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员王之佐

王之佐，字吉人，今张掖市甘州区党寨乡人。其父王克修工文善书，又精武略，曾擢升为西安都司，常自叹：“未以文字取胜，被诗书中人讥为赳赳武夫!”遂延聘名师，教子习文。少年王之佐，聪明好学，又受名师指教，18岁乡试夺得第一名；继而又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丁酉科举人。次年“百日维新”失败后，即游学东南各省，后赴日游学，结识了革命党人徐锡麟、陈伯平，回国后在上海以锐进学社为名，联络革命党人，准备武装起义。是年冬又分头进发，秋瑾去浙江，王之佐随陈伯平、徐锡麟赴安庆，拟打入清廷，借以掌握军警，发动起义。起义失败后，王之佐返回甘肃继续致力于革命斗争。

清宣统元年（1909年），清王朝把驻凉州（今武威）、平番（今永登）的满营兵调往兰州，伺机镇压甘肃的革命活动。王之佐借满营兵驻兰、人心浮动不安之机，会同黎兆枚、慕寿祺、方友松、刘佐寅等，力陈其误，迫使长庚把满营兵调回原地。次年，国民革命的声势越来越大，清王朝被迫举行“南北议和”，征询所谓“国民对政体之意见”，甘肃咨议局议长张林炎，继续为清王朝辩解，给参加议和的国民军代表伍廷芳致电宣称：“遥感皇灵，绝不承认共和主义。”之佐又同诸友写信驳斥说：“东南各省以铁血创共和之局，甘肃不能相随反正，已足以贻同胞羞，如此时犹不表赞同，恐一省之力不能抵二十余省……”张林炎拿到书信后，即同长庚和代理布政使赵维熙等计议，拟谋杀王之佐等四人。幸有甘肃提学使俞明震以利害相陈，方得幸免。清王朝的倒行逆施，使之佐认识到武装革命的重要性，与湖南来兰州的革命党人黄钺商议，在建威将军柴洪山处谋得办文案的差事，希图在军界联络同志，壮大力量，实现共和。经接触发现柴洪山庸碌无为，当即又和炮兵管带梁国璋密交，拟借炮兵之力，起义举事。

这时，长庚分派张行志、马安良、陆洪涛等，分两路进军陕西，攻打乾州。甘州哥老会首领王良卿，为支援乾州守将张云山，被甘州提督马进祥杀害。之佐又冒着生命危险，给攻打乾州的甘肃总兵官马安良写信，陈述国民军起事的十二条理由：

清之先，明臣子也，甲申之变，以龙虎大将军而自为天子，名为顺治，形同逆取，其因一也；

千古大奸大恶莫如曹魏，而献帝禅位，犹令得终，国朝得天下，凡前朝后裔，杀戮殆尽，绝其宗祀，其因二也；

前朝遗老，以恢复之故，东南半壁，残遭兵戈，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宿怨所积，其因三也；

雍乾两朝，文字之狱，波及无辜，片言只语，抄同瓜蔓，有意摧残，千古含冤，其因四也；

满汉界线，划分甚严，海内人才，既绳之以科名，又限以资历，满八奴仆，不十年可为宰相，薄厚之间，怨即随之，其因五也；

光绪末年，海禁大开，放黜忠贞，任用群小，一片干净土，举而奉之他人，攘我权利，居我腹地，其因六也；

戊戌之秋，当变法而不变，甘于守旧，坐以待亡，聚九州铁，铸此大错，其因七也；(www.daowen.com)

庚子之变，怂恿拳匪，信任王公，以致联军盘踞，寰海震惊，赔款求成，元气大伤，其因八也；

中原贫困，祸在眉睫，内而八旗，外而驻防，歌舞湖山，不谋生计，民脂民膏，以养闲散，不平之事，莫甚于此，其因九也；

庚子之祸，酿之者谁，回銮以后，自机要以至府道，悉用满人，事尽偏私，心存猜忌，其因十也；

预备立宪，日非一日，而会不开，专制日甚，横征暴敛，名目繁多，人心瓦解，此其时矣，其因十一也；

四川铁路，民自为之，乃听用盛宣怀之言，一旦收为国有，信用已失，而又遣兵剿办，民何以堪，其因十二也。

纵横三万里，上下数千年，政治之腐败，未有胜于此时者矣；民之憔悴，未有胜于今日者也。

王之佐引用《易经》中的“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劝说马安良起兵反清：“建不世之勋名，可操券而获”，此为上策；如其不然“则偃旗息鼓，作壁上观，不出三月，革命即其成也”，此为下策。马安良收到王之佐的书信后，反复阅读，深受感动，但由于马安良既缺乏革命的勇气和胆略，再加长庚、升允的内外掣肘，只采取王之佐建议的下策，终止了对陕西乾州的进攻。这年年底，在革命军的打击下溥仪宣布退位，说明王之佐确有先见之明。

中华民国成立后，王之佐被推举为甘肃省议会议员和副议长，不料接踵而来的是军阀混战，王之佐无兵、无权、无实力，屡遭排挤，只好接受杨增新的邀请赴新疆，先任新疆陆军学堂国文教员，后任新疆民政厅厅长等职。但随着杨增新的被杀，王之佐也在房梁折断下遇难，生前所著的《一琴堂文集》也零落无闻了。

（徐万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