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抗清中的挫折

郑成功被后人称为民族英雄，主要功绩是他收复了宝岛台湾。对郑成功来说，抗清又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失败结局。

郑成功抗清活动最终失败，这里面包括了许多复杂因素，概括起来有四点原因，在对友方面，无论是对鲁王政权的力量，还是对永历政权的李定国，他都没能做到在战略上积极配合，相互支援，相反，却多次出于一己之利，挖对方的墙角，使彼此互相猜疑，甚至自相残杀。

先说郑成功和鲁王政权一方的矛盾。在东南沿海的抗清武装中，郑成功最初受惠于隆武帝的提携，而隆武帝在世时，又与鲁王就正统地位发生过激烈的争执，所以郑成功始终不肯承认鲁王政权的合法性。但是在清军攻陷浙东之后，由于抗清形势的需要，两个政权中的一些关键人物，开始谋求最大程度上的联合，放弃之前的恩恩怨怨。原来隶属于隆武帝的部分文臣武将，和浙江、福建的民间抗清派，都以鲁王政权作为反清复明的新旗帜，例如郑芝龙的旧部势力郑彩、郑联等，在这个时候都改奉鲁王政权，但只有郑成功自成一军。

顺治五年（1648），东南沿海抗清活动开始活跃，抗清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明朝义师已经收复了闽东北三府一州二十七个县，省会福州几乎沦为孤城。然而复明各派系之间钩心斗角、互相倾轧的情况丝毫没有改变，军事上他们又各自为战，无法形成合力，一旦清军优势兵力增援，原有的胜利成果很快就化为乌有。当时，郑成功率部在闽南的泉州、漳州一带活动，他和郑鸿逵一起发动了同安战役，也算策应明朝义师。固然他们牵制了一部分清军对闽北的进攻，但实际上还是以拥戴一个不复存在的隆武朝廷为名，拒绝同鲁王政权合作。

当鲁王的力量遭到重大挫折后，郑成功对鲁王政权的态度更加恶化了。从郑成功的部队来看，将士旧部多是纵横海上的健儿，以漳、泉、潮、惠等地的擅海战者居多。他们从前经营海上贸易，因利益、习俗等原因，一直和忠于鲁王的浙江水师有隔阂。郑军驻扎在浙江的时候，就地筹措粮饷，尤其容易和鲁王的部队发生冲突。等到浙军的实力削弱后，双方一起联合抗清，浙军相对于郑军的完整体系，就只能居于客体和陪衬的地位，受到信任的程度和两军的待遇，浙军难免要差一等。凡此种种，都会加重浙军与郑军的对立与不和。

当鲁王不得已进驻金门后，郑成功接待了穷蹙无归的鲁王，但待之以宗人之礼，而且防范甚严，并迫使他去掉了监国的尊号，成为郑成功管辖下一个衣食问题都难以解决的寓公。鲁王旧部张煌言、徐孚远等，都担心郑成功多疑猜忌，只好远远地与鲁王保持距离，一直不敢觐见。因此，在鲁王居海期间，浙军中的文武旧部对长期从属郑军都很不满意，无时不以恢复旧制为盼。而这对于郑成功来说，又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他也必然要加大对浙江方面的防范，真所谓亲者痛仇者快。

再说郑成功与永历政权的关系。顺治五年（1648）四月，郑成功攻克同安，这时他听到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称帝，马上遥奉永历为正朔。但他对永历帝的态度和感情，与对隆庆帝相比则差距甚远。实际上桂王距离郑成功遥远，也完全指挥不动他，而郑成功的目的，显然是要保持一个独立自主的军政地位。相反，一旦他的生存空间受到友军的压制，即便是彼此都同奉永历帝，他也会想方设法去争夺。

