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历四十七年（1619）到天启二年（1622），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明朝在辽东的防线被后金打得千疮百孔，抚顺、沈阳、辽阳、铁岭、开原、广宁等大小城镇上百座，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掉。后金的铁甲骑兵踏遍了辽河两岸，沉重的马蹄声仿佛穿越了明朝的雄关漫道，震撼着京城。广宁之战失败后，明朝的人马只能退缩在山海关，不敢越雷池一步。如何挽救辽东的危局，怎样解决一败再败的困境，成为朝廷议论的中心。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那位刚刚到任的兵部职方主事袁崇焕，却一连多日不见了踪影，甚至连家人也不知道他去向何方。等他还朝之后，却大谈关外的形势和如何坚守，原来他跑到关外潜入危境，进行了一番实地调查，这才说出了上面那番豪言壮语。
袁崇焕
袁崇焕，广西藤县人，祖籍广东东莞。虽然是以进士的身份步入仕途，授邵武知县，但为人慷慨豪爽，有胆略，喜欢同他人谈军事。在古代，文人论兵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从来不掌兵的书生，他们谈论兵事侧重于谋略，或者给《孙子兵法》这样的兵书写一些注释、案例，像唐朝的杜牧、宋朝的梅尧臣等属于此类。还有一种就像袁崇焕这样，谈论兵事不尚理论而重实际，心怀“宁当百夫长，不为一书生”的志愿，将来为国家效力。袁崇焕有时会遇到从前方退伍下来的官兵，他就打听情况，知晓对策，因此以“边才”自许。机会就是留给这些有准备的人。
不过，这个时候谈论国家大事，还轮不到一个小小的主事来出谋划策。广宁再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兵部尚书张鹤鸣自知是他力挺王化贞才酿下大祸，为了避罪，他装模作样地向皇帝提出，要去山海关督师巡查，居然被天启皇帝批准了，就这样把自己解脱出来。到达山海关之后，张鹤鸣命令锦衣卫逮捕王化贞，革去了熊廷弼的职务。辽东守军没有了指挥官，天启皇帝便打算任命宣府巡抚解经邦为兵部右侍郎经略辽东。无奈解经邦吓破了胆，死活不肯接受这项任命，恼怒的天启皇帝将他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一个月后，廷推兵部左侍郎王在晋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代替熊廷弼。王在晋也想推辞不就，但又担心步解经邦的后尘，只好硬着头皮来到了山海关。这个时候，袁崇焕被任命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天启皇帝还额外划拨内帑二十万两白银，供袁崇焕招募训练新兵。
到达山海关后，袁崇焕被命令驻守在关外的中前所，王在晋器重他，又提拔他为宁前兵备佥事。不过，袁崇焕却看不起王在晋，问题出在王在晋提出的所谓“重城”战略规划。
王在晋认为，现在辽东明军防御的现状，是边墙未葺，器械未整，兵马未足，钱粮未议。既然没有击败八旗军的实力，切不可轻言浪战，去恢复全辽。因此，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守住山海关，不可前进一步。
但山海关的地理位置对京师太重要，万一将来在山海关开战，对京师的震动姑且不算，从军事上来看，简直相当于让对手打到了家门口。因此，王在晋又提出在山海关外的八里铺筑重关，他把山海关附近的地势重新规划了一遍，说：在山海关的外面再筑边城，从芝麻湾起，或从八里铺起，大约长三十余里，北绕山，南至海，一片石统归总扩，角山及欢喜岭全部包罗。这样的话，关上大门就可以固若金汤了。这个规划实际上是个苟且偷安的消极防御，不但身临前线的袁崇焕极端不满，在北京也遭到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的反对。
