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和李岩问题

李自成队伍中，有一位制将军李岩，因提出一项军事计划而遭杀身之祸。在李岩身上，有许多不解之谜，争论起来莫衷一是。李岩事件，对李自成的防御策略影响很大。

大体情况是，李自成败退出北京、河北后，各地接二连三发生反叛大顺政权的情况。制将军李岩在山西向李自成提出，自己愿意带领两万人马，分兵前往河南，一是将那里发生的叛乱事件平定下去，二是开辟反清的第二战场。李自成可以同意这个建议，也可以不同意，谁知他挥手一刀，要了李岩的性命，随即引发农民军内部分裂。《明史·李自成传》是这样谈论李岩事件：

定州之败后，河南州县多叛离李自成，他召集诸将商议。李岩请求率兵前往。牛金星暗中告诉李自成说：“李岩雄武有大略，不会久居人下。河南是李岩的故乡，他在那里深孚众望。如果让他统兵前往，必然不服管束。”社会上有谶言：十八子，得天下。此十八子是指李岩。李自成听信了牛金星的谮言，下令将李岩暗中杀害。农民军因李岩被杀而哗然，出现解体。

关于是否有李岩这个人，以及李岩的所作所为，史学界一直有很大分歧。一些史书上记载李岩在大顺军中的活动，似乎证明他在李自成身边扮演重要的角色，有着很高的地位。尤其在北京的时候，他慎重地提出了保护明朝皇室等四策，和刘宗敏“拶官助饷”、牛金星“太平宰相”等迥然不同。很显然，李岩无论在政策理念上，还是个人恩怨上，都和牛金星有矛盾，于是遭到排斥。在一定场合下，受到牛金星的挑拨而遭到陷害，是完全可能的。

李岩被杀，不但是个人的悲剧，也是大顺军的悲剧。在历史上，李岩是个谜，这是由于在许多细节方面，一些封建文人对这个农民军的将领，有许多添油加醋，甚至胡编乱造的地方，因此解释起来混乱不堪。例如李岩的身世问题，他是如何加入农民军的，还有他和红娘子的关系等，逐渐被发现都有编造之嫌。

这里没有必要对李岩的一些细节问题，进行史料上的考辨。那些所谓正统史书，显然是编造了一些史实，夸大了李岩的作用。例如，他在农民军中，到底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职务？史书上说被拜为制将军。从他请求率两万兵马前往河南来看，更像是个独当一面的儒将，而不是为李自成出谋划策的军事谋士。但在详细的史料中，并无见过他统兵冲杀、攻城掠寨的记录，反倒是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认为，李岩主要是替李自成进行军事策划，从他进京之后的表现来看，的确符合这样一个身份。

按照带兵的常识，如果是清洗了独当一面的统帅，很有可能引起整个军队的哗变或瓦解，例如同时期的许定国谋害高杰之后，高杰军队很快解体。如果仅仅是杀害了重要谋士，至多是在高层引起不满和骚动。事实上，按照《国榷》的记载，李岩被杀害后，他的部队不但没有解体，还被李自成派到汉中和张献忠作战去了，由此可见，李岩在军队中主要担当谋士。

李自成在一系列失败后，情绪不好，多次惩罚手下的高官，例如吏部尚书宋企郊因任人唯亲，被罚戴着枷锁一直走到西安；兵政尚书张第元在和李自成交谈时，称呼农民军，随口带出了“贼”字，立刻惹来李自成的暴怒，竟被砍了头。为什么这些人的被杀被抓，都没有引起农民军的分裂，而唯独李岩被杀，却要在历史上被大肆渲染呢？

笔者认为，李岩是一个所谓的“亲明”将军，赢得了明朝遗臣们的好感，需要加以肯定，并不是因为他在农民军中的地位有多高，谋略有多么高明。

著名小说家、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曾对李岩的这个建议，给了一个很低的评价。他说：(www.daowen.com)

大顺军的失败是由多种因素形成的，出现了不容易挽回的历史形势。给李岩两万人马去河南，断不会扭转当时的历史形势。何况，山西很快被清军占领，豫王多铎的大军很快从孟津过河，加上河南地方势力已经纷起反对大顺军，又很快投降清朝，两万大顺军随李岩（假若确有其人）到河南根本没有机会站立脚跟。