例如，顺治六年（1649），郑成功对郝尚久发动潮州之战，这算是政治上短见的军事冒险。简而言之，潮州之战就是郑军缺乏粮饷，便将手伸到了同属于永历朝廷的其他将领的地盘。郑成功先故意制造事端，擅自派遣军队到处搜刮粮饷，在遭到阻挠后便乘机出师，打起了内战。郝尚久面对郑军的进攻很难支撑，一气之下投降了清朝，然后勾引清军再来攻打郑成功。这样一来，郑成功的潮州之战就被渲染成抗清行动。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郑成功对永历政权的态度。

顺治八年（1651）后，孙可望部署湘、桂、川等省的全面反攻，李定国率部相继取得了桂林大捷和衡阳大捷，孔有德、尼堪阵亡。这是南明抗清以来前所未有的胜利，极大地震撼了清廷，对于支持明朝的义师来说，也是极大的鼓舞。为了联合这些重要的抗清力量，在客观上也需要互相支援，郑成功在东南沿海与他们奉永历帝为共主。

对郑成功来说，在抗清的己方阵营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和晋王李定国的联盟关系。李定国是南明后期杰出的军事将领，他在永历朝中的地位、威望和军事实力都超过了郑成功。桂林大捷和衡阳大捷后，南下的李定国军连续在广西、广东攻城掠寨，所向披靡。李定国一直希望能得到郑成功的配合，按照李定国的设想：郑成功率军从东向西打，李定国率军从西向东打，两线夹击，在广东胜利会师，迈出重振山河的重要一步。

在顺治十年（1653）、十一年（1654），李定国策划发动新会战役，他翘首期盼郑成功的会师，希望通过组织一次关键性的会战，来改变整个抗清的被动局面。然而郑成功视郑氏集团的利益重于一切，唯恐金厦根据地再遭重创，唯恐会师后影响到郑军在东南沿海的独立地位。对李定国的战略决策，他一直阳奉阴违，后来李定国在新会之战中受到重挫，郑成功负有协同不力的重大责任。

对郑成功来说，永历政权和李定国等人，最好能在西南的抗战中将清军拖住，不要前来东南沿海谋求发展。有人说郑成功军队的战斗力，最多只能坚持在闽南和粤东一带立足，这时无法扩张到广东新会去参加一次生死未卜的军事冒险。这当然也是一种见解。

孙可望、李定国和郑成功都尊奉永历帝为国主，但有很大的差别。孙可望对永历帝，被比喻为东汉末年的董卓之对汉献帝，李定国对永历帝，被比为三国时候的姜维之对刘禅；而郑成功所谓的尊奉永历，除了挂一个招牌树一面旗帜外，丝毫没有影响郑军在东南沿海的独立发展，一旦郑成功的地位和权势，因为永历帝的原因要受到损失，便会马上严词拒绝。例如永历十三年（1659），永历帝曾敕令鲁王朱以海就近监国，郑成功根本不听，反而将鲁王迁到澎湖。君主对郑成功来说，只不过是他选择的一个筹码，绝非意味着忠贞不贰的牺牲。

第三，再看看郑成功应付本集团内部各种矛盾的能力。总体来说，郑成功治军以忠孝为信念，驭下严格，对待自己的部属能一碗水端平，有功得赏，有过当罚，因此郑军的战斗力较强。但是郑成功的部队来源比较混乱，很多是靠兼并族亲、友军而来，还有一些是敌方投诚而来。当发展顺利的时候，当胜利到来的时候，统率这样的部队一般问题不大，但遭到清军优势兵力频繁的打击，一旦作战失利，士气受到影响，往往容易瓦解和叛逃。

顺治七年（1650）八月，郑成功在潮州之战中铩羽而归，却将手伸向了族兄郑彩、郑联据守的厦门。他发动突然袭击，将郑联的部队缴械，旋即杀死郑联。郑彩此时引兵在外作战，不在厦门。因为他之前对鲁王政权作威作福，现在顿失大本营，情急之下向友军上表求救，希望他们替自己主持正义，声讨郑成功。但浙军早就对郑彩不满，获得消息后乘机两面夹击，郑彩从此一蹶不振，余部基本上被郑成功收编。

