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远城下大交兵

孙承宗致仕后，辽东军政大权归新上任的兵部尚书高第。高第在政治上属于阉党，又不懂军事，原本只是魏忠贤斗争孙承宗的一颗棋子。现在孙承宗被逼得退休，就将这样一个从不习兵演武的人，推上了如此重要的岗位。高第当然知道自己的能耐和前途的危险，他多次向魏忠贤请求，再找个人来替代自己，魏忠贤不答应。高第被迫接受这个任务，哭哭啼啼地上了前线。

胆小如鼠的高第到了前线后，第一个命令就是龟缩防守。“谓关外不可守，令尽撤锦、右诸城守具，移其将士于关内。”袁崇焕提出强烈抗议并拒不从命，表示：我的职务是宁前道，官在这里，死也死在这里，坚决不离开。但这阻止不了高第后撤的决心和步伐。他尽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一带的防御体系，将所有的兵士都迁入关内，行动之匆忙以致十余万石军粮也扔下不要了。

当兵的走了，老百姓只好跟着撤退，导致的恶果就是“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袁崇焕对这一倒行逆施愤慨不已，提出辞职却没有批准，两个月后反而官升一级，从佥事升为按察使，但继续执行原来的职务。看来，高第要把这个不听话的部下置于死地。就这样，袁崇焕孤零零地坚守在宁远城，等待着后金的进攻。

这三年多来，努尔哈赤在辽东有何作为？在广宁之战后，他为什么长期对明朝不采取攻势？是因为惧怕孙承宗和袁崇焕这样的主战派吗？当然不是。广宁之战后，后金的内政外交都发生了一些变化，给统治者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后金的内部矛盾主要是如何处理新占领区的汉满矛盾，稳定内部统治；外部矛盾主要是如何处理与朝鲜和蒙古各部的关系，消除他们对明朝的幻想和依赖。只要明朝不主动对后金采取军事进攻，努尔哈赤就要腾出手来，先解决这些新出现的问题。

先说后金的外交问题。从军事角度看，后金在这几年与朝鲜的关系并无太大的变化，只是明朝总兵毛文龙盘踞在鸭绿江口的皮岛，因为地理位置险要，牵制了后金南下之路，并且时常侵扰后金的腹地。努尔哈赤想用军事手段解决毛文龙，但当他派兵进攻的时候，毛文龙就躲到海岛上，八旗兵不擅长水战，也奈何不得。努尔哈赤拿毛文龙没办法，就要求朝鲜替自己解除这个“疥癣之患”。因为毛文龙盘踞的皮岛东江镇，属于朝鲜领土，而且毛文龙养兵用的钱粮，除了朝廷提供之外，大多来自朝鲜的支援，或者从往来的海船上收税。因此，努尔哈赤多次要求朝鲜停止援助毛文龙粮食军需，试图通过朝鲜来拔掉插在肋下的这个钉子，结果一直没有做到。

广宁之战后，后金与蒙古各部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之前，后金拉拢蒙古各部是为了对抗明朝，随着明朝在辽东战场上的接连失败，后金占领区域扩大，这样就触动了蒙古各部的利益。例如，从前明朝对蒙古采取的是羁縻政策，双方在边境开设互市，通过商品交换，蒙古牧民可以出售牛羊、木材，换取铁器、布匹等必需品，而且蒙古贵族还经常领取额外的贡赏。现在明军被打跑了，榷场关闭，贸易取消，使原来依赖明朝的部落经济损失很大。而辽东局势的迅速发展，使靠近东北的蒙古各部对后金敬畏不已。以察哈尔林丹汗为首的一部分蒙古贵族，仍然打算依靠明朝和后金对抗，而科尔沁部则开始投靠后金，这导致蒙古各部分化加剧。因此出现了察哈尔部进攻科尔沁部，而科尔沁部请求努尔哈赤援助的局面。

天启四年（1624）八月，察哈尔林丹汗统率南察哈尔、北阿禄部和喀尔喀部的大军，向科尔沁部发动进攻。科尔沁部首领奥巴被迫向努尔哈赤求援，努尔哈赤立刻派遣皇太极等七个贝勒的军队增援科尔沁。察哈尔林丹汗听说八旗军马上就到，知道抵挡不住，吓得连夜逃走，但沿途抢了不少科尔沁部的财物，还杀了不少科尔沁部牧民。

