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胜利指向北京

《甲申三百年祭》是一篇很有名的随笔式学术论文，由历史学家、大文豪郭沫若写成，于1944年发表在陪都重庆的《新华日报》。这篇文章影响重大，专门研究明亡和明末农民战争失败问题，讨论了崇祯皇帝、李自成、李岩等悲剧人物。文章写作的时间很讲究，正好是纪念甲申年五个轮回，整整三百年过去了。发表的时间又是抗战胜利前夕，一个矛盾的敏感的时期，一个旧的历史将要结束新的前景如何展望的时期。这篇文章将当时的政治需要和历史结合起来，在战时史料较少的情况下，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解读三百年前的悲剧，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起到了积极作用。新中国有很多领导人都重视这篇文章，认为它起到了很好的镜鉴作用，选定为领导干部的理论读本。可见在晚明，无论是亡国之君，还是农民战争的领袖们，他们的遭遇和成败，对后人有着何等的警示作用。

现在，从军事史的角度，重新看明朝末年的穷途末路，看农民战争的跌宕起伏，看顶峰阶段大顺政权的急转直下，同样很有意义。大顺政权在通向北京的路上，所向披靡，取得一连串胜利。但是在北京，由于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和决策失误，过了短短一个月，就导致败局已定，直到最后彻底失败，的确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和吸取。难怪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之前，还要再三向战友们表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入城，到四月三十日山海关作战失败撤离，李自成在北京只停留了42天，其实有20天他并不在北京，而是带领军队前往山海关，与吴三桂展开了决定双方命运的恶战。在这有限的42天里，以及之后的一年转战中，在一系列错综复杂关系中，李自成的一些决策，究竟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这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反思。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发展到顶峰。这年年初，李自成称王于西安，建国号为大顺，年号永昌，就此开始了正规化的政权建设。但这时，他没有把皇冠戴在自己的头上。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他是要等进入北京之后，从崇祯皇帝的头上摘下皇冠，然后名正言顺地给自己加冕。或许还有一种可能：迫使崇祯禅让。这样不但顺利解决了皇权的正统性问题，还可以促使各地拥明的地方实力派尽早放下武器，避免过多的杀戮和流血。

崇祯像

旧的皇朝奄奄一息，新的时代呼之欲出。李自成按照政权建设的要求，在明朝政治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大封功臣，增置六政府尚书、弘文馆、文谕院等新机构。而且他还对军制进行了修改，包括军官官制、名称、武器装备等，对作战部队进行重新划定。鉴于明军军纪败坏，李自成尤其严格申明了军纪，以示和旧王朝的区别。当时大顺军号称百万，其中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可谓兵强马壮。不过，按照实际的作战情况，能投入一线的作战军人并没有那么多，估计总数在三四十万。即便如此，对付早已风声鹤唳的明朝军队，也已经绰绰有余了。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八，李自成留一部分军队驻守西安，然后率领主力，经山西直奔北京而去，开始了对大明皇朝的最后一击。出发前，他通过先头部队四处发送战斗檄文，要求所经过的山西各州县文武官员，审时度势，献城纳印，早图爵禄，否则在百万大兵的沉重打击下，胆敢负隅顽抗者，都将命丧黄泉。

果然，大顺军一路势如破竹。正月二十三日，先头部队渡过黄河后占领平阳（今临汾）。在这里他兵分两路，主力由李自成、刘宗敏等率领，经太原、宁武关、大同、宣化、居庸关等一线，进抵北京。偏师由刘芳亮率领，在渡过黄河后，沿黄河北岸向东行进，在占领晋南、豫北等地后，再取邯郸、邢台、保定等城，最后两路大军会师北京城下。

等到李自成顺利地攻陷太原后，他再次分兵，除执行原有路线外，还有一路由大将任继荣率领，东出固关，占领真定，然后经保定，也会师北京。李自成制定三路大军包围北京的战略，目的是防止崇祯皇帝离开北京城向南逃跑，同时阻击南方官军的北上勤王，将京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对崇祯皇帝瓮中捉鳖。

通晓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分兵所造成的兵力不集中，往往意味着各路均承担更大的风险。当初杨镐在萨尔浒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兵力过于分散，受到攻击后无法相互支援。但分兵作战有时也是必须的、有效的，在进攻中，分兵也有优势和劣势之分。劣势分兵通常是有所佯动，对敌造成攻其所必救，打乱敌方的战略部署。李自成的分兵是优势分兵，并不包含牵制对方兵力的意图，也不是要攻占战略要点，只是完成对明朝中央政权的战略包围，同时也要全面接收明朝残破的地方政权。(www.daowen.com)

