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接管·财政问题

李自成，以农民起义军领导人的身份进入北京的紫禁城，跃上了人生和事业的顶峰。然而他的江山瞬时倾倒，如果“昏惨惨似灯将尽”可以用来比喻崇祯帝，那“呼啦啦似大厦倾”就可以用来形容李自成了。

巅峰时候的李自成，除了掌握北京政权外，他控制的地方还包括陕西、甘肃、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江苏的全部或大部，总兵力超过百万。他对中原地区控制的有效性远超过随后入关的清朝，在实力上也压倒了偏居江南的南明小朝廷，更超过偏居四川的另外一个农民军领袖张献忠。但他却在明亡之后的群雄逐鹿中，最先退出历史舞台。一个新生王朝瞬间消失，我们对它的历史凭吊和怀古，不应该拘泥于当时的旧说，详读那些史料往往令人遗憾。当时由于阶级对立所造成的偏见，并没有给后人留下多少可信的史料，反而将许多污水泼向这个失败者。历史的迷雾往往是由书写者的立场所渲染出来的。

必须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大顺政权入京后，是否迅速腐化变质。这个问题虽然争鸣已久，但在一些人的脑海里仍有成见。虽然经过某些历史学家的解读，认为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存在。例如，已故明史学家顾诚教授就分析得很有道理，他说，李自成率领大顺军主力，在北京驻扎了一共42天，可以分为两段，前期在京居住计22天，后期在山海关作战计20天。如果按照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招致大顺军在山海关大败的主要原因，是入京以后的追求享受，丧失战斗意志，那么问题的焦点，自然应集中到前一阶段的22天。我们且不说一支朝气蓬勃的军队，竟然在短短的22天里便腐化得不能打仗，这听起来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对于这样的质疑，只要稍微有一定理性思考能力的人便会认为，所谓大顺政权的腐化，其实是地主阶级编造的谎言，一个完全不能成立的伪命题。

然而这个认识却在一些人脑子里根深蒂固，这除了当时的一些史料在给大顺政权编造污言秽语外，还因为他们对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产生了很大误解。由于这篇论文在学苑和政坛有很大影响，而且曾被毛泽东当作党内的整风教材，所以似乎李自成、刘宗敏、牛金星等人，都成了历史上反腐倡廉最好的反面教员。这实在是对《甲申三百年祭》和毛泽东本意的最大误解，也极大地歪曲了李自成等人的历史形象。

翻遍《甲申三百年祭》，或许下面几句大概是说李自成等人“腐化”了：

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刮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囤积在京城里面享乐。

李自成亲政出征，仓皇而去，仓皇而败，仓皇而返。而在这期间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的生活呢？“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

除这两句外，《甲申三百年祭》再无一句指责李自成等人在京城过着所谓“腐化”生活。

而毛泽东是怎样认识这个问题的呢？他在1944年给郭沫若的回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由此可见，从这篇论文中，毛泽东吸取的是如何防止胜利之后的骄傲情绪。这种骄傲情绪在大顺军里的确普遍存在，然而由胜利所导致的骄傲情绪和生活腐化完全是两回事。就像一个朴素的大老粗在获胜后也可以骄傲自满，但和生活腐化却无关。

《平寇志》等书中说，李自成、刘宗敏、牛金星等人进京二十多天内，经常在皇宫和府邸置酒畅饮，这无非是获胜之后的欢庆；而掠公侯的住宅为居所，也无非是从失败者那里接收胜利果实；甚至还说在将领中有分配宫女这样的事件，对于长期征战的军人来说，都不能算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历朝历代都曾有过，更不能根据这些来推论，起义军夺取政权后腐化变质了。

相反，大顺军进入北京后，迅速稳定社会秩序，积极恢复居民的日常生活。明末农民战争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旱灾、蝗灾等大饥荒引起的，如果不想饿死，那只好铤而走险，这样必然要和官府拼命。由于投身农民军的起点很低，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农民武装，所以最初的农民军还谈不上军纪严明，也无帮助恢复生产等管理性措施。为了粮食和官军交战，成了农民军求生存的首要问题。