孙承宗，河北高阳人，相貌和性格像《三国演义》中的猛张飞。《明史·孙承宗传》说他“貌奇伟，须髯戟张。与人言，声殷墙壁”。他也和袁崇焕一样，喜欢询问老兵边关的事情，甚至亲自前往。早先，他以左庶子的身份充日讲官，口才极佳，给天启皇帝讲经筵，就是讲古代经史中的微言大义，总结得失成败，类似于现在的政治理论学习，居然让贪玩的皇帝听得津津有味，因此成为皇帝所信赖的人物。
孙承宗
广宁之战后，边关告急，孙承宗以通晓军事堪称干才，顶替王在晋出任兵部尚书，以阁臣的身份掌管兵部事务。他认为明朝的边防弊端虽然很多，但症结是出在朝廷里面的兵权运作方面。这一点不像王在晋，将眼光局限在边关的具体琐事上。
孙承宗上疏认为目前的问题出在：让将领来带兵，用文官来招练；让将领去临阵打仗，而军令却由文官发出；让将领在前方备边，又增置文官于幕后，设太监以监军；在边关任命了经略和巡抚，但战守之事却在朝廷商议。对于解决的方法，孙承宗建议加强武将的权力，对于前线的具体事务不加过问，选派果敢勇毅的将领，制定好攻防策略，慢慢地来恢复和扭转局势。
包括袁崇焕在内的许多将领，都对王在晋龟缩防守的“重关”之策嗤之以鼻，于是向朝廷上疏要求附议。首辅叶向高咨询对策时，孙承宗表示愿意亲往前方，进行实地考察，然后再作定论。天启二年（1622）六月，孙承宗到达山海关，在检阅了新城后，对这样一个战略布局果然很不满意。
他问王在晋：新城建成后，守新城的四万士兵是从老城派遣吗？王在晋说不，表示要重新招募。
孙承宗接着发出一连串质问：那么在八里之内就有守兵八万。而且，一片石西北的重要位置，是否也要派兵驻守？两个关这么近，新城紧靠着老城，老城的防御体系是防止敌人的，还是防御新城士兵的？如果新城可守，那还要老城干什么？如果新城守不住，溃败下来的新城士兵，你是开城堡让他们进来，还是关上城堡，让他们和敌人厮杀被消灭？(www.daowen.com)
王在晋听到上司严厉的指责，紧张得大汗淋漓，无力地辩解说：关外有三道关可让溃兵入。
孙承宗反驳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强敌来了，士兵还是一样想逃，那还要重关干什么？
王在晋脑子一转，又出了个主意：在山中建三座寨子接纳溃兵。
孙承宗对此不屑一顾：现在就建寨子准备接纳溃兵，这不是教会他们溃败吗？而且溃兵可以逃进来避难，难道敌人就不能尾随而来？现在不想着去积极防御，恢复疆土，却指望划关而守，尽撤藩篱，什么时候才能有所作为？！
在批驳了王在晋的消极保守方案后，孙承宗带着袁崇焕等人，筹划坚守关外之策。他回到北京后，给皇帝上了个奏折，里面说：广宁之战前，当努尔哈赤的军队还没有抵达镇武时，我军就惊慌失措放弃广宁，这是王化贞和熊廷弼的罪责。现在敌人并没有据守宁远，我军却不敢出山海关，就是现在统兵将帅的罪责了。前方的主帅只有畏敌之心，毫无谋敌之智，是不堪此任。与其再花大量的金钱，修筑毫无用途的重关，还不如把战线向前推进二百里，在辽东走廊的外口修筑宁远城。用四万兵士据守宁远，和觉华岛呈掎角之势。敌人胆敢进攻，我军可以两面夹击；敌人如果不进攻，我们还收复了二百里疆土。
孙承宗向天启皇帝面奏，说王在晋不称职，自请去山海关督师。天启皇帝求之不得，立即准奏。孙承宗到任后调整了指挥系统，任命总兵江应诏制定军制，袁崇焕修造营舍，李秉诚练火器，孙元化筑造炮台，开始了有声有色的备战工作。稍后，他觉得宁远城的战略位置实在重要，于是督促游击祖大寿加紧修筑宁远城，命袁崇焕和满桂把守。在这个基础上，才有袁崇焕坚守宁远，取得挫败努尔哈赤的大捷。
明朝大军退守山海关之后，关外的城池均遭到八旗军的严重破坏。孙承宗命袁崇焕坚守宁远，最重要的就是先修筑牢固可靠的城垣。努尔哈赤的八旗军以骑兵的战斗力最强，擅长骑射，机动性强，所以野战很容易取胜，但攻打城池攀垣而上，则要付出很大的伤亡。