努尔哈赤鉴于蒙古各部出现内乱，察哈尔和喀尔喀两部对后金已经构成了军事威胁，及时制定了对付蒙古各部的战略方针：打击察哈尔林丹汗等蒙古的抗金势力，拉拢科尔沁部等蒙古的上层力量。由于明朝在辽东的影响越来越弱，也由于察哈尔林丹汗被逐出科尔沁，科尔沁部和喀尔喀部投靠后金的步伐逐渐加快。在这三年多时间里除察哈尔林丹汗的势力外，可以说努尔哈赤招抚蒙古各部取得了很大成就。

从广宁之战到宁远之战的三年多时间里，努尔哈赤被明朝视为“静伏三年”。除了外交问题时常要掣肘外，努尔哈赤在内政方面也遇到比较复杂的民族矛盾，处理起来颇为棘手，花费了不少精力，导致努尔哈赤不能对明朝轻易用兵。

例如迁都问题就造成了民族矛盾激化。天启元年（1621），努尔哈赤攻陷辽阳城后不久，召集诸贝勒大臣商议迁都之事，很多人认为迁都之事既不必要，也不紧迫，但努尔哈赤态度坚决，并将新都定在辽阳城。第二年，他又提出在辽阳东另筑城郭，然后派兵坚守，目的是要解除自己的后顾之忧。筑城工作当然是由归降的汉民来承担。天启五年（1625）三月，努尔哈赤又提出迁都沈阳。对于大臣们提出的“今复迁移，岁荒食匮，又兴大役，恐烦苦我国”的劝阻，他没有理会，坚决完成了迁都工程。

事实上努尔哈赤进入辽东时间不长，原本就孕育着随时可能爆发的民族矛盾。像这样不顾人民死活，屡上大型工程，派役抓夫，饥劳鞭打，不知要使多少百姓为此家破人亡，迫使占领区的辽东人民挺身而出反抗暴政。

辽东人民反抗的方式，除了直接袭击，或者协助明军斗争外，还有逃亡进入朝鲜，以及越海进入山东的登州、莱州。由于斗争的残酷，满汉各族人民都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逃亡者长途奔波颠沛流离，起义者惨遭屠杀家破人亡。后金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将辽东汉民分别编入八旗管辖，并且迫令汉民不断地迁徙。农业区居民像牧区一样迁徙，对汉族迁徙者来说，离别旧地，意味着失去田里未成熟的庄稼，由于早已存在的民族矛盾，沿途受尽了敲诈凌辱和野蛮屠杀，到了新的地方又要建房置物，花费大量的金钱。从生产上来说，不但要造成大量的土地抛荒，而且对新区荒地的开垦，由于土地情况陌生、资金缺乏、耕牛不足等原因，往往难有好的收成，造成了严重的粮食减产。兵荒马乱，居无定所，天灾人祸，民不聊生，这是努尔哈赤在辽东统治最后几年的社会写照。

按理来说，随着后金的壮大，社会状况不像前几年那么单纯，但是努尔哈赤政策的失误，导致社会发展忧大于喜。这样的情况是无法对明作战的，即便是勉强开战也无胜算。不过除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外，努尔哈赤没有对明朝用兵还有几点军事因素。广宁之战后，努尔哈赤已经将明军全部赶入山海关，但很快就主动将后金主力撤回到了辽东。当时后金还是有足够的兵力继续对明朝作战，至少可以对山海关保持攻击态势。但是这一撤兵就是四年，还把山海关以北二百里的宁远城让给了袁崇焕。

努尔哈赤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后金对明朝发动进攻，始终强调两点：一是拔掉明军揳入的战略要地，使后金的势力范围太平无虞；二是尽量掠夺明朝财物，充实国库，犒赏官兵。一旦发现某些地方没有了经济价值，如明朝放弃并焚烧的大小凌河、杏山塔山等地，后金就没有了兴趣。所以，宁远之战前这三年多辽东无战事，既是努尔哈赤自己消极进攻，也是孙承宗、袁崇焕等积极防御换来的。而前一个因素更重要一些。

