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军事因素对名城创设的影响

分开来讲，“城”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指防御城垣，“市”指交易场所。城市产生的时代，是在私有制和阶级社会产生后，需要用城垣保护私有财产，同时，商业、手工业与农业分离，需要专门固定的交易场所。考察城市的形成，大致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依靠经济力量来聚集人口，从而形成城市；一种是以政治、军事实体为基础，以法律的、宗教的、行政的或暴力的等强制手段来实现人口的聚集。中国古代城市的产生大都属于后一种情形，而绝大多数的历史文化名城创设于奴隶和封建社会，城市主要因政治、军事原因而建。

从原始社会末期到春秋战国，是我国城市的产生和初步发展时期，此时大批城市的出现，不是依靠小村落等居民聚居点逐渐发展而来，而是各国的统治者为巩固政权、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加强对民众的统治，运用强制性的手段来修筑城郭，聚集人口。^[28]创设于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名城有30余座，约占现有名城总数的1/3，其中主要是古都，包括夏、商、周三代国都和方国都城。略举如下：

洛阳：夏前期都城斟、商初都城西亳、东周都城洛邑。

郑州：商代中期隞都、西周初年管国都、春秋战国郑、韩国都。

安阳：商中后期都城殷。

西安：西周都城丰镐。

北京：西周至战国蓟国都、燕国都。

邯郸：兴起于商后期，为王朝的“离宫别馆”，是一处政治活动之地。春秋时卫、晋的主要城邑、战国赵国都。

正定：春秋时鲜虞国都。

徐州：古大彭氏国都。

苏州：春秋吴国都。

镇江：西周宜侯封地，吴国早期的政治中心。

绍兴：春秋越国都城。

亳州：夏末成汤都邑南亳。

寿县：春秋战国蔡国、楚国都。

曲阜：商代奄国都、第十七代商王南庚由庇迁奄至十九代商王盘庚迁殷前商王朝都城、周代鲁国都城。

临淄：西周至战国齐国都。

邹城：周初邾国都。

聊城：商末微子国、春秋后期聊国都。

南阳：西周申伯国都。

商丘：成汤灭夏前的都城南亳，周代宋国都。

濮阳：卫国都。

荆州：楚国都。(www.daowen.com)

钟祥：公元前701为楚别邑，称郊郢，为楚国陪都。

随州：西周初至春秋战国厉、随、唐诸侯国都。

重庆：西周初巴国都。

成都：古蜀国都。

阆中：战国中期巴国都。

乐山：春秋中期（公元前6世纪）蜀开明王朝在四川建立的第一个都城。

咸阳：战国秦国都。

韩城：西周初韩国都。

天水：公元前763年之前秦国都城。

另有个别城市是因开拓疆土和军事征伐的目的而建造的。如平遥城始于西周宣王时期（公元前827—公元前782），大臣尹吉甫奉派北伐狁，驻兵于此而筑城；春秋时期，郑庄公（公元前743—公元前701）为向中原拓展，在今开封朱仙镇附近古城村构筑城邑，名启封（汉初因避文帝刘启讳改开封），此为开封建城之始，战国时被称为大梁，成为魏国国都；周敬王三十四年（公元前486），吴王夫差为北上伐齐争霸中原，在蜀冈古邗邑之地筑邗城，即最早的扬州城；而今南京城市的开端则是公元前472年越国大夫范蠡在秦淮河之南所筑的越城，公元前333年，楚灭越，筑城于石头山，二者均是军事性质的古城；秦昭王三年（公元前304），秦国在陕北置上郡，郡治肤施县在今榆林境内，秦将蒙恬和太子扶苏曾在这里经略边备和督修长城。

秦汉时期，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建立起来，国家疆域空前扩大，随着对边疆地区的开发，郡县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城市有了大的发展，在岭南地区、西南地区以及西北河西走廊等地设置了若干新的郡县，一些名城即由此时新的地区性政治行政中心和军事据点发展而来。

秦统一六国后，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征伐岭南。战争打了三年，西瓯酋长译吁宋与秦将屠睢俱战死。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再次发兵，始平定岭南，设置桂林、象、南海三郡及诸县治，岭南正式与中原并为一体。南海郡治番禺，郡尉任嚣建立城郭，后人称为“任嚣城”；秦末，赵佗建立南越国，建筑了“周十里”的赵佗城，是为今广州城建之始。赵佗所建南越国，历五世，前后近百年，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平定南越，以其地设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及诸县。其中在今雷州半岛置徐闻县，隶属合浦郡，郡、县治均在今雷州城，这是雷州设治之始。（此前相传在公元前355年楚灭越后，熊挥镇守岭南，在今雷州构筑石城，并建楚豁楼标明其势力范围，此当为雷州半岛最早的古城。）秦南海郡有四会县，在今肇庆境内，西汉设苍梧郡高要县，治今肇庆城区，为肇庆城市的发端；南海郡揭阳县是今潮州历史上最早的建置；珠崖郡治在今琼山府城东南的珠崖岭上。同年，设始安县，归荆州零陵郡；设潭中县，属桂林郡，分别为今桂林、柳州最早的建置。两广名城，多于此时肇端。

秦汉经营西南夷，在其地设置了许多郡县，今四川、贵州、云南的部分名城始为创设。如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改黔中郡为武陵郡，置无阳县，为今镇远前身；高后六年（公元前182），在今金沙江与岷江汇为长江的三江口地方建僰道城，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置僰道县，即宜宾城市的渊源；景帝六年（公元前151），在长江与沱江交汇处（今泸州江阳区）置江阳县，并封苏嘉为江阳康侯，泸州开始建城设治；建元六年置犍为郡，治所在鄨，位于今遵义市西；元封二年（公元前109）以滇池为中心设益州郡，辖24县，以今昆明为谷昌县，今大理为叶榆县（县治大厘城在今喜洲一带），今巍山为邪龙县。

