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地理因素对名城发展的影响

（一）山川形胜对名城发展的影响

山川形胜、交通险易还会影响历史文化名城的政治地位、经济发展和文化积累。西安、洛阳、南京等之所以成为著名的古都，是和它们得天独厚的山川形胜分不开的。

西安是我国建都时间最长的古都，先后有13个朝代累计建都一千余年，悠久的都城史成就了西安世界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崇高地位，而西安地区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千年所在，首先得益于它“天下第一”的地理形胜。

西安位于渭河平原上。渭河是黄河中游重要的支流，河两岸形成极大的冲积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山麓与河水两旁的高地叫原，原下的湿地叫隰。原和隰都是适宜农耕的地方，是人们活动所聚集的地区。渭水北岸平坦的高地连绵不断，南岸支流众多，东有灞、浐，西有沣、涝，南有潏、滈，再加上北有渭、泾，古称“八水绕长安”。八水之间有铜人原、龙首原、乐游原、凤栖原、鸿固原、少陵原、白鹿原、风凉原、神禾原、细柳原各原。西安周围群山环抱。迤南是中国气候南北分界的秦岭山脉，秦岭中段的终南山是西安南面的天然屏障。“终南山”之名意为“在天之中，在城之南”，又名太乙峰，山势高峻，平均海拔在2 000米以上，唐王维《终南山》诗称“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极言其高广。与终南山毗连的是秦岭主峰太白山，海拔3 767米，《水经·渭水注》称其“冬夏积雪，望之皓然”。李白在《望太白峰》一诗中说：“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冷风去，直出浮云间。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尽情描绘太白山的高峻雄伟之势。北有洛水东西的黄龙山、尧山和泾水两岸的嵯峨山、九嵏山等构成逶迤连绵的北山山系，与秦岭遥遥相对。东有以险峻著名的西岳华山和崤山，西有陇山。陇山又称陇坂、陇坻，在今陕西陇县西北，为六盘山的南段，南北走向约100千米，绵亘于陕西、甘肃两省边境，山势陡峭，山路曲折难行，是渭河平原与陇西高原的分水岭。山岭夹峙之下，要想进入西安地区，必须经过一些重要关口，即在群山之间一些山垭低梁的通道。东有函谷关和潼关，西有陇关、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临晋关，因此西安所在的渭河平原又被称为“关中”。

“关中”既有山川险隘之固，再加上土地肥美，物产丰盈，遂一再得到统治者的垂青，成为理想的建都之所。汉初，刘邦打算建都洛阳。娄敬建议定都长安，他的理由是：“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11]娄敬这段话把关中的地理条件的优势，对经济、军事、政治几个方面的影响都考虑到了，刘邦最终采纳雅言，“车驾西都关中”。唐代史学家杜佑高度评价了关中地理条件对于政治上的巩固和统一的重要性，他指出：“雍州之地，厥田上上，户杜之饶，号称陆海，四塞为固，秦氏资之，遂平海内。”同时，他针对唐初有关迁都的议论，强调说：“夫临制万国，尤惜大势，秦川是天下之上腴，关中为海内之雄地，巨唐受命，本在于兹，若居之则势大而威远，舍之则势小而威近，恐人心因斯而摇矣，非止于危乱者哉！诚系兴衰，何可轻议。”^[12]可见关中的地理条件不仅是汉、唐两代皇朝选择都址的重要依据，同时对其长治久安的政治统治也是很重要的。关中的山川之险，一向为人所艳称，甚至到北宋，国家的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太祖赵匡胤仍有过迁都长安的打算，他说：“吾欲西迁，据山河之胜，以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13]

洛阳位于黄河中游南岸，因处洛水之北而得名，其地西接秦岭，东临嵩岳，南有伏牛，北望太行，群山环绕，黄河东西横贯，洛、伊、涧、瀍水蜿蜒其间。近郊北部为邙山丘陵，南有天然险壑龙门，东面的虎牢关和西面的函谷关为古时交通咽喉和征战要塞。洛阳素享“河山拱戴，形胜甲于天下”之誉，周武王比之为“天室”（但比起长安有四塞之固，仍稍逊一筹），所以在中古以前，洛阳是地位仅次于长安的都城。