其实李岩的这个建议，从当时的形势来看，不失为是积极防御，并且在防御中包含了某些进攻因素，迫使对方进行分兵。李岩提出建议的时候，正是大顺军在山西暂时得到安稳，而清军退回北京进行修整，有一个多月没有发动军事进攻。姚雪垠所说过的几个“很快”，都是在崇祯十七年七月到九月之后发生的事情，而李岩的建议应该在五月。

对大顺军来说，这个时候还是敌强我弱，大的格局没有改变。但是李自成应该考虑的不是退回陕西，组织第二次东征，而是从西北各省迅速征调兵力，巩固在山西的军事防御。一方面阻止清军从畿辅地区进攻山西，亦使之成为进攻清军的滩头堡垒。如果李自成能在山西加强军事力量，同时派遣一支偏师到农民军力量薄弱的豫东，不但可以巩固一块阵地，还减轻了清军对山西的军事压力。这对大顺军保卫山西、开辟河南都有积极作用。

当然也像姚雪垠所说，在崇祯十七年五六月之际，想立足河南并不容易。这个地方处于清军、大顺军和南明三大集团的压迫之下，地方势力出于安全自保，各派林立，混乱的局势死灰复燃。相对来说，南明在一开始有一定的优势，这是山海关之战后，拥明的官绅大肆杀戮农民军的先遣官员，政治上他们属于南方。但是南明小朝廷内部腐败、混乱、分裂，根本无力完成统率河南的重任。而清军由于兵力有限，正在畿南、山东一带巩固自己的地盘，力量还没有发展到黄河以南。所以李自成在退守山西之后，迅速派出一支部队进入河南是最好的时机。等清军休整结束，开始新一轮进攻之后，时间上的优势就随之丧失了。

有些人根据记载李岩的混乱史料，认为根本就没有此人。如果说真没有李岩这个人，也不存在所谓分兵河南的建议，那么李自成没有派人去占领河南，准确把握这个时机尚可理解。但此时他在山西又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重大错误，部署之失当又一次证明了他缺乏战略眼光。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由他或者至少是刘宗敏这样能够担当总指挥的将领，留在山西指挥作战，火速从陕西等地调集军队入晋，加强山西防务。

但是情况相反，他和刘宗敏等高级官员率领主力，悉数撤回到陕西，并且以山西的缙绅富户可能反叛为由，强迫一起迁回陕西。虽然他在山西也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军队和不少战将，例如陈永福、韩文铨守太原，马重禧守固关，张天琳守大同，刘忠守长治，袁宗第守临汾。但最严重的问题是，他们分兵守山西诸隘，无法协调军事上的统一指挥，既无主力部队，更无机动部队，甚至连一支像样的预备队都没有，完全摆出了一副被动挨打的消极防御格局。

当李自成还在太原要向西安撤退的时候，在大同的原明朝降将姜瓖开始反叛，杀害了留守大同的张天琳。晋西北让给清军，山西多米诺骨牌的第一个已经倒掉。但是这样一个严重的事件，都没能提醒李自成：必须坚守山西！事实上，农民军越是撤离，那里的反叛活动就会越猖獗。不久，唐通也开始反叛，山西北部的代州、繁峙、保德、岚县、兴县、临县等地，统统归了清军控制。大顺军面对危机，不但不加强军力，巩固已有的成果，只是在挫败了一些反叛后继续西撤，还将一部分大顺军开赴汉中，去和另一支农民军张献忠部作战，在那里开辟第二战场。亲者痛仇者快，军事计划之荒唐真是匪夷所思。

总体而言，李自成在山西和他最初退回西安的一段时间内，他对清军的军事部署过于消极，战线收缩太小而放弃太多。由于农民军战士在军事素养上并不及清军，在武器装备等方面也属落后，这就更需要战略上的统揽全局能力，争取战术上的灵活机动能力，可是这些都被忽略了。

李自成回到西安后，一种恬淡的和平氛围又开始凝聚，之前的骄傲思想又变成了麻痹意识，似乎清、大顺之间的大战一时还打不起来。大顺军偶尔也对清军进行一些反击，但是这些反击在战略意图上很不明确，在规模上也隔靴搔痒，根本形成不了对清军的严重打击。相反，清军一旦休整结束，对大顺军的每一次打击，都是沉重而且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