从顺治八年（1651）到顺治十四年（1657），这是郑成功军队发展最快的时候。顺治九年（1652）三月的江东桥之战，郑成功大败清闽浙总督陈锦，陈锦被部下所杀。顺治十年（1653）的海澄之战，击退固山金砺所部满汉精锐数万人，军威大震。(www.daowen.com)

顺治十一年（1654），清朝迫于两线作战兵力不足，为了集中兵力先对付李定国部，同时由于郑芝龙在清朝的手中，于是和郑成功开始和谈。郑成功利用和谈，为自己的发展壮大争取到有利的时机，分兵四处收复漳州、同安、惠安、仙游等地，基本上占据了闽南沿海地区。随着军事实力上的迅速发展，郑成功进行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改厦门为思明州，设六官，以恢复中兴相号召，金厦地区因此成为东南沿海抗清的中心。

施琅叛逃事件是郑成功治军的一个败笔。施琅最后降清，和郑成功不能善待有一定的关系。施琅在和郑成功共事的这几年间，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委以重任并且宽宏大量的统帅，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施琅才堪称智勇双全的将领。但郑成功一方面不具备这样的素质，更重要的是不具备这样的环境。郑成功需要部下对自己绝对的尊敬和服从，而且他在对待嫡系和旁支上，也难免有些轻重，从前鲁王的势力和施琅这样的人员一向受到提防。施琅降清后，一直致力于颠覆郑氏集团在台湾的统治，成为郑氏集团的终结者。

第四，郑成功抗清失败，也与对清作战中的失策有关。由于郑成功的军队主要是水师，所以在陆地的攻坚战中就很难取胜，每次与清军进行城市攻坚战，损失都很大。但郑成功两次对清作战失策，都不是在弱势的时候所犯，恰恰相反，越是在优势的时候，郑成功反而没能把握住自己，犯了贪利和骄兵的大忌。究其失策的根源，其实是他试图割据一方的思想在作祟。

顺治九年（1652）后，由于清军在福建前线遭到一系列失败，漳州、长泰丢失，闽浙总督陈锦作战失利后被家丁杀害。在西南战场，清军在大西军的进攻面前，也遭受了重大挫折，一时间在全国的战场上，清政府用兵捉襟见肘。这种情况下，清政府试图通过郑芝龙的斡旋，达到招抚郑成功的目的。郑成功也就顺水推舟地开始了所谓“清郑和谈”，结果中了清朝的圈套。那么郑成功接受和谈，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说他和谈是军事失策呢？

总体而言，郑成功有着坚定的抗清态度，清朝的和解姿态和优厚承诺，始终都没有让他放下武器。郑成功无非是想利用和谈时机，派兵在清朝承诺的区域里招兵买马，积草存粮，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武装。郑成功为了把接受招降的戏演得更真更像，不惜三跪九叩地接受清朝册封，接着借口清朝册封，便堂而皇之地派人在闽粤等地征收粮饷；又要求清朝释放自己的被扣人员，实力得到了很大扩充。仅从郑成功所控制的区域来看，似乎他通过假和谈获得了大量好处。不过从全局着眼，清朝通过这次失败的招降活动，获得的好处更多。

首先，清朝通过招降活动，助长了郑氏集团对永历朝廷的离心力。原本郑成功应该配合李定国的作战，但为了对清朝显示和谈诚意而停止了进攻，造成大西军在两广、湖南等地孤军作战。相反，清军却可以从东南沿海撤出一部分军队，集中优势兵力，逐步击溃大西军的进攻。实际上大西军遭到失败后，在更大程度上增加了闽南的战争危局。结果是郑成功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其次，郑成功对清和谈，涣散了内部抗清的凝聚力和坚定性。在郑成功管辖的范围内，还有依附于他的原鲁王政权的军事力量。虽然他们的实力较弱，但在郑成功的严格控制下，唯恐被兼并掉，所以独立性很强。眼看着清郑和谈一步步地展开，哪怕是假象和演戏，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他们内心的恐慌，增加对郑成功的疑虑。何况清朝提出和谈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献出取消监国尊号的鲁王朱以海。