对明朝来说，幸亏战争又向后拖延了三年，因为这三年明朝的情况比后金更糟，正处于魏忠贤阉党统治的黑暗混乱时期。这给六十八岁高龄的努尔哈赤创造了放手一搏的机会，如果不是袁崇焕孤军奋战在宁远城，胜利的天平绝不会倾向明朝一侧。

对后金来说，宁远之战来得有点突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明朝主动龟缩挑起了后金的扩张欲望。天启六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在侦得了明朝换帅、撤关的一系列举措之后，开始集合军队果断出兵。大军从沈阳出发，越过冰封的河面，用了不到十天，如入无人之境般地抵达宁远城下。

沿途的右屯卫、大凌河、锦州一带，原本还有少量的明军，只能对付小股敌人的骚扰，现在已经跑到关内不见了踪影。遗留下来的粮食、房舍等，仿佛在无声地欢迎新的主人。明军的消极避战更加刺激了后金军占领宁远城的欲望，他们切断了宁远和山海关之间的联系，要用一场嗜血的胜利，教训一下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困兽”。八旗兵在离城五里的地方安营扎寨，孤城矗立，只等着隆隆的炮声打破战前的宁静。

宁远城里也为这场艰苦的决战进行着精心的准备。战前动员是作战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袁崇焕偕总兵满桂等集合全体将士，誓死守卫宁远。他们激以忠义，歃血而盟，划好各自的战区，相约互援。同时袁崇焕下令，尽毁城外房舍，迁民入关；为了防止奸细混入城中破坏捣乱，令宁远同知程维模率员稽查，巡防于街头巷口，很快就杜绝了内部的隐患。在武器部署方面，袁崇焕把从澳门购置的西洋火炮撤到城头，制作炮车，备齐弹药。这些火炮原本是葡萄牙传教士训练闽兵而制造的，由外国人亲自教授如何操作，水平大为提高。火炮从城外撤到城头后，由徐光启的门生孙元化反复计算，调整到最佳射击角度，因此可以发挥最大的轰击效果。

努尔哈赤在进攻前，释放一些汉族俘虏回宁远城劝降，试图以二十万兵的数目和高官厚禄，连哄带吓诱降袁崇焕。袁崇焕回答道：宁远锦州二城，是大王您放弃的土地，后来由我恢复，因此义当死守，岂有投降的道理！你说派遣大军二十万，这是夸大之言，我知道你最多只有十三万，你要以为你兵多，就来试试吧。

袁崇焕不仅用自己的言行来藐视对方，并且用大炮的怒吼，表达了他对后金诱降的拒绝。袁崇焕给家丁罗立下命令，让他向城北后金大营试放了一炮，看一看威力和效果。后金军猝不及防，伤亡达数十人，惊愕之余赶紧拔营离开。努尔哈赤见劝降不成，于是命令八旗兵做好战斗准备，第二天强攻。

历史上对宁远大捷的说法众说纷纭，可见的记载有明朝方面的，有后金方面的，还有来自第三方朝鲜使者方面的。无论是参战方还是旁观者，由于立场不同和材料问题，每一方介绍的情况都各有利弊。明朝方面要大肆宣扬自己的胜利；后金方面则竭力掩盖自己的损失；而第三方的朝鲜使者是路过宁远城，正好赶上了观战，它的立场虽然相对客观，但由于距离战场较远，无法提供战争的确切数据，尤其是后金的情况，很难称得上是知己知彼，所以描述起来也未必准确。

例如在后金参战人数上，按照传统的史料是后金军十三万，努尔哈赤号称二十万。十三万是袁崇焕估算的。而辽东经略高第退缩到山海关，他根据奏报估算是大约五万。号称当然是为了起到威慑作用，而高第所根据的前哨奏报，他们只能看到其中一部分进行估算。袁崇焕所估算的结果，也同样是一个充其量的数字，或者是伪装了的数字。也有学者认为，后金军将近十万或八万比较准确，当然，这也只是根据当时后金的人口总数，然后推算出相应的士兵人数。(www.daowen.com)

