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占据台湾与郑成功的筹划

在地理大发现、大航海运动的推动下，荷兰凭借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开始走向了海洋扩张。十七世纪初，荷兰人率领的船队第一次到达中国，提出通商和自由贸易的要求，结果自然是遭到明朝政府的拒绝。不过，这对于新来乍到的荷兰殖民者来说，只不过是一次试探性的外交照会，无非是要看一看中方的态度。荷兰人来到东亚，想打开中国的大门，第一步要做的，就是驱散葡萄牙人在中国的影响。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在这之前，荷兰人韦麻郎率领的船队，就急不可耐地向葡萄牙人发起进攻，展开了对澳门的军事争夺。结果大出他们的意料，葡方顽强抵抗，挫败了荷兰人的如意算盘。

请求中国开市的要求被拒绝，夺取澳门的如意算盘又落空，荷兰在东亚的发展将向哪里去？怎样才能从对华贸易中分得一杯羹？这些都是棘手的问题。恰巧在这个时候，福建海澄的商人李锦等，将荷兰人引上了澎湖岛，在这里开展了对闽浙等地的海上贸易。从此，荷兰殖民者迈出了侵占我国台湾的第一步。

明朝称荷兰为“红毛番”，中国的官员们只见过南欧的葡萄牙人，从没见过西欧的荷兰人。他们对荷兰人的红头发、蓝眼睛常有一丝讥讽，但又对荷兰人伟岸的身躯充满了羡慕，说他们的身材“颀伟倍常”。

福建巡抚徐学聚得到消息，说“红毛番”占据了澎湖，并和闽浙商人进行走私贸易，他心中对这些不速之客充满了疑虑和担忧，于是向万历皇帝递上一道奏折，要求对外驱逐，对内查办。

澎湖原来属于福建管辖，但后因兵力不足防守困难，就将驻守澎湖的军队撤了出来。现在，荷兰人除了做生意，殖民者的本性丝毫不改，不断骚扰福建沿海，情况越来越严重，而且在澎湖筑室耕田，久留不去。

天启四年（1624），福建巡抚南居易率领一支庞大的中国水师，打算围歼驻扎在澎湖的荷兰殖民者。荷兰人眼看不支，竖起了白旗，撤离到台湾。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但明朝军备废弛，既然澎湖都无法驻军，如何能控制得了整个台湾岛。当时的台湾处于明朝统治的空白地带。就这样，实际是在明朝政府的默许下，荷兰盘踞在台湾，开始了长达三十八年的荷据时代。

台湾古地图

早在郑芝龙亦商亦寇的时代，他也和自己的同伙以台湾为老巢。接受明朝的招安之后，郑芝龙放弃了在台湾的练兵、囤粮基地，回迁到福建。不过，由于福建自然灾害频繁，民不聊生，时刻有爆发农民起义的可能。郑芝龙就和福建巡抚熊文灿商议，用自己的船迁福建饥民数万人到台湾屯田，屯田所得的税收归郑氏所有。每个移民发放银钱三两，三个人拥有一头耕牛，此外还有种子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地向台湾移民，台湾的汉人由此激增，土地得到了开发，生产水平有了很快的发展。也正是因为郑芝龙对台湾发展作出过贡献，才对郑成功后来收复台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后，写了一首很有名的《复台》诗，其中两句说：“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所谓的“先基”，当然是他的父亲郑芝龙给奠定的。

说到郑氏集团和荷兰殖民者的关系，并不总是对立和冲突，双方有很大的合作空间，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商业利益。因此他们既存在争夺经济利益的一方面，同时又是生意场上的合作伙伴。

郑芝龙父子打击荷兰在台的势力，压制荷兰在台发展，也是出于维护自己的海上贸易需求。例如崇祯六年（1633），荷兰派出八艘兵船围困厦门，击毁大量船只，其中包括郑氏的商船。这个时候郑芝龙已经归顺明朝，无论在社会影响上还是在实际利益上，都不能容忍荷兰殖民者如此嚣张。于是郑芝龙率兵反击，焚毁敌船五艘，俘获一艘，生擒荷兰官兵118名。而在几年前，双方还互相约定了为期三年的沿海贸易协定，要求双方船只彼此不得伤害。这种双方签了协定又撕毁，撕毁之后又签订的情况多次发生。不过就总的趋势来说，由于郑氏集团的海上势力越来越大，以至于荷兰殖民者渐渐不敢轻举妄动。

又过了几年，明亡清兴，郑成功奋起抗清。这个时候，在台湾的荷兰人两眼紧盯着大陆，非常关心爆发在大陆的军事冲突，尤其关心郑成功的军事动向。郑成功主要的力量就是庞大的船队，因为无法在内地立足，庞大的军费几乎都要依靠海上贸易获得，在争夺市场和运输权方面，加深了与荷兰殖民者的矛盾。