历史上每当出现南北分裂的局面时，立国于南方半壁的政权，如三国时的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和五代时的南唐，都把长江南岸的南京作为都城。南宋虽都于杭州，但仍以建康（今南京）为陪都。南京的得天独厚之处在于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独特形势。西北面长江奔流而过，号为“天堑”；东面和南面宁镇山脉蜿蜒而来，城内外冈峦起伏，河湖连贯，山环水绕，形势天成。以东郊紫金山为首，富贵山、小九华山（覆舟山）、北极阁（鸡笼山）、鼓楼冈、五台山，直到清凉山，一路连绵起伏，楔入城内，形成所谓“龙蟠虎踞”之势，相传诸葛亮在赤壁之战前夕与孙权观察这里的山川形势，即建议孙权定都于此。南京东北部沿长江还有幕府山、栖霞山、龙潭山等，西接象山、狮子山、马鞍山，城南有雨花台。秦淮、金川两河绕经南北，玄武、莫愁两湖偎依东西，所谓“白下有山皆绕郭”^[14]；“地拥金陵势，城回江水流”^[15]，都是对南京地理环境的高度概括。明代诗人高启更将其描绘得气象峥嵘：“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上风。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16]（见图2－1）

图2－1　南京城山川形势图^[17]

（二）交通条件对名城发展的影响(www.daowen.com)

道路的通塞也是选择都城的一个条件。孕育西安、咸阳、洛阳等古都名城的关中与河洛地区，就是在横贯东西的交通大道上。远在新石器时期，沿渭水上下的东西交通大道已经初步形成。渭水入于黄河，这条道路也因之向东发展，经洛阳至郑州附近，再向东至东海之滨，西至渭水源头，再西至湟水流域。经过后代的不断经营，两地的交通更是辐射全国。西汉初奠都长安，未尝没有考虑到周、秦两代道路建设带来的便利。《诗经·小雅·大东》中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可见通往周京的道路平坦笔直。秦驰道和直道更是四通八达。

更典型的例子是河南名城开封。开封是七朝古都，特别是北宋时期，作为都城东京，是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与文化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之一，北宋的史事传说与文物遗存也是开封历史文化名城最具特色的部分。而开封之所以能够成为北宋的都城，就是因为它处于“四达之会”^[18]，即黄河、汴河、惠民河、广济河四河漕运的集中点。广济河一名五丈河，位于开封城东北部，由开封东流，经曹、济、郓（均在今山东境内），汇于梁山泊。惠民河即蔡河，由开封西南引闵水合于原来的蔡河，南流至陈州（今河南境内）合于颍河。汴河由今河南省荥阳广武山北旧河阴县引黄河水东南流，自西向东横穿开封城，到泗州（今安徽境内）入于淮河。当时黄河由广武山北向东北流去，距开封稍远，但黄河中的船运，仍可由汴河而达开封。开封即凭借这些水道向外辐射，构成庞大的水上交通网，转运漕粮等物资，供应开封百万兵民之需。诸水道中以汴河最为重要，当时汴河一路，每年从江南运往京城的粮食有五百万石到七百万石之多，《宋史·河渠志》载：“汴河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按：指黄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陆路方面，当时开封也有几条干线向四方辐射。向北，经滑州、澶州、大名，可通辽国的南京（今北京）；向西，经郑州、洛阳、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可通向西北各地；向南，经许昌、邓州、襄阳、江陵，可达湖南和两广；向东，可达山东沿海各地。可见开封的水陆交通，特别是水运，极为便捷，这对开封成为国都和全国第一大经济都会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交通起源于生产和交换，反过来对生产和交换的发展亦有促进作用。我国古代和近现代水陆交通干线上的许多重要城市，因交通带动商贸活动而成为经济发达、人文昌盛的历史文化名城。

起于今西安，通往中亚、转达欧洲的丝绸之路是古代连接欧亚的交通道路，我国境内丝路南、北、中诸道在西端的总汇点就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的边陲古城喀什，作为中西交通的咽喉和枢纽，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去的商旅和翻越帕米尔高原东来的贾客，都要在此集结休整，大多数货物就在这里集散，早在公元前128年西汉使者张骞抵达此地时，这里已成为天山南北、欧亚大陆的商品集散地和转运站。商业贸易成为城市的传统，素有“巴扎（市场）王国”之美誉，至今老城内外仍分布着许多“巴扎”。20世纪70～80年代与前苏联国家重开边境贸易以来，在市区东北角吐曼河东岸建成了喀什最大的综合市场——大巴扎（亦称东门市场），每逢巴扎天（星期日）车水马龙，人流如潮。今天的喀什，仍然是我国西北地区的国际市场。

