，北垣和东垣各向外拓展约1/4，拓展后四面仍各设一门，至此，西安城的名称、范围和城内由东西南北四门间的十字大街构成的街道框架确定，以后基本没有发生变化。(www.daowen.com)

从西安的发展可以看到，在作为周、秦、汉、隋、唐等强大王朝都城的时期，城市建设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潮，并于唐代达到鼎盛。唐代以后降为州府城，仅作为地方性的政治中心和军事要地，在全国的地位大为降低，直至清代和民国，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日渐落后，城市建设方面亦再无大的建树。今天西安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古迹，包括宫殿遗址、帝陵、宗教建筑等仍以唐代以前的为主，汉唐气象是名城西安最鲜明的特色所在。

西安的情形颇具代表性，在七大古都的发展史上，都城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无一例外地对城市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类似的情形在其他城市的发展中亦有体现。如沈阳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曾长期作为辽阳城的卫城，明代的沈阳中卫在行政级别上仅与县城相当，而自清初作为都城后，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跃成为东北的政治中心和首要城市，城内的“十”字街变为“井”字街，四门四关变为八门八关，重新整修了城垣，还在井字型街道的两个北交叉口分东西列建钟、鼓楼各一座，又增修天坛、地坛、堂子^[48]、太庙、宫殿、寺塔等。今天所看到的沈阳的古建筑和古代文物，即主要是清代“龙兴”时期的杰作。

（二）军事因素影响名城的等级和规模

古代社会，军事防御是城市的重要职能之一，城市所处的战略地位对其等级和规模也深有影响。历史文化名城北京在由地方政治、文化中心走向全国政治中心的过程中，军事上的特殊地位起了关键作用。北京自先秦至五代前期，先后为燕国都、广阳郡治、幽州治、涿郡治、范阳郡治及汉晋封藩治所等，一直是一座地方性的城市。其间虽然曾为前燕国都5年（352—357）（一说7年，350—357），为时既短，影响亦极有限。但由于北京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当由华北平原通往北方和东北地区的交通孔道，中原农业文明与东北游牧文明的交汇点，军事地位显要。侯仁之先生总结从秦汉到隋唐前后一千多年间，北京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说：“每当中原的汉族统治者势力强大，内足以镇压农民的反抗，外足以发展势力、开拓疆土的时候，就一定要以蓟城（今北京）作为经略东北的基地；反之，每当中原的汉族统治者势力衰微，农民起义日趋激烈的时候，东北游牧民族就常常乘机内侵，于是蓟城又成为汉族统治者军事防守的重镇。到了防守无效，东北地区游牧部族的统治者一旦侵入之后，蓟城因为地当华北大平原北方的门户，遂成为双方必争之地，甚至还将成为入侵者进一步南下的据点。……”^[49]隋唐时期，蓟城在我国北方的军事地位十分突出，数次向东北大规模征讨的军事行动均以蓟城作为基地。

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开通济渠，大业四年（608）又开永济渠，使江淮流域的船只可直抵北京。大业七年（611），隋炀帝亲自到涿郡（治所在今北京）临朔宫，调兵遣将，组织发动进攻高句丽的战争。史载：

（隋炀帝）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今河南浚县）及洛口（今河南巩义）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资治通鉴》，大业七年，秋七月）

四方兵皆集涿郡……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宜社于南桑乾水上，类上帝于临朔宫南，祭马祖于蓟城北。（《资治通鉴》，大业八年，春正月）

隋王朝的军队和物资齐集涿郡，然后分批出发，前往东北进攻高句丽。以后炀帝于大业九年、十年又发动过两次对高句丽的战争，虽然均未取得显著效果，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都以涿郡蓟城为兵马粮饷集结之地，可见蓟城军事地位之重要。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唐王朝决定征讨高句丽，积极进行战争准备，兵分海陆两路，陆上一路同样首先集结于蓟城，在蓟城南郊大举誓师后，浩浩荡荡出征高句丽。从此直至高宗总章元年（668），唐王朝连续对高句丽用兵，最终攻取夫余城、平壤城，擒高句丽王，实现对高句丽的统一。历次战争，蓟城扮演了军事基地的重要角色。唐中叶以后，中原王朝内部危机四伏，北方游牧民族伺机而动，觊觎中原，蓟城成为军事防守的重镇。玄宗时候，沿北边一带，从现在的河北省一直到新疆，设有8个节度使和1个实力略次的经略使，驻蓟城的范阳节度使兵力居诸镇之首，防守契丹等边境民族。天宝十四年（755），身兼范阳、平卢（今辽宁朝阳）、河东（今山西太原）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利用手中掌握的雄厚兵力，起兵蓟城，相继攻陷洛阳和长安，几乎将唐王朝颠覆，酿成延续8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唐王朝从此由盛转衰，而北京也从此由地方性的城市开始向全国的政治中心转变。

中原地区唐王朝衰亡，五代继起，东北的契丹族日渐强大，开始举兵南下，中原王朝的北方门户幽州城（今北京）首当其冲。936年，后晋石敬瑭将今北京到大同一带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契丹旋即建国号为辽，在幽州城建立陪都，称“南京”，在辽“五京”^[50]中规模最大，在当时的整个北方亦不失为人口稠密、市井繁华的都市。12世纪初，活动于东北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族建国称“金”，1126年灭亡北宋后，金的势力范围一下子扩大到淮水沿岸，它在华北平原上的统治也就转入相对稳定的状态。天德三年（1151），金主完颜亮命人在燕京城的基础上扩建新都，贞元元年（1153），正式将首都从远在松花江上的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白城子）迁至燕京，改燕京为中都，从此北京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作为封建王朝统治中心的历史真正开始了。随后，代金而起的北方又一个游牧民族——蒙古族建立的版图空前广大的元政权，仍将首都选在了既靠近本民族的根据地，又可南控中原、君临天下的北京地区，建起“美善之极”的“大汗之城”——元大都。明初，太祖朱元璋将都城选在处于江南富庶地区的南京，顺应了全国经济中心移向长江中下游的历史大趋势，但鉴于塞外蒙古贵族的残余势力是明王朝的主要威胁，不得不驻重兵于北平（北京）。受封于北平的燕王朱棣即借助手中的兵权，发起“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儿建文帝的皇位，并将都城迁于北京，积极构筑多层防线防御北方强敌。明朝的最终奠都北京，军事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