李自成在攻克太原之前，对外发布征讨檄文。其中有“君非甚暗，孤立而炀弊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这一句话，常被解释为是对崇祯皇帝勤政的间接肯定。其实，整个檄文是在敲响旧王朝的丧钟，奏响新王朝鼎立的鼓乐，既然包含了一定的招降要求，当然对崇祯所说的话，就不能过于绝对。

大顺军队所到之处，各地明军纷纷卸甲投降，只在宁武关遇到明朝官军的像样抵抗。从此之后，仿佛触动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明军再也没有反抗，大顺军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就到达北京城下。既然要从军事史的角度，评述李自成缘何从巅峰迅速落入低谷，那么这场规模不大的宁武关之战还是值得一述。

旧时的文人出于对农民军的仇视，无疑在史料方面添油加醋，不负责任地夸大明军在宁武关的保卫战。《明季北略》、《明史纪事本末》等书就是这样瞎编乱造，将只持续了两天的战斗吹嘘为明军坚持了两周，并且杀伤农民军逾万人，尸横遍野的惨状令李自成胆寒。这些书模仿李自成的口气说，如果沿途的明朝官吏都像宁武关守将周遇吉，组织起来拼死抵抗，那李自成无论如何也到达不了北京城下。封建文人煞有介事，好像他们亲临现场一样，编造说：李自成面对宁武关的激烈抵抗，自忖攻占剩余的据点已无可能，开始要讨论撤军问题，打算回陕西后另作他图。而正在这个时候，首鼠两端的大同总兵姜瓖打开城门降附大顺军，从此明朝大势一去不复返。

旧时文人为什么要胡乱篡改这段历史，睁着眼睛说瞎话？主要还是立场问题，目的无非有三：第一，竭力贬低农民军的任何一次胜利，而夸大他们暂时的失败和挫折；第二，竭力拔高明官军所作的任何一次抵抗；第三，尽可能贬低明朝官员中的投降派，仿佛是他们的反戈一击，才导致了明朝的覆灭。

过了宁武关，大顺军直到北京城下再没遇到像样的抵抗，如此顺利的进军也潜伏着几条不利隐患，只不过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爆发。而这些不利隐患，不但导致了山海关之战迅速失败，同时也使李自成兵败后无法在华北立足。

山西宁武关

第一，胜利来得太顺利，引发了军队中的骄傲情绪。面对汹涌而来的大顺军队，明朝守将望风披靡，几乎没有进行像样的抵抗，包括宁武关之战也是自不量力，螳臂挡车。这对大顺军的将领来说，仿佛包括吴三桂军在内所有的明军，都没有什么战斗力，如果继续抵抗，无异于以卵击石。东征途中轻松获胜，使农民军低估了吴三桂军的战斗力。

第二，对投降的明军来不及鉴别消化。由于胜利来得太快，降附的明军又过多，只好就地安置，委派老营的若干将领进入归降军队，参与共同管理，但实际指挥权仍在明朝旧将手中。一旦大顺军前方失利，那些归降的明军又开始见风使舵，大肆屠杀大顺将领，纷纷反戈一击，胜利果实瞬间化为乌有。

第三，占领区扩大过于迅速，因此根基很差，在短时间内，还不能成为支持大顺军的可靠后方，相反却要沿途从主力部队中抽调一些官员参与管理。削弱主力这倒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管理混乱，来不及制定针对新区的管理措施，因此政权并没有掌握在手中。例如，大顺政权的财政政策就遇到新区官绅的强烈反对。当时，大顺政权获取经费还是沿用老办法，仍然是追赃助饷，这激化了明朝上层社会与新政权的矛盾。由于时间短，行动仓促，大顺政权对新占领区的管理无法到位，前方一旦失利，马上引起了后方不良问题的连锁反应。这一切都是因为胜利到来得太快，而李自成等人缺乏战略预见，不能及时制定合理政策所导致。

当然，胜利来得太快也不是坏事，但后续准备一定要跟上，否则容易得来的胜利潜藏着各种隐患，由于政权根基不稳固，且没有引起胜利者的重视，在一定条件下，这些好不容易到手的政权，就很可能瞬间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