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的敦煌、张掖、武威诸重镇，也因丝路贸易的繁荣在隋唐时代成为很繁华的城市。敦煌位处河西走廊西端，扼据阳关、玉门两关，驼队商旅络绎，“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19]。张掖位于河西走廊中部，恰在南北居延古道、河西东西丝绸之路、扁都口丝绸之路古道的三线交汇点上，“西域诸国悉至张掖交市”，是当时著名的商业大埠。隋代炀帝曾巡行张掖，举行了号称“万国博览会”的国际商品交易会，盛宴款待西域27国的使节和商贾，盛况空前。武威在河西走廊的东端，是长安以西的大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20]。三地不仅是经贸中心，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枢纽，佛教循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缤纷多彩的佛教艺术成为三座名城珍贵的文化遗存。

由我国四川出云贵，通往印缅还有一条西南丝绸之路。位于川、滇、黔三省结合部的名城宜宾是这条西南丝绸之路上的要津，秦“五尺道”、汉“南夷道”、隋唐“石门道”均以此为起点。这里陆路北经自贡、内江、资中、资阳而达成都，水路自岷江溯流而上经犍为、乐山、眉山、新津而抵灌县（今都江堰市），西则以金沙江与云南相连，并有陆路大道南连云贵，东则顺大江而下经泸州、重庆、万县而达武汉、上海，尤其是川西南和云南东北部的对外交通必经于此，可以说是川西南和云南东北部的货物集散与进入的咽喉。宜宾之所以成为一座经久不衰的历史文化名城，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正是水陆交通运输之利。^[21]

河南省西南部的历史文化名城南阳，坐落于西、北、东三面环山、南向开口与江汉平原相连接的马蹄形南阳盆地中，恰好在我国古代中原地区几个著名的政治、经济中心之间交通的交叉点上。西北是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北面是洛阳所在的伊洛河冲积平原，东北为华北大平原，南为江汉平原，东为江淮平原。境内河流纵横，有分属于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的白河、唐河、淮河及其支流，在历史上，白河和唐河曾经是船只往来不绝，北通汝颍，南达汉江的航运干线。南阳盆地东北角的方城缺口，与华北平原相通，构成历史上著名的南（阳）襄（樊）隘道。北面沿白河与沙河支流穰河的河谷地带有一条与洛阳盆地相联系的通道，即历史上著名的三鸦路。西面为《水经注》所说的“楚通上洛阨道”，自武关从山中迤逦而行，到达关中平原。东面，经由桐柏低山谷地，可以到达信阳、驻马店等淮河中下游地区。南面为盆地的开口处，无论陆行或水行，均可直达江汉平原等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由于地处南北交通要冲，南阳历史上既是南方大国问鼎中原的前哨，又是北方诸国控制南方的基地，同时又是都城设在长安、洛阳的统一王朝通向南方的必由之路。早在2 800余年前的西周宣王时即在此筑有宛城，春秋战国时属楚国，是由郢都北上中原的必经之地，为楚国所着力经营，成为当时的经济中心之一，与“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枳，韩之荥阳，齐之临淄”等，同是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22]；冶铁业发达，是楚国的武器制造中心，《史记·范雎传》说：“昭王曰：‘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直到汉代，仍为全国冶铁和商业中心之一，“宛、周、齐、鲁，商遍天下”^[23]。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就是南阳的豪强地主，东汉建立后，以洛阳为东都，长安为西都，南阳为南都，呈三足鼎立之势，并与洛阳、临淄、邯郸、成都合称为五都。

长江是我国水运大动脉，湖北名城武汉是长江中游的咽喉，南北交通的枢纽，号为“九省通衢”，很早就是热闹的水陆码头。南宋时在陆游笔下，鄂州（武昌）“市区雄厚，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24]范成大描绘武汉之贸易说：“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描绘武昌的市肆说：“廛闬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25]长江和大运河交汇处的扬州更是因占尽交通地利而成为古代最繁华的商业都会，商业文化对扬州的建筑、园林、工艺、美食、风俗等各方面均有深远的影响。

沿海的港口城市则因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带来城市商业、手工业的繁荣，并促成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这方面，福建名城泉州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宋元时代泉州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刺桐港”蜚声天下，号为东方第一大港，城市发展也达于鼎盛，境内及周边地区的陶瓷等手工业被带动起来，各种外来宗教纷纷登陆，“世界宗教博物馆”成为泉州历史文化的一大特色。

近代以来，兴修铁路，为一些城市带来新的生机。如江苏名城徐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吴国的邗沟和魏国的鸿沟二运河系统相继开通后，因扼汴、泗二水汇合处，就成为中原通往江淮流域的水运要地。元代京杭运河开通以后，又是江苏省通往北京和直隶省（今河北省）的必经之地，交通形势和战略地位重要，素称“五省通衢”。近代，津浦、陇海铁路相继建成通车，徐州又成为我国东部的铁路枢纽之一，俨然苏、鲁、豫、皖四省之交的第一大城和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