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理因素对名城创设的影响

（一）自然山川条件对名城创设的影响

山水是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山安稳敦厚，蕴藏万物并施惠于人；水流转不息，所到之处给大地带来无限生机。是以先民们带着敬畏与亲近的复杂情感对山水顶礼膜拜。据《山海经》与《尚书》记载，九州之内约有400座山和300条河被尊为神山神水，其中东、西、南、北、中“五岳”与黄河、长江、淮水、济水“四渎”是主要的祭祀对象。《史记·封禅书》说：“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又说：“自五帝以至秦，轶兴轶衰，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其礼损益世殊，不可胜记。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可见山川祭祀是属于国家礼仪制度的大事。而孔子的名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4]，将山水与人的品质相对应，更从哲学、道德层面上拉近了山水与人的距离。我国自古以来城镇的规划建设活动，始终与山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城市的历史文化也与山水息息相关。

城市源于原始社会的居民点。在我国已发现的千余处新石器遗址中，原始的聚居点一般都位于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的地段，多在向阳坡上，并靠近湖泊河流，可以看出先民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将山水作为选择居址的条件。早期的城市亦多依山傍水而建。如济南境内的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武源河畔被称为“城子崖”的台地上；郑州境内的王城岗古城是夏王朝初期活动的中心区域，位于土岗（当地人称“望城岗”）之上，南望箕山，北依嵩山，颍水从它的南面流过，五渡河自其东南注入颍水；夏代后期的都城斟地望在伊、洛二水汇流处，史载“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5]，这与1959年在洛阳市东偃师境内发现的二里头夏代宫殿遗址相吻合。山水相比较，对城市选址而言，水比山显得更为重要。如果说山与大多数城市有关，则水与所有城市有关。充足的水源是城市选址最重要的必备条件之一，城市的发展一刻也离不开水。商代的几座城址与河流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郑州商城附近有贾鲁河、金水河、须索河等；武汉境内盘龙城位于今盘龙湖之滨的一个半岛上，半岛地势不平，实为一座小山丘，三面环水，北面与另一山丘相连；洛阳偃师商城南距洛河仅数百米；商代中后期建都长达273年之久的安阳小屯殷墟，地跨洹河两岸，宫室、庙宇、住宅、坟墓等建筑绵延十余里，成带状作连片发展。

西周至春秋战国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城市建设自觉地对山川形胜加以利用，并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就周的都城而言，文王时建丰京，武王时建镐京，分别位于沣河的东西岸，两城一水之隔，形成一个整体，作为周的政治中心。西周建立后，镐京长期成为国都。同时因为丰镐偏处国家西部，武王灭商后回到周地，为筹划巩固之策夜不能寐，乃命召公、周公在洛阳新建王都，作为经略东方的根据地。武王对周公描述洛阳一带的山川形胜说：“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北望过于岳鄙，瞻国于有河，瞻延于伊雒，毋远天室。”^[6]洛阳南北有山，中间有河，伊、洛之阳有广阔的原野可供从容周旋，因此，雒邑建成后，实际上成了周王朝的东都，以后更成为东周的都城。周武王是最早以山川形胜论都邑形势的。

春秋战国时代，生产技术、水陆交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促使城市勃兴，筑城活动频繁，管子对城市选址的自然山川条件进行总结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7]管子的这番话道出了城市与山川的天然联系，对后世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交通条件对名城创设的影响(www.daowen.com)

一座城市之所以在某个特定的地方诞生，除山水自然环境外，跟它所处区域的交通条件也有很大关系。我国交通的形成和发展，远古之时已肇其端倪。当时的人选择居住地址是离不开水的。除生活饮用之外，便利的交通也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一苇之航远较翻山越岭为易。在原始居民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期城市，亦多在交通孔道上。北京城原始城址的确定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北京城的前身是西周初年分封的“蓟城”。《礼记·乐记》篇载，“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蓟”既是诸侯国名，也是当时的国都名。蓟城的位置约在今北京广安门一带，从地形来看，位于北京小平原上。北京小平原西、北、东北三面被群山围绕，唯正南一面向平坦广阔的华北大平原展开。在蓟城形成之初的三、四千年前，这个小平原东南一带密布的湖泊沼泽是通往华北大平原的天然屏障，而背后的崇山峻岭，更是南北交通的极大障碍。幸而崇山之中有一些天然峡谷，这些峡谷就成了南来北往的通道，其中以西北角的南口和东北角的古北口最为重要。当时从华北大平原北上，必须避开高山深谷、湖泊沼泽，沿太行山东麓一线高地才能顺利进入北京小平原，这条路线需要穿越许多条大小河流，其中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条河流是永定河。从永定河古代渡口进入北京小平原后，向西北出南口可通向蒙古高原；向东北出古北口可通向松辽平原；向正东沿燕山南麓直趋海滨，然后出山海关可以通往辽河平原。反之，从山后地区南下华北大平原，首先必须进入北京小平原，然后再经由古代永定河的渡口，合为一路沿太行山东麓南下。这样古代永定河渡口附近就是一个交通汇集之地。但是因为永定河是一条流量很不稳定的河流，泛滥无常，因此，城市并没有直接依傍永定河而诞生，而是在距离渡口最近同时又最不容易遭受洪水威胁的原始居民点基础上发展起来，古代由南至北的大路也在穿越永定河后继续前行，到这里才开始分道扬镳，向不同方向前进。最早的北京城正是在当时沟通南北交通的枢纽位置上成长起来，成为西周一个北方诸侯国的统治中心的。^[8]

河北省南部的历史文化名城邯郸同样是因处于上述沿太行山东麓的南北大道上由原始居民点发展起来的。邯郸西倚太行山，东向大平原，西面靠近“太行八陉”之一的滏口陉。滏口陉是东西往来比较方便的通道，邯郸正好在南北、东西交通线呈“丁”字形交汇的顶端，它的成长与发展，显然与有利的位置有关。

统治者出于政治统治、军事扩张等目的建筑城池时，交通条件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周人源起于岐山，而岐地狭隘逼仄，当周部落羽翼渐丰、欲与商王朝一争高下时，乃将新都东迁于沣水之畔的丰、镐，占水路交通之利。代商之后，又积极营建位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9]，交通条件优越于关中地区的雒邑（洛阳到关中虽然也通水路，但受黄河三门峡阻碍，渭、洛两河航道险阻，通行困难，某些时期，水路受阻，两地交通不得不以陆路为主），并迁国家重器九鼎于成周，以加强对东方诸侯的控制。又如浙江名城绍兴，城始于公元前490年，为越大夫范蠡所筑。越国都本在会稽山区，当时吴越争霸，越王勾践失国后，为图恢复，把国都从闭塞的会稽山移往广阔的宁绍平原，在今绍兴城区建立新都。今绍兴城位于宁绍平原西部的中心，北滨杭州湾，南接会稽山，具有负山面海的形势，城东西两侧，各有曹娥江和浦阳江，有舟楫之利。其择地建都的战略思想，正如范蠡所言：“今大王欲国树都，并敌国之境，不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将焉立霸王之业。”^[10]

与绍兴始于同一时期的名城扬州，古为邗国，春秋属吴。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伐齐，争霸中原，开邗沟，沟通江淮，长约150千米，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运河。同时又在运河的西面筑邗城，此即扬州建城之始。可见扬州筑城依据的就是交通之便。以后京杭运河开凿，扬州又恰好位于大运河与长江黄金水道的交汇处，这奠定了扬州经济、文化繁荣的牢固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