天启六年（1626）正月二十四日，后金军试图以人海战术淹没不足两万的明军。由于前一天在城北吃了点小亏，他们选择西南方向为突破口。袁崇焕在与朝鲜使团的翻译韩瑗寒暄的时候，听到了这个消息。他面色沉稳，丝毫没有露出惊慌之色，只是登上城楼推开轩窗，向下俯瞰说：敌人过来了。

城头炮声隆隆，西洋火炮震天动地。后金进攻的将士漫山遍野，杀过城壕后奋力登城。令他们难以置信的是，这次对手极其顽强，不像往日一触即溃四散逃命，而是用滚木雷石和弓箭来迎击他们。后金军看强攻无法奏效，便推出了从前强攻清河城的法宝——楯车。楯车形状庞大，行动缓慢，许多还没有推到城下就被城头大炮击得粉碎。剩下的一些楯车推到城下后，隐藏在里面的后金士兵开始奋力挖掘城垣。因为西洋大炮和小型火铳都无法垂直向下射击，而且弓箭和滚木也奈何不了楯车，从这个相对安全的死角处，城墙被掘开数个大缺口，情况变得十分危急。这个时候，从城头的女墙间伸出又大又长的木柜，内藏甲士，投掷枯草、棉花、硝黄和油脂于楯车之上，然后投掷火把焚烧。顷刻间，被点燃的楯车烈焰飞腾，内藏的士兵都被活活烧死。

第二天，后金军想不出新办法，只好如法炮制继续进攻。冬日里的辽西地区天气格外寒冷，太阳西下得又早。后金军只有冒死攻城，寄希望于早日结束战斗。但是在昨天，后金军士兵的尸体没有办法运走，堆积在城下，头颅已经被趁夜色缱绳而下的明军给割走领赏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一整天的进攻，也只能徒劳地增加城下的尸首。城头的火炮继续用低沉的吼声，表达着它在战场上的权威地位，上面黄烟一起，后金军士兵便要在炮火下丧生。大营早就后撤到炮火的射程之外，士兵穿过旷野的距离加长，更无法突破火铳和弓矢交织而成的防线。由于楯车大多被击毁，现在想靠近城下都很困难。督战的将领们也只能徒劳地挥动屠刀驱赶士兵，但始终无法靠前。

第三天，连努尔哈赤对宁远城也无计可施。在围城之余，开始转而攻打宁远城的后备基地觉华岛。该岛是明军的屯粮仓库，粮食和饲料有八万多石，由七千多士兵把守，当宁远城危急的时候，可以起到支援作用。觉华岛原本有地利优势，海水是八旗骑兵无法逾越的屏障。但努尔哈赤选择在冬天进攻，天气格外寒冷，明军士兵只好奋力将厚厚的冰层凿开，形成一道激流来阻断后金的进攻。但严寒很快又将海水冻上。无险可守的明军阻挡不住八旗骑兵的冲击，很快垮了下来。复仇的欲望驱使着后金军士兵到处截杀明军，七千将士无路可逃，鲜血染红了冰面，岛上无法运走的粮食和辎重统统付之一炬。袁崇焕在城头能看到觉华岛上腾起的浓烟，但苦于被围和寡不敌众而无法营救。

努尔哈赤围攻宁远不下，损兵折将，虽然在觉华岛上取得了胜利，但最初的战略目的并没有达到。连一个小小的宁远城尚且拿不下来，更不用说易守难攻的山海关了。战线拖得太长，蒙古方面和皮岛上的毛文龙都有可能是后方的隐患，带着这种无可奈何的失败情绪，他率大军从宁远解围东归，二月九日返回新京沈阳。

数月后，六十八岁的努尔哈赤病逝。对于他的死，历史上有过小小的争论。有的史料说他是背上长了毒疮，由于年事已高发作而亡；有的史料讲他在宁远城下中了炮火受伤，回去后反思自己一生作战所向披靡，这次却折戟沉沙而愤恨不已，在累恨成疾兼外伤的情况下病逝。清朝编写的官方史料对皇帝的去世多有避讳，世间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流传，努尔哈赤去世的原因也不例外，因此很难窥出真情。尽管如此，宁远之战的失败使努尔哈赤心痛不已，他的心头受到猛烈而沉重的撞击。连钦修的《武皇帝实录》也记载：“帝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忿恨而回。”

