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的穷途末路

不管怎么说，腐朽不堪的大明王朝已经穷途末路，瞬间就要土崩瓦解。龟缩在北京城的崇祯皇帝，面对大顺军的凌厉攻势已经毫无办法；除了屡次下罪己诏外，还导演了李建泰奉诏督师的闹剧。至于商讨是否抽调唯一能战的吴三桂军勤王，也因为阁僚们都不愿意承担责任，最后不了了之。

此外，崇祯皇帝还有南迁的打算，但没有大臣愿意留在北京当替死鬼，于是有的大臣坚持说，皇帝应该留在北京领导抵抗，也有的主张皇帝留守北京，而让太子南下监国。可崇祯皇帝又担心太子南下监国后，再次上演历史上唐肃宗灵武登基那一幕，整个议政乱成一团。效率之低，连唐玄宗在“安史之乱”逃入四川都不如，只能坐等李自成打到北京城下。

既然崇祯皇帝已经无路可逃，那只好向全国军队下达勤王旨令。南方的部队大多领教过农民军的厉害，都不敢北上。而驻守辽东的吴三桂人马，已经从宁远后撤到山海关，然后从山海关开拔奔赴北京。如果李自成在山西等地进展缓慢，很有可能就要与吴三桂鏖兵北京城下。北京城可不是周遇吉的宁武关。

从攻占宁武关到北京陷落，中间只用了十九天时间。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头戴毡笠，身披缥衣，跨乌驳马，由德胜门进入北京。农民军进城后，第一件事就是搜寻崇祯皇帝，可是此时的崇祯皇帝已经吊死在煤山（今景山）。他在临死前写下寥寥数语的遗诏，虽然后世流传的版本在文字上差别很大，不过内容大同小异，主要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因失去了江山愧对祖宗；第二，自己失去江山是大臣们害了他；第三，自己虽然死了，但太子犹在，呼吁大臣们继续支持太子。

临死前的崇祯皇帝十之八九已经精神紊乱，不会用大脑思考。如果说是大臣们害了他，那么这些不是东西的大臣，就不会继续危害太子吗？而且这样明目张胆地呼吁“百官俱赴东宫行在”，不是在督促李自成，加紧寻找沦落在民间的太子吗？其实，从他手中失去江山，也不必愧对列祖列宗。明朝的灭亡，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专制统治者实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和压迫造成的。明末，自然环境恶化，社会环境更加恶化，贫苦百姓再也无法忍受，只好造反寻求活路。

对于崇祯皇帝说，他的统治之术当然也有很多失误。从军事角度看，最大的错误是与两个强敌同时作战——对内镇压农民造反，对外抗御满人进攻。当时无法承受两条战线的压力，但也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暂时向一方妥协，以便集中力量，解决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他信赖的大臣杨嗣昌提出过“攘外必先安内”之策，这个肯定不是医治明亡的灵丹妙药，但至少可以拖延一下时间。不过，崇祯皇帝没有采纳，他为了两个拳头打人，又不断地增派“辽饷”、“剿饷”，结果将苦不堪言的农民们通通推给了大顺军。

对崇祯皇帝，《明史》是这样盖棺论定：(www.daowen.com)

崇祯皇帝在神宗、熹宗之后即位，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稳机智，果断清除了魏忠贤奸逆，向天下向往的治平社会迈出了一大步。可惜天下大势已经积重难返。朝廷门户纠纷，前线将骄卒惰。战乱四起，民乱蔓延。以致溃烂而不可救，这可谓生不逢时，不幸之至。他在位十七年间，不近酒色，忧劳政务，殚心治理。他巴望身边有治国戡乱的人才，但是用人的时候又常犯错误，越是着急事情就越弄不好。最后还是重用信任宦官，导致举措失当，制度混乱。等到国家倾覆，身罹祸变，也算气数已尽啊。

这个评价稍微有些拔高之嫌，但按照当时的标准，大体上是公允的。为什么要拔高崇祯？主要是旧意识形态在作祟，惺惺相惜。不过从统治的能力和他推行的政策来说，确有很多欠缺之处，导致气数已尽，政局无法扭转。崇祯称帝之后，内外环境很不好，不利于一个年轻皇帝励精图治。如果把晚明比喻成一个垂死的企业，崇祯即位之时，内部管理混乱，人员离心离德，而几个竞争对手又太强。他在位十七年，碰到的两个死敌，皇太极早他一年称帝，又早他一年病逝；李自成晚他一年起义，又晚他一年战死。一南一北，前后夹击，折腾得他焦头烂额，直到亡国。

崇祯即位的时候，还是太年轻，只有十七岁。虽然他能利用当时朝廷的矛盾，除掉心腹大患魏忠贤，显示出果敢的胆识，但这说明不了他具有驾驭复杂局势的政治经验。在最后这段时间里，明朝的顽症已经暴露无遗，他那种事必躬亲、急于求成的心态，只能加剧顽症继续恶化。

崇祯对下属猜忌多疑又刻薄寡恩，臣僚们在他手下做事都要万分小心。即便如此，他在位十七年，更换的内阁辅臣多至五十余人，刑部尚书多达十七人。这些人稍有不慎，造成失误，就被猜忌结党营私，承担罪责，很有可能就是人头落地。经他之手被杀的总督有七人、巡抚十三人，而被廷杖下狱的大臣更是难以统计。难怪像陈演、魏藻德这样的首辅大学士，到最后也要当个老好人，不肯承担一点责任。究其原因，问题还是出在崇祯身上。他有什么理由指责大臣，说是他们误了明朝呢？

君主的性格和品质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导致崇祯亡国的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他的执政能力和性格，被嵌入到一个极不合理的政府管理模式之中。明朝后期党争不断，宦官专权，宫廷与官府的矛盾、官府内部派系之间的内耗，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激化，这个并不仅是崇祯时期的特色。崇祯帝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过他虽然能看出问题的症状，而且病情也非常严重，却拿不出药方，不会医治，往往是病急乱投医，朝令夕改，反复无常，沉重的病体终于变成无法挽救的尸体。朝廷恢复不了元气，形成不了良性的内动力，产生不了合理化的建议，更无执行的能臣。能臣是敢于诤主的，而崇祯又刚愎自用，能臣动辄获罪，谁还肯为朝廷任劳任怨。

专制时期的帝王最反感大臣们结党营私，但皇帝不明白，结党未必是谋求私利，也可以出于公心。在为公的问题上，也会有集体认识差别。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讲，世上有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之分，这是站在大臣角度看问题的。帝王们一概反对党争，但往往首先被打掉的，是所谓“君子之党”而不是“小人之党”，成全的反而是那些小人。例如温体仁、周延儒等在位时间越长，就越会伪装自己，祸乱朝廷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他试图挽救江山于既倒，其希望也只能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