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分五裂的防御策略

吴三桂最初要投靠大顺政权，后来又归降了清，他的反反复复终于将农民军和八旗军都吸引到山海关，最后变成了清、大顺之间对中国统治权的争夺。

大顺军的失败既有关键因素，也有偶然因素。从政治和军事上来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农民军领导人占领北京后，骄傲自满的情绪滋长到顶点，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完全没有料到明朝覆亡后，清军入关作战的可能性，对明朝上层集团的不满和反抗，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所带的兵力是有限的。李自成从西安出发进行东征，他率领的兵力完全能够击败明军，攻占山西、北京和畿辅等地。如果此时再遇到清军进犯，大顺政权的兵力就显得捉襟见肘。

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很快就分兵南下。这也说明，他没有觉察出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而历代汉族王朝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长城沿线的军事防御，以防游牧民族穿越长城南下劫掠。李自成应该知道，明朝许多将领都是败亡在清军手中，包括屡次战胜过农民军的洪承畴、卢象昇等人。

无论如何，李自成在颠覆明朝统治后，应该对清有个认识，有个表态，或许是时间太短还来不及。但他既然能作出分兵南下的决定，为什么不能派出使者或代表，向北看一看呢？这也说明李自成是一个在农民战争的漩涡中几起几伏的杰出领导人，在斗争的坚定性和百折不挠方面具有可贵的品质，但在驾驭全局方面还显得视野过于狭窄，不像他的前辈朱元璋，有着远见卓识的战略眼光和稳扎稳打的指挥艺术。至于他手下的文臣武将，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顾君恩等人，都被后人说成是“井窥之智”、“瘈犬之猛”。从他们决策西安为首都，然后进军北京来看，说明这个智囊团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分析能力，的确表现得十分有限。

在攻打吴三桂之前，李自成已经定下以压促降的战略，因此在出征的时候，就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还有明太子也裹在队伍中，目的是要以父子之情和君臣之义打动吴三桂。李自成何尝不知道，如果关宁铁骑拼死抵抗，大顺军至少要付出两三万人伤亡的代价。

但是李自成在劝降的条件和待遇上，让步非常有限。吴三桂向李自成索要明太子，被李自成断然拒绝。他主要是担心吴三桂拥君自立，然后继续号召勤王。李自成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李自成可以放掉明太子还有吴襄等人。吴三桂已经是笼中之鸟，他有了明太子和吴襄等人，不但没有获得任何实力上的增长，只能背上更重的包袱，捆住了手脚。将明太子送给吴三桂，还束缚住南方拥戴新君的可能性，而且还表现出大顺政权劝降的诚意。李自成的所谓劝降，实际上是最后通牒，之所以不肯多让步，只能说明他对战争充满自信，也正是有了这种自信，使他丝毫没有考虑到万一失败后的防御措施。

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败退回北京，就地组织京师保卫战。众多史书中说，李自成下令毁城外民居数万间，并夷平了牛马墙，稍迟者杀之，凡数万人，这实在又是对农民军的诬蔑，并不足信。

李自成一开始设想保卫京城是很有可能的，但也是暂时的，绝非死守。这些临时性的防御设施很难抵挡联合攻击，城外的营寨连续被破。城里的农民军无论是在人数、装备、士气，都远逊色于攻势中的吴三桂军和清军。更困难的是，大顺军无法在京畿地区组织一支强大的援军，进行绝地反击。两天之后，李自成作出决定：撤出北京回西安。在当时情况下，这是明智之举。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匆举行即位大典，第二天便撤出北京城。由于撤退时动静太大，而且还很不明智地放火焚烧明朝的宫殿、城楼，这等于向清军放出信号，农民军不再打算坚守。吴三桂率两万人绕城西追，很快将农民军的后勤辎重队伍冲得七零八落，撤退成了败逃。而多尔衮率领的清军，则在明朝遗臣弹冠相庆之时，顺利占领了北京城。短短一个多月，北京城更换了第三个主人。(www.daowen.com)