等郑成功假和谈真备战的戏演完后，清朝终于认识到郑成功不可能诚意归降，开始加大对郑成功的进攻。同时，清军在西线集中兵力接连挫败李定国所部，南明义军的形势又变得紧张起来。为了缓和李定国所部的困难，吸引清军分兵，同时也为了鼓励己方的士气，郑成功开始策划更大的进攻，将目标锁定南京。

南京是明朝开国时的首都，有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寝。对于江南的士人百姓来说，恢复故国，重振山河，占领南京是重要的标志。而且南京周围到处有富庶的粮仓，经济发达，便于获取军需。鲁王监国时期，张名振、张煌言等人就多次策划，想从长江口上溯打到南京，结果都是实力不济，无法如愿。

顺治十五年（1658）之后，南明小朝廷一败再败，风雨飘摇。郑成功为了挽回颓势，牵制清军进入云南搜捕永历帝，决定发动北征，希望通过占领南京，促进江南地区抗清运动的再度高涨。郑成功、张煌言集合了三千艘战船，近二十万兵马，从定海出发扑向南京。这支部队装备精良，不但有令敌胆寒的八千铁甲兵，还有红衣大炮压阵。顺治十六年（1659）六月二十二日，势如破竹的郑军占领镇江，至七月十二日到达南京城下（清朝称江宁）。目标唾手可得，只等发动最后的总攻击。

清军在南京的总兵力只有一万人，郑军的兵力不下十万。然而一个月后，清军却主动发起攻击，打得对手溃不成军。面对郑成功的军事包围，防守南京的两江总督朗廷佐一方面假意拖延时间，等待援军；另一方面积极备战，置办火炮、弹药、滚木、藤牌等。外围部队也通过郑军防御的空隙，穿插进去四五千官兵以加强防御。

面对抗清以来最有利的形势，郑军在南京各城门外驻扎连营，排列红衣大炮，准备攻城器械。但他们攻城的意图并不强烈，围而不紧，进而不攻，有的士兵因为天气炎热竟然下河捕鱼，视战争为儿戏。

这样外露傲慢情绪，总根子还是在郑成功身上。他认为：自古进攻城邑，伤亡必多。所以应该以进攻城邑为辅，将敌人包围起来。当敌人援兵汇集后，消灭没有城墙防护的援军，这样的手段才是高明的。只要消灭了援军，原来守城的敌人，即便不投降，也会逃走。但他手下的重要将领甘辉不同意这样的战法，因为兵贵速，不贵久，曾经劝他说：大军久屯城下，就会疲劳无功，等到敌人援军增多，更要多费一番工夫。所以一定要迅速攻城。但是甘辉的建议没起作用。

从战略上说，郑成功这次进攻南京，面对北征以来最有利的形势，的确是有些轻敌傲慢；在战术上说，其实也是郑军怯于攻坚的一个例证。北征开始后，郑军虽然经过一定的军事训练，但长期以来，水战强于陆战的弱点并没有改变。瓜洲、镇江的获胜都是凭借水师获胜，而在南京的陆战中，行动之迟缓、地形之生疏、援助之无力，都表现了出来。

因此，南京战役的失败，从军事上说，有郑成功在前线骄傲自满的因素，也有在后方根据地的整军和训练不够等因素。郑成功在南京战役中损兵折将近十万。南京战役的失败，标志着郑成功抗清活动从高潮走向衰落，也表明试图恢复汉族统治大业的努力，最终无法实现。

兵力之锐减，士气之低落，衬托着清军频繁犀利的进攻。危险的形势表明，郑成功如果专营金门、厦门，已经没有更大的回旋空间，没有巩固的后方，只会面临更大的危险。郑成功和李定国、张煌言等友军相比，一向重视后方根据地的建设，既然在大陆立足日益困难，那么收复台湾的壮举必然将提上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