我国西北边域在秦汉时代是匈奴等少数民族的游牧地区，匈奴与中原王朝之间长期和战不定，直到汉武帝时，经过多次战争，特别是元朔二年（公元前127）的漠南战役、元狩二年（公元前121）的河西战役、元狩四年（公元前119）的漠北战役三次大战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29]。河西战役后，元狩二年，汉置武威、酒泉二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又置张掖、敦煌二郡，河西四郡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军事重镇。河西走廊三名城武威、张掖、敦煌乃肇兴于此。

战国以迄秦汉，北部边地兴起的军事要塞发展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的还有：

呼和浩特：战国赵武灵王于阴山河曲筑云中城（遗址在托克托县古城村西），秦置云中郡，治在云中城。汉因之。云中城是呼和浩特境内最早的城池。又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分云中郡增设定襄郡，建成乐城为郡治，其址在今和林格尔县上土城村北。

沈阳：西汉设候城，实行军屯，初具城邑规模。

延安：秦昭王三年（公元前304），秦国在陕北置上郡，在此前后在延安一带置高奴县，县治在今延安城东2千米处，此为延安筑城之始。

银川：西汉武帝时为加强北部边防，大批移民迁于贺兰山东麓屯田戍边。阳朔年间（公元前24—公元前21），北地郡主持屯田殖谷的上河典农都尉冯参在银川平原建立南典农城、上河城、北典农城。位于今银川东郊的北典农城为上河都尉的驻地之一和屯储粮食的仓城，是银川境内最早的城池。

此外，还有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中心而兴起的名城。如集安，始于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明王由卒本川纥升骨城迁都国内城（今集安市区）；拉萨城始于633年吐蕃王朝建都；喀什在张骞通西域时，已是西域36国之一疏勒国的首府。

清代承德的兴建，堪称是政治因素影响名城创设的典型例子。承德位处塞外，一直是少数民族的游牧地，直到清朝初年只是一个“名号不掌于职方”的小村落，名叫热河上营，居民也很少。康熙四十二年（1703），在热河上营北面动工营建避暑山庄，直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续有兴修。这一重大事件的出现，为热河上营带来了勃勃生机。从康熙四十七年（1708）起，热河行宫开始使用，到康熙五十年（1711）这里就已是“生理农桑事，聚民至万家”^[30]的大村镇了。康乾年间，皇帝每年总要来山庄居住四五个月，多至半年，极少例外。在避暑游乐之外，也处理大量的政务。每年随行的除皇室宗亲外，还有大批满汉王公大臣以及侍从人员。有些王公大臣因屡次随行，便在山庄附近修建起自己的府第。到乾隆年间，蒙古族王公也有人开始在这里定居。避暑山庄俨然成为清朝的第二政治中心，设置地方行政和八旗驻防机构也就势在必行。地方行政机构始为雍正元年（1723）创设的热河厅，到雍正十一年（1733）改为承德州，承德一名正式出现。乾隆五年（1740）设热河道，驻承德州，七年复为热河厅，四十三年（1778）又升为承德府。军事驻防机构，先是雍正二年（1724）设置热河驻防总管，乾隆三年（1738）升为副都统，嘉庆十五年（1810）升为都统。由于这些文武官职的增设，在避暑山庄附近又修建了相应的行政和驻防的各级衙署以及兵营、监狱等。

避暑山庄内外人口的聚居，对各种生活消费品的供应提出了迫切要求。大商小贩云集辐辏，将形形色色的消费品从各地，特别是北京源源不断地运来。清政府惟独不在古北口设立税卡，目的就是为了鼓励商贩们热心经营。随着商业活动的兴盛，在热河上营也形成了店铺林立、南北杂货应有尽有的市肆商场。种种因素，使热河上营一改旧观，市井行人杂沓，车马喧嚣，酒楼茶铺鳞次栉比，一座新的城市出现了。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一道谕旨中说：“热河自皇祖建立山庄以来，迄今六十余年，户口日滋，耕桑益辟，俨然一大都会。”^[31]

承德的兴起是与避暑山庄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伴出现的。没有避暑山庄，就没有承德。而避暑山庄的修建实出于政治的原因。乾隆年间，访问过承德的朝鲜作家朴趾源在其《热河日记》中写道：“热河长城荒僻之地，天子何苦居此塞裔荒僻之地乎？名为避暑，而其实天子身自备边。”^[32]乾隆皇帝更说得明白：“我皇祖建此山庄于塞外，非为一己之豫游，盖为万世之缔构也。……四十八旗诸部落屏藩塞外，恭顺有加，每岁入朝，赐赉宴赏，厥有常典。但其人有未出痘者，以进塞为畏，延颈举踵，以望六御之临，觐光钦德之念有固然也。我皇祖俯从其愿，岁避暑于此。”^[33]山庄之建，目的在于绥抚蒙古，行围习武，使国家万世缔构。山庄周围自康熙五十二年（1713）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70年间陆续修建的寺庙群，虽然其建置背景各不相同，但也都是康、乾两朝利用避暑山庄进行政治活动的产物，是清王朝以宗教手段安抚结好边疆少数民族，加强中央政府对边远地区统治的结果，同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些庙宇规模宏伟，辉煌富丽，兼有汉、蒙、藏等民族建筑风格，为承德赢得“庙城”之誉，并成为承德城市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