从北京败撤后，大顺军一路被清军追杀，沿途丢盔弃甲，没有还手的机会，只有挨打的可能，因此客观上也无法进行战略上的防御。

五月一日，大顺军从北京溃退到西南方向的涿州，遭到当地原明朝官绅冯铨等人组织的抗拒，攻城失利，加之后面追兵逼近，只好弃之而去。大顺军进攻涿州，说明它对山海关之战失利的后果，还存在认识上的含混，以为放弃了北京，就能缓解追兵的压力。在清军和吴三桂部的两路追击下，五月二日，大顺军退到保定，阻击失败。五月三日，大顺军殿后的左光先部与吴三桂军交战，再次遭到失败，左光先负伤，将军谷大成牺牲。五月八日，清军和大顺军谷英部在庆都展开大战，谷英牺牲。

由于大顺军在畿辅的平原地区已经无法立足，所以经井陉进入山西，留精兵扼守固关，从此开始了山区作战。而清军由于连续作战，需要巩固占领区的成果，同时人困马乏需要休整，双方的主力到此脱离战场接触，转入休整。

然而李自成的厄运并没有到此结束，更令他烦恼的是内部的倒戈和分裂。与孙传庭的潼关之战后，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华北的各地官绅看到明朝大厦将倾，于是纷纷为效忠新政权打起了小算盘。这就是为什么大顺军能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几乎兵不血刃，席卷华北数千里。

然而官绅们高估了李自成。他率领的农民政权并没有很快蜕变为地主阶级政权，在“追赃助饷”的政策面前，官绅的利益受到严重冲击。他们和吴三桂不一样，由于没有兵权，面对大顺军势如破竹的前进，只好在表面上装出支持新政权，而暗地里却咬牙切齿，隐忍不发。一旦农民军受到重大挫折，特别是北京的陷落，对激发官绅的反叛具有风向标的意义，各地官绅纷纷捕杀大顺政权刚刚派出的官员。顷刻间，大顺政权即将建成的大厦便在官绅反叛的烈火中焚毁。

在这些叛乱中，对农民军政权威胁最大的，当属已经窃据高位的明朝地方实力派。许多老营将士还蒙在鼓里的时候，便在突然袭击下，人头落地。这也正好说明，农民军对提防外来入侵方面缺乏应有的警惕，在应付内部叛乱问题上，也普遍缺乏足够的经验。

在德州，大顺政权的防御史阎杰和州牧吴徵文被害。在临清，大顺政权防御史王皇极被擒杀。在宣府，权将军黄应选、驻守保安的将领李琦、驻守怀来的将领李定国、驻守永宁的将领孙弘图等先后被杀。在大同，权将军张天琳被杀。在济宁，防御史张向行被俘杀。类似的例子史料中不胜枚举，这些反叛活动几乎都是在北京陷落后两个月内发生的。

李自成退到山西后，面对接二连三的反叛事件十分吃惊，立刻召集高级官员商议对策。从当时的形势看，农民军由于遭遇连续失败，已经处于敌强我弱被动防御的地步。主要作战对象已经不是吴三桂军，开始承受着清军和反叛武装的混合进攻。虽然反叛武装的进攻给大顺政权造成了很大麻烦，打乱了军事部署，但是他们进攻的力度并不可怕。

对清军来说，也有一些不足需要克服。他们入关后的兵力还十分有限，对于占领区的控制也很薄弱。更何况南京正在酝酿成立新的政府，明朝的遗民们虽然倒向了清朝，但也属于暂时的，犹豫和观望的风气十分浓厚。在这种情况下，哪一方取得一两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胜利，哪一方就赢得这些骑墙派的筹码。所以李自成的军事部署不应该是战略防御，而是要充分利用休整期，重新组织兵力对清军实施进攻。只要能在进攻中获胜，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打掉反叛的气焰。战胜清军也就成为战胜反叛的有效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