但到了崇祯十三年（1640），农民军越来越注重发展生产、公平买卖、凝结人心，尤其是李自成的队伍贯彻得最好。崇祯十六年（1643），崇祯皇帝数次召集廷臣研究御敌之策，左庶子马世奇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在当时最凶悍的两支农民军中，治张献忠易，治李自成难。原因就是老百姓苦于兵燹和饥馑，而李自成抓住了要害，散财赈贫，发粟赈饥，凝聚民心。

进入北京后的第一天，农民军就开榜宣告：大军所到之处将秋毫无犯，凡有扰市乱市罢市的皆处死。结果很快就抓到两个抢劫绸缎铺的农民军士兵，通过处以死刑来宣告它对内对外的庄严承诺。当然几十万大军，难免出一两个败类。所到之处，不可能完全平安无事秋毫无犯，发生少许的治安案件也属正常。

从这个时候开始，农民军在潜意识中已经产生了和平麻痹思想，认为即将天下太平，对明朝的官吏和军队都非常藐视。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军队伍中出现过一种彼此对立相互矛盾的认识，主要体现在文官和武将在安抚人心上的认识差别，以致牛金星、顾君恩等人提醒刘宗敏“人心大扰”的问题。(www.daowen.com)

一般而言，从政的文职官员希望加强军纪，对违纪现象会有所不安，他们更关注于胜利之后的管理和制度建设；而领兵打仗的将领却不以为然，他们更相信依靠士兵的战斗力。平心而论，这种认识上的差别直到现代战争中还存在。并不能因为在北京城，农民军制造过少量的杀人越货事件，就否认北京城良好的社会秩序，也不能就此断言农民军军纪败坏。

相反，也有一些书，如杨士聪的《甲申核真略》中记载，农民军一进城就给北京市民留下了良好印象，很多人巴望着将女儿嫁给农民军将士，并且引以为荣。即便等到山海关之战失败，农民军要退出北京后，有人还扶老携幼，表示要跟随撤退。如果没有之前的良好军纪，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新政权的腐败的确不是个问题，但新政权对旧政权的接管，却矛盾重重，最后导致激化。大顺军进北京后，开始全面接管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由于进京之前，李自成在西安已经建立相对完备的政权机构，并且打算将西安预留为首都，因此对明朝的官吏，只是做完甄别后，吸收个别官员加入新政权，绝大多数都弃置不用。但是当时在京的明朝旧臣大约有两三千人，只有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等二十多位官员陪同朱由检殉国，绝大多数都对参与新政权充满了渴望。

然而大顺军的领袖们多年来与敌争战，对明朝旧臣在内心里充满了厌恶。虽然李自成在东征山西时发布檄文，表达过招降的意愿，但通过他在北京接管各级衙门后，对官吏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来看，这种招降只不过是战前的临时策略，根本不打算事后认真贯彻执行。从这一点来看，李自成面对即将到手的政权，对如何保持警惕，如何巩固政权，以及怎样减少战争损失，的确不如朱元璋深谋远虑。

对如何处理投降过来的明朝官吏，大顺政权有一条戒规：凡是三品以上的官员一律不予录用，而且要看押起来，关在兵营里追赃助饷；对四品以下的官员，先进行甄别，然后视情况而论。对于那些平时表现好的，没有劣迹的小官，可以授予一定的职务，平庸无能的同样弃之不用。劣迹昭彰的小官，还要随三品以上大员，被押到军营追赃助饷。

面对这项冷冰冰的戒规，明朝那些投降的官员起初还没明白过来，不知道大势已去，仍纷纷向新朝廷的吏部尚书宋企郊请求一官半职，却被宋企郊泼了瓢冷水。宋企郊说：“诸公怎么不明白事理，新天子御极，自当另用一番人！和你们有什么关系！”这些官员眼看着被冷落一旁，意识到自己与新政权的格格不入，于是心灰意冷，纷纷潜逃出北京，或者流落原籍，或者到南方寻求依靠。这实际上是加重了他们对新政权的敌视和仇恨。