另外，荷兰一直担心郑成功是否计划进攻台湾，不断地从日本和内地刺探情报，希望获得确切的消息。为了加强战备，以防不测，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在1650年通过一项决议：热兰遮城堡即使在太平时期，守军也不得少于1200名。后来他们又得到消息，郑成功的部队很有可能与台湾的土著联合起来，或者台湾土著的起义能得到郑成功的援助，趁机推翻荷兰人的统治。在郑成功抗清顺利的时候，主要是忙于大陆事务，无法顾及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的统治，而抗清遭遇失败之后，荷兰人的这种担心终于得到了证实。

这个时候，郑成功也因为南京新败而忧心忡忡。如何解决损兵折将、士气低落的问题；金门、厦门地域狭小，如何解决战略回旋问题；如何扭转颓势，完成复明大业问题等，都严峻地摆在了郑成功的面前。要是他在南京一路获胜，没有遭遇惨败，那么兵锋所指，一定是在长江流域，所谓收复台湾肯定将会向后拖延。所以说，郑成功的抗清事业越是发展顺利，收复台湾的时间越要向后拖延。何况击败清军、颠覆清朝决非一日之功，等到能完成复明大业，再来光复台湾，也不知道会拖到何年何月。从郑成功收复台湾来看，说它是抗清失败的产物并不为过。也可以说，郑成功要从抗清失败中急于寻求解脱，在这个时候找到了台湾这个目标。

也正在这个时候，荷兰驻台湾总督揆一的翻译何斌偷逃出来，找到了郑成功。何斌在荷据台湾政府中，并不是一个光彩的人物。中国人说他侵占了主子的白银达二十万两，荷兰人说他数年来损公肥私，私自向赤嵌城（荷兰称普罗文查）附近海岸的船只以及在本地砍伐和贩卖木柴的人抽税，却从来没有交公过。荷方追查此事，何斌惧怕东窗事发，趁机逃出并找到了郑成功，献上如何进攻台湾的地图。

何斌曾经是郑芝龙的旧部，之前已经和郑成功有所往来。他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忠于郑成功的。有了这样一个卧底来提建议，可谓正当其时。何斌说，此时攻占台湾有几个好处：第一是沃野千里，完全可以支撑起数万军士的粮饷问题；第二是位置便利，横绝大海，进可攻退可守；第三是台湾当地人受到荷兰殖民者的凌辱和压迫，一旦有官军解救，必定全力充当内援。

对郑成功来说，何斌的到来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为他下定决心光复台湾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不过绝不可认为有了何斌，才有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伟大壮举。诚然，如果何斌不是找到了郑成功而是张煌言，同时献上进攻台湾的地图，或许何斌的这番心血根本得不到回报。但是，郑成功却力排众议，否定了诸将和张煌言等人的劝阻，这深层的原因又是什么呢？(www.daowen.com)

郑成功石像

郑成功其实是个十分重视根据地建设和防护的统帅。顺治八年（1651），正当郑成功统兵远征至粤东，厦门防御力量薄弱的时候，清朝福建巡抚张学圣、总兵马得功等一度攻入厦门。郑氏集团被抢去了黄金九十余万，珠宝数百镒，米粟数十万斛，还有将士之财帛、百姓之钱谷，损失不可胜数。为此，郑成功还督斩了他的胞叔郑芝莞。这次大本营被袭击，对郑成功来说教训深刻，乃至顺治十一年（1654），李定国多次催促他到新会会师，共同与清军作战，郑成功却一直推脱。这里一方面可以认为，郑成功有地区割据、唯我独尊的独大意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新会距离郑成功的大本营遥远，而且他也很担心劳师远征，会再重蹈之前的覆辙。他派遣林察率偏师协同李定国，既可以敷衍友军的请求，又可以将主力摆在就近的泉、厦、漳、潮等地区，用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根据地。

但是南京失败之后，厦门等地成为清军进攻的靶子，郑军兵力不足、士气低落，固守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难题，更不用说夺取其他地区的沿海市镇。当时的军事力量对比，郑军在水师方面依然占优，陆军损失很大。如何最大限度发挥现有的军事优势，并且遏制对方，是郑成功下一步军事行动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台湾海峡对水师力量薄弱的清军来说，是一道难以跨越的天堑。郑成功认为，台湾无论是进攻还是坚守，都具备了多重优势。他向部下解释说，台湾沃野千里，饷税数十万，造船制器，汉民鳞集，这些都是优点。虽然现在被“红毛番”窃取占据，但城中夷狄不过千人，攻之可唾手而得。所以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士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

但当时否定郑成功的声音似乎也掷地有声，概括起来有四点：第一，台湾从明朝以来一直没有开化，经济落后；第二，远在海中，是一个疾病流行之地；第三，荷军长期据守，战斗力很强，一旦交锋，损失过大；第四，远离了抗清主战场，分兵占据台湾，将会使光复明朝的宏业遥遥无期。

