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告诉讼中，能够攻击的行政活动，必须是“公权力行使行为”（《行政案件诉讼法》第3条第1款）。当某个行政活动被认定为相当于“公权力行使行为”时，它就具有了行政处分性。那么，《行政案件诉讼法》第3条第1款所说的“公权力行使”到底是指什么样的活动、行政处分性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一般来讲，学说上，作为判定行政处分的指标，主要可以列举出以下几项：权力性或公权力性、对外性、法律效果性、具体性等。^[38]只有具备了上述属性的行政活动，方能称为行政处分。

这里的权力性或公权力性是指，不以国民的意志为转移，单方面地使其权利义务发生变更或者单方面地对其身体、财产实施强制之意。在这一点上，行政处分与以同国民的合意为基础的行政契约、希望得到国民任意合作的行政指导等区别开来。

对外性，即必须是面向国民的行为。在这一点上，行政处分与行政机关上下级间的内部训令、通知等区别开来。(www.daowen.com)

行政机关所实施的行为包含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39]。一般来讲，事实行为并不直接给国民的权利义务带来变动，因此不能称为行政处分。而行政处分，必须是法律行为，能够直接形成国民的权利义务或者确定国民权利义务的范围。在是否具有法律效果这个指标上，行政处分与事实行为相互区别开来。

行政自身所订立的规章等一般属于抽象性的规范，而行政处分是对法律、政令的具体执行。在具体性这个指标上，它与行政立法区别开来。

与理论界强调行政处分的权力性或公权力性、对外性、法律效果性、具体性等形成对比，实务界主张，行政机关的某一行为是否具有行政处分性，取决于它是否具备“行为的公权力性”和“对法律上的地位的影响”等特征。^[40]具体而言，最高法院主张，所谓的“公权力行使”行为，必须是：其一，行政机关基于法律而实施的行为；其二，作为公权力主体的国家或公共团体所实施的行为；其三，该行为直接形成了国民的权利义务或者确定了国民权利义务的范围。^[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