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X为开设医院向Y（富山县知事）申请许可。Y认为，该县“地区医疗规划”所定的“需确保病床数”已经达到既定目标，于是基于《医疗法》第30条之七的规定，提出以中止医院开设为内容的劝告。由于X拒绝接受该劝告，Y在不得不许可X开设医院的同时，通告如下：一旦医院建成开业，将拒绝将其指定为医疗保险适用机关。X不服，遂提起请求撤销本案劝告以及通告的抗告诉讼。

最高法院判决要旨：

基于《医疗法》第30条之七的医院开设中止劝告，是作为行政指导而设置的规定，在《医疗法》上是否遵从该劝告内容取决于被劝告人的任意。然而，若被劝告人不服从劝告，后果很可能就是，即便成功开设了医院，但无法获得医疗保险适用机关的指定。

在采用所谓全民皆保险制度的国家，几乎任何人都是利用健康保险或国民健康保险等到医疗机关就医。众所周知，几乎不存在不受医疗保险适用机关的指定而开展诊疗行为的医院。换言之，当无法被指定为医疗保险适用机关时，实际上也就不得不放弃医院开设本身。

从基于《医疗法》第30条之七的医院开设中止劝告给医疗保险适用机关指定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医疗保险适用机关的指定对医院经营所具有的意义来看，将本案劝告视为相当于《行政案件诉讼法》第3条第2款所说的“行政机关的处分以及其他相当于公权力行使的行为”，是正当的。

本案是原告请求撤销基于《医疗法》第30条之七的医院开设中止劝告等而提起的撤销诉讼。其焦点在于：医院开设中止劝告亦即行政指导是否具有行政处分性、可否对其提起抗告诉讼？(www.daowen.com)

《医疗法》第7条第1款规定，若有人想开设医院时，必须事先经过开设地所在的都道府县的知事许可。与此同时，该法第7条第4款规定，当第21、23条所定的结构设备、人员配备等要件获得满足时，必须核发许可。同时，该法第30条之七规定，当确有必要（如，病床数已满足了需求等）时，知事在听取都道府县医疗审议会的意见之后，可就医院的开设实施（中止）劝告。不过，在实务中，即便基于《医疗法》第30条之七的劝告已经实施，也不对核发开设许可本身构成影响，正如本案所显示的那样，只要满足法定要件，无视劝告强行开设医院也是可行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会被拒绝指定为医疗保险的适用机关。^[103]

本案中，X若想最后成功开设并经营医院，以行政机关和当事人的两个平行角度来看，需要经过以下的几个步骤：第一步，制定地区医疗规划（行政机关），提出开设医院的申请（当事人）。第二步，实施（中止）劝告（行政机关），拒绝劝告并申请开设许可（当事人）。第三步，许可开设医院（行政机关），开建医院并申请医疗保险适用机关的指定（当事人）。第四步，拒绝指定（行政机关），以非医疗保险适用机关的身份强行开诊（当事人）。^[104]

可是，正如本案判决所指摘的那样，在一个全民皆保险的国度，未经医疗保险适用机关指定下的医院经营近乎天方夜谭，上述路径对于X而言，仅剩下理论上的可能性而不具现实意义。因此，这里就提起了如下的一个疑问：到底应该在哪个阶段允许X提起行政诉讼以确保其正当的权利利益？在最后的第四阶段，即在X的申请遭到行政机关拒绝时，由于这种拒绝属于典型的行政处分，因此当然可以就其提起撤销诉讼。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行政处分性本身不存在任何疑问。然而，若等到这个阶段才向X提供司法救济，从保障当事人的正当权益以及司法救济的实效性这个角度来看，是否合适？^[105]

本案中，最高法院考虑到，其一，尽管中止劝告属于行政指导，但根据当时《医疗法》《健康保险法》等法规的规定以及实际的制度运用情况来看，如不服从劝告，几乎可以断定无法获得医疗保险适用机关的指定；其二，前述指定，在一个全民皆保险的国度，往往决定着医疗设施的生死，医院无法在未经指定的前提下维持经营。因此主张，应该在第二阶段亦即劝告阶段提供救济，从而承认了行政指导具有行政处分性。从救济的时机以及实效性的角度来看，应该受到肯定。

然而本案中，最高法院虽然也主张应该对行政处分性加以综合判断，但是针对法律效果性的有无，却没有作出明确说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或许也可以把本案视为，为了灵活解释行政处分性而没有套用“基本公式”的一个例外，由此可见，最高法院对行政处分性予以扩大解释的倾向愈发显明。^[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