尤其是兵部侍郎张煌言，出于复兴明朝的坚定信念，写了洋洋洒洒的《上延平王书》，极力反对郑成功的“逃跑主义”。在张煌言看来，清正经历着顺治病亡、康熙新立的动荡时期。主少国疑，战略进攻正当其时，而且清南下，异族专政生灵涂炭，广大百姓翘首期盼王师，雪耻复仇。现在延平王郑成功却不思进取，舍本逐末，与荷兰争夺台湾，必将进退失据，噬脐莫及。

张煌言反对郑成功光复台湾，主要出于政治目的，郑成功手下的多员大将对此也议论不一。他们和张煌言的出发点不一样，但概括起来，主要是两种反对的意见：一是他们作为军人怯于同荷兰交战；二是他们作为闽籍的将士，对于远征台湾，有难别故土的眷恋之情。在这里不必低视普通将领胸无远志，他们的见解也都是符合各自的身份要求，只能说这些意见，更加衬托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长远眼光。

郑成功和张煌言不一样，他是务实的军事家，执掌庞大的海上力量，必须维护家族、部属以及所有复明力量最根本的利益，有了一次沉痛的失败，已经足够引起警觉了。从表面来看，是从大陆撤退了一大步，向台湾进军了一小步，但就对清作战的军事方略而言，是要发挥自己海军的最大优势，让出不利的陆地战区，将对手引向辽阔的海洋。

当然，诸将畏于同荷兰在海上作战也有一定道理。从荷兰接触明朝水师开始，中国就领教了荷兰新式武器的强大威力。史书上说：

当红毛番初到内地，海上官军从来不曾见过，而且状貌、服饰也和南洋诸岛不同，也不晓得他们的技能，就用平日所持火器在远距离进攻。他们也在自己的船上对攻，只见青烟一缕徐徐升起，因为距离远，也听不到声音，然后红毛番的船只扬帆而去。红毛番不用弓箭，而官军死者已无算。海上惊怖。

对于如此强大的对手，郑成功将如何交战？没有精心的备战，只靠人海战术，也许会像在南京城下一样，造成重大伤亡。

在南京新败不久，郑成功就开始着手准备光复台湾。顺治十六年（1659）底，他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如何攻占台湾，安顿将士家眷之事。次年（1660）正月，安南将军达素率领八旗兵数万人，水陆并进，进攻金、厦，试图一鼓作气彻底铲除郑成功在大陆的势力。郑成功率水师将不悉水战的清军打得丢盔卸甲。达素深恐追究其冒进的罪责而自杀，双方的战事暂时处于停顿状态。这次防御战郑军虽然获胜，但付出了较重的代价，对郑成功来说，心理负担尤其沉重。他更急于谋求光复台湾，以安稳后方。

郑成功将备战的重点放在筹粮和修船方面。为了使大军能有充足的粮草供应，他先后派遣周全斌、马信等，所率各镇兵马北上南下。仅在顺治十七年（1660），郑成功就多次出兵筹粮，有时候还与民众爆发武装冲突，手段和抢粮无异。七月，他遣右武卫周全斌等率左右虎卫镇、后冲、中冲、正兵、奇兵等镇北征，略地取粮；八月，将奇兵调回至兴化，正兵调至福清一带继续筹粮筹款；十一月，又派遣周全斌南下至潮阳，攻破凤山寨，杀败潮州的援军，各船满载而归。

要横渡海峡作战，还必须有大量坚固的船只。同年底，郑成功先后三次下命令各镇修整船只，以备远征。至顺治十八年（1661）三月出征前，船只修葺基本完备，能够保证将首批两万五千人运送至台湾作战。

郑成功为了收复台湾，对荷兰驻台殖民当局还进行了必要的伪装，试图松懈荷兰的警觉和备战。顺治十七年（1660），台湾一直处在风声鹤唳的谣言之中：国姓爷即将进攻台湾。这年九月，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出一支由司令燕·樊德朗率领的援助舰队到达台湾，共有12艘战船、600名士兵、1453名水手。不知什么原因，这支舰队的司令樊德朗和台湾殖民者产生了矛盾，樊德朗倾向于攻打澳门，而台湾行政长官揆一，还有评议会议员等一致要求舰队留下，以防随时可能到来的郑成功。

双方争执不下，于是派遣使者前往厦门，刺探郑成功对台湾的意图。使者到达厦门后，受到郑成功的热情接待，他一再显示出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亲善态度。郑成功表示目前的备战是针对清朝，恢复故国才是他终身的使命，绝对没有精力去针对一个荒芜小岛采取敌对行动。

也有一种可能，就是郑成功并没有瞒住樊德朗。樊德朗和评议会议员一样，都看出了郑成功进攻台湾已是箭在弦上。他之所以到处放言，表示郑成功进攻台湾是造谣，是他当时已经无兵可用。樊德朗的士兵由于水土不服，病倒了大半。所以他逢人便表现出一定要进攻澳门的急切心情。最后，樊德朗和评议会达成妥协，600名士兵留在台湾以加强防御，樊德朗率所有的军官以及其余人员离开。樊德朗进入公海后，便虚晃一枪回到了巴达维亚。就在樊德朗离开台湾两个月之后，郑成功的船队便从金门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