宁远之战这个结果，是出于努尔哈赤意料之外的。那么回过头看，发生在天启六年（1626）正月的宁远之战，努尔哈赤究竟犯了怎样的军事错误，或者说袁崇焕取胜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明军宁远获胜的功劳，很大一份应该记在孙承宗的名下。广宁之战王化贞败逃，新任兵部尚书王在晋畏缩不前，全赖孙承宗在前方运筹帷幄，力挽狂澜。他力主修筑宁远城，守具毕备。《明史·孙承宗传》记载，他在辽东督师近四年中，“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楯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没有这样一个雄厚的物质基础，也就没有了袁崇焕坚守宁远城的胜利。

其次，从战前准备而言，由于高第突然撤军，走得很急，只留下宁远孤城，这就使努尔哈赤产生了轻敌情绪。在他看来，之前的袁应泰、熊廷弼、王化贞等都是明朝的巡抚、经略、提督，尚且是后金的手下败将，现在一个小小的宁前道守备困守孤城，怎么会是自己的对手！之前三年，后金军都没有和明军作战，将士的斗志并不坚定，求战欲望也不强烈，战马、器械也多不堪用。由于战前动员不充分，准备不到位，这次进攻宁远之战，对后金来说显得非常仓促。而明军一方，袁崇焕等人并不是准备逃跑的丧家之犬，或者撤退不了被围在宁远，而是要身先士卒，抱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壮烈心态，坚守在宁远城。经过充分的战前动员，全城将士同仇敌忾、誓死抗敌，因此在战争中人的因素上，明军已经先拔头筹。

再次，在战术安排上，明军抑制住了后金的优势。后金骑兵擅长野战，所到之处风驰电掣，锐不可当。凡是野战，明军必败。因此，后金试图发挥机动性强的特点，沿用之前的老办法，将明军诱出城外野战，一举歼灭。并且后金向宁远城内派遣了大量的间谍，在战斗爆发的时候，可以来个里应外合。但这次后金的办法没能奏效。明军在宁远城上始终婴城而守，坚壁清野，干脆用土将城门堵起来，就是不离开城头。然后将威力巨大的西洋大炮放置城头，无论如何都要和后金在城垣之上决一死战。后金的铁骑再快，也跃不上冲不开宁远宽厚的城墙，楯车再坚固，也抵挡不住大炮的轰击。

最后，明朝第一次使用西洋大炮，在战场上出奇制胜，它对大量歼灭敌人发挥了巨大作用。之前明朝也有各种火炮，但是由于明军的布阵，没有考虑发挥火炮轰击凶猛的长处，反而在野战中被后金骑兵灵巧躲过。加之明军的炮手和护卫军很容易受到骑兵冲击，在失去安全保障的条件下，火炮的威力根本发挥不出来，很快就失去了应有的作用。

这次宁远之战，袁崇焕已经意识到西洋大炮的军事价值，因为它的威力远超过中国的火器。将它置于城头，用高城来保护火炮和炮手的安全，然后再用火炮轰击后金的骑兵、楯车和大营，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火炮的长处。炮声隆隆，威震数十里，“一炮歼虏数百”，后金军畏缩不前，努尔哈赤无计可施。他原本无意强行攻城，这次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贸然进攻，又遇到猛烈炮火的阻拦。努尔哈赤无法发挥自己的长处，又寻找不到破敌良方，只好用旧式战法来组织进攻，最后免不了吃亏。

宁远之战，以明军的胜利和后金军的失败而结束。这一仗并没有使后金军一蹶不振，只是挫败了他们的战略意图。但对于辽东战局却影响空前，明朝上下大为振奋，打破了后金不败的神话，更增强了抵抗的信心。