明朝前线的饷银总是捉襟见肘，要修筑牢固的城垣确非易事，费时费力费钱。何况朝廷对固守宁远城到底有多大决心都很难说，因此最初祖大寿监督筑城时，将宁远城修成了豆腐渣工程。现在宁远在防御战中的价值提高了，袁崇焕对城垣的防御要求进行了重新规划：城墙的高度三丈二，护人矮墙六尺，地基的宽度三丈，上面的宽度二丈四。第二年工程完工，宁远城成为护守山海关、连接十三山、阻断满洲和蒙古的前线重镇。
天启四年（1624）九月，袁崇焕与山海关总兵马世龙等，共率水陆马步军一万两千人，东巡广宁、北镇祠、十三山等地，最后由水路三岔河返回。袁崇焕这次大胆的行动，一是向后金展示明军守土的决心和实力；二是安抚当地涣散的军心民心，鼓舞士气；三是向掌权“阉党”分子问难。主战派为此才有了这次巡游。
虽然在这段时间，袁崇焕一直被加官晋爵，从兵备佥事升为兵备副使，又升为右参政，走上春风得意看尽桃花的坦途，但主帅孙承宗的日子却不好过。当时的辽东巡抚阎鸣泰是孙承宗推荐的，但上任后发现他不堪此任，有名无实，许多军事计划和活动干脆不与他商议。阎鸣泰心中倍感不快，申请离职，朝廷于是提拔右佥都御史张凤翼取而代之。
胆小懦弱的张凤翼在战略规划上，和孙承宗、袁崇焕等大相径庭，主张坚守山海关。他一到前线就放言，国家就是放弃了整个辽东，也不失为全胜！太祖、成祖占据的河套、大宁，不都是放弃了吗？国家有何损失？现在国家上下朝廷内外，有几个人打算恢复辽东！就一个孙承宗他能恢复吗？的确，即便在前线的将领当中，也有不少人支持张凤翼的主张，孙承宗不得不为此再三向皇帝上疏，陈述守宁远对整个局势的好处。
天启皇帝这个时候已经成为阉党的玩偶。阉党以魏忠贤为核心，伙同皇帝的乳母客氏，将宫廷内外的大权全部掌控起来。只要他觉得哪位大臣不顺眼，不愿意攀附在阉党的门下，就会被推到血腥迫害的行列之中。这是明朝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像孙承宗这样的大臣，位高权重，清誉遍及朝野，魏忠贤想把他拉拢在身边，但刚直不阿的孙承宗根本不领这个情。
有一次，魏忠贤打着皇帝的名义，派遣自己的亲信刘朝、胡良辅、纪用等四十五人，携带神炮、甲杖、弓矢等一批军用物资送往前线，还送给孙承宗以及前方将士一批金银。这在明朝虽然是一次正常的监军活动，但魏忠贤还是要拨打自己的小算盘。他要借公事之名，行私人之惠，向孙承宗示好，达到拉拢的目的。谁知孙承宗根本不买账，向皇帝抗议太监前往监军之事，说什么“中使观兵，自古有戒”。但这次派遣太监监军是来自皇帝的谕旨，机会又被掌权的阉党巧取。孙承宗自知抗议无效，等到使者到达后，他仅备一杯清茶招待，冷落在一旁，表明了要与阉党划清界限。结果阉党分子碰了一鼻子灰。
还有一次，魏忠贤再次派遣太监刘应坤，携带着内帑十万两白银犒军，并赠送给孙承宗一些金银物品。他嘱咐刘应坤，一定要把拉拢之意申明出来，结果到了现场之后，孙承宗板着脸一言不发，再次拂了魏忠贤的面子。
其实在这个时候，孙承宗得罪魏忠贤也不是明智之举，他完全可以采用外圆内方的策略，戒急用忍，妥善处理与这个掌权太监的关系。因为举朝上下，已经没有一个堪用之才主张抗敌。他和屈原一样，都不懂宁可得罪君子，不能得罪小人的道理。现在得罪这样的小人，除了要挑拨皇帝和他的关系外，势必要影响到辽东前线的备战工作。
魏忠贤等人此后经常抓住孙承宗的一两件小事，进行攻击或诬陷。有时则用指桑骂槐的办法，弹劾孙承宗的部下，先砍掉他的羽翼。万变不离其宗，目的仍是搞倒孙承宗。由于无端屡遭阉党的攻击，孙承宗被迫辞官回乡，天启五年（1625）十月，天启皇帝批准了孙承宗的致仕请求，临走之前，加封他左柱国、少师、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后来又加封他光禄大夫，荫子中书舍人，赐蟒服、银币，行人护归，以最隆重和体面的礼节，结束了孙承宗的政治生涯。前线一大摊子事情，就这样扔给了袁崇焕一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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