如果说大顺政权在处理明朝降官的问题上，存在着策略不灵活、失之过严等不足，那么它对降官继续推行追赃助饷的财政政策，则成为断送这个新政权的更重要因素。大顺军很早就宣布，它要与明朝苛政决裂，也是因为当初有了“均田免粮”、“三年免征”等口号，所以农民武装迅速壮大。但是任何一支军队或者政权，都需要大量的经费来维持。那么在钱的问题上，大顺政权要解决所需经费，就只有对明朝内帑、宗室、勋爵、太监的资产进行罚没，当时的口号叫“拶官助饷”。

这笔钱到底搞到多少？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和顾诚在《明末农民战争史》等书中，均接受了《明季北略》的观点，就是缴获的各种资财，仅皇家内帑就达到白银三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这个庞大的数字实在令人难以接受。但无论如何，大顺政权对明朝统治集团进行惩罚性的财产政策，通过没收与拷打所得，还是达到了惊人的数字。

大顺政权真的缺钱么？其实它的财政状况，远未达到寅吃卯粮的地步，甚至可以说是最好的时期。就是因为政权到手要释放出从前的敌意，现在打下了京师颠覆了明王朝，也有可能是拶夹那些软骨头的降官得钱过于容易，后来索性将打击面不断扩大，甚至扩大到下级官员、绅士和富商。消息传出京城后，各地官绅如罹汤火，将原本已经缓和的矛盾很快就激化对立。大顺军为了更快更多地追赃，由刘宗敏亲自挂帅，频繁使用酷刑，拷打那些爱财如命的明朝降官。虽然由于史料繁杂无法全面估算，但各种书上记载的大顺政权在京的活动，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显然就是拷打降官，追赃助饷。

在这里无需讲述农民军对明朝降官如何施以酷刑，昔日作威作福的皇亲国戚，在夹棍和皮鞭之下，皮开肉绽，以致丧命。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追赃助饷政策很快就从钱的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由于新政权对降官毫不留情，所以也就彻底打消了他们的天真幻想。刚刚放下的刀枪又重新举了起来。新政权注定要在血雨腥风中继续前进，但下一步能走多远呢？

在李自成的起义军中，一直缺乏数位甚至一位能运筹帷幄、视野宽阔的谋臣，比如刘邦之张良、朱元璋之刘基、皇太极之范文程这样的人物。而且李自成在文武方面的左膀右臂——牛金星、刘宗敏，彼此之间还有较深的矛盾。刘宗敏现在忙于追赃助饷，牛金星则热衷于李自成的登基大典。

在李自成的身边，只有制将军李岩曾经提出过建议：登基大典缓行，追赃助饷缩小打击面，各营兵马驻扎城外保持出征状态，防止外地各镇兵马的报复。如果李自成能认真执行这四点建议，山海关之战的结局则很有可能改变。但李自成面对接踵而来的胜利，怎么肯接受这样一个爬行主义的建议呢？李自成关心的是登上皇帝宝座，对于招降京畿附近的地方政权，则退居次要的地位。

鉴于大顺军所到之处，明朝各级政权土崩瓦解，领导层开始任命新的官员，前往各地接管归降的政权。对暂时观望的明朝旧臣，首先采取劝降的策略，如果执意拒绝新政权，最后再考虑用武力解决。

派遣什么人前往各地劝降，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大顺政权派出的劝降官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不怎么用农民军老营的将领，派出的主要是入京前就归顺投降的明朝旧臣。例如，接管山海关，李自成派出的是明降将居庸关总兵唐通，又抽调明降将董学礼、郭陞、白邦政等，前往山东、江苏等地接管政权。

这些降官只拿着李自成的谕令，所带人员和钱财都十分有限，既起不到吸引作用，也起不到威慑作用。当时尚未投降的地方政权，对江山易色采取观望态度，受到各种传言的影响，一直犹犹豫豫，因此接管工作进展缓慢。即便北京周边地区的明朝官员纷纷投降，例如姜瓖等，也没有几个是真正膺服，无非是忍气吞声，暂时躲避覆灭的风险。一旦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他们迅速反水就毫不奇怪了。这也正好说明，大顺政权对新区还没有什么掌握能力，政权建设十分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