果然，一年半后，新称帝的皇太极卷土重来，再度围攻总兵赵率教把守的锦州和袁崇焕把守的宁远。皇太极在诱降和诱使出城决战无果的情况下，只好效仿其父再度攻坚。而袁崇焕依然“凭坚城用大炮一策”，取得了艰苦的胜利。这第二次宁远锦州之战，双方打了一个月。皇太极破釜沉舟，决心一定要拿下这几座孤城。但打仗是讲究战术方法的，上次宁远之战的失败，看来皇太极没有及时总结。这次仍然发挥不出八旗铁骑擅长纵横骑射的长处，只好屯兵城下，以己所短，攻敌所长，失败也就在所难免。皇太极撤兵的时候已经觉察到攻坚战太难打，愤恨之余，将明军放弃的一些工事城堡统统毁掉。看来要想获得新的胜利，用老办法是不行了。

两次宁远之战获胜后，明朝一方更是喜形于色。天启皇帝在嘉奖谕旨中表示：“十年积弱，今日一旦挫其狂锋。”稍后崇祯皇帝即位，他拨乱反正，先剪除了魏忠贤阉党集团，对袁崇焕寄予厚望，提升他为兵部尚书、右都御史，出任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将辽东军事全权委托。不过明朝一方真是高兴得太早了，包括袁崇焕本人在内轻敌情绪在滋长。宁远之战使袁崇焕崭露头角，他觉察出崇祯皇帝的急切心态，轻率地以五年复辽的大话来“聊慰上意”。

不光明朝一方有了轻敌的情绪，在宁远之战后，朝鲜和部分蒙古部落也公开表露出亲明的立场。蒙古察哈尔林丹汗部、喀尔喀部，还有朝鲜都坚定地站在明朝一方，公开支持和声援明朝，使明朝抗击后金出现了一派大好的局面。

事实上，明与后金的力量对比，早在萨尔浒之战后就已处于劣势。这两次能抵挡住后金的凶猛进攻已属不易。要想打败后金，收复失地，必须主动出击，具备和后金进行野战、攻坚战的能力，单靠防御战是赢不了对手的。可惜，明朝、朝鲜、蒙古几个部落都没有觉察出来，就一个个先喜形于色了。

这引起后金的极大震怒。从第一次宁远之战到第二次宁远之战期间，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认为，如果不彻底打消他们对明朝的幻想，将来一定有后顾之忧。因此在努尔哈赤去世前三个月，就派皇太极进攻与明议和的喀尔喀部囊努克，大获全胜，掠获人畜五万余，算是解决了西蒙古问题。皇太极称帝后四个月，又发动了对朝鲜的进攻，仅半个月就攻陷半个朝鲜，迫使朝鲜国王签订城下之盟，承诺与明朝断交，与后金结交。

那么这段时间，袁崇焕在辽西又干了些什么呢？他除了加强宁远等城的防御外，主要干了两件事：一是和皇太极进行毫无成效的和谈，二是计斩了毛文龙。平辽将军毛文龙统率数万人，毫无疑问对后金是个很大的威慑，起到不可忽视的牵制作用，成为皇太极进攻辽西的最大后患。崇祯皇帝锐意中兴，袁崇焕则急于平辽，为了军令统一，斩杀了与他不和的毛文龙，干了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客观上为后金清除了一个劲敌。

等到后金周边形势稳固，即在毛文龙被斩三个月后，皇太极力排众议、果断出师，避开宁远一线，绕道漠南蒙古，突破明军防御松懈的喜峰口长城诸隘，攻陷遵化城，京师戒严，史称“己巳之变”。这说明皇太极已经走出了宁远之战战败的阴影，决心放弃之前的笨办法，开始尝试新的战术。攻其所必救，将袁崇焕调出宁远，在运动战中发挥八旗骑兵的长处，相机克敌。

果然在“己巳之变”中，袁崇焕看到京城危急，被迫回兵救援。他手下屡立战功的名将赵率教、满桂、孙祖寿、黑云龙等或死或执，他本人也遭崇祯皇帝的疑忌，被磔刑处死。其实，从军事角度来说，袁崇焕的悲惨结局，是他无法解决明军的进攻、防御、运动、牵制等问题，仅仅指望用防御战来获胜，以不变应万变，这是远远不够的。这样，袁崇焕固守孤城和敌人决战的办法基本失效。《明史·袁崇焕传》评价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