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三方国情与关系的变化

十六世纪，西方殖民者进入东亚地区，这里原来以朝贡为核心的国家关系开始发生质变。中国和朝鲜在一步步地走向衰落，而日本由于完成了统一则开始强大起来，军事对抗的因素凸显出来。

日本要发动侵朝和对华战争，必然有蔑视中朝两国的理由，换句话说，中朝两国内部的社会动荡、政局混乱和麻痹意识等因素，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自我膨胀。加上有了丰臣秀吉这样的战争狂人，终于在明万历年间酿成中日朝之间的国际战争。

先说战争爆发前中国的国情。明朝中后期的嘉靖、万历年间，政治腐朽但经济繁荣。一般情况下，人们总认为，政治腐败必然导致经济凋敝，其实不然。很多情况是经济繁荣刺激了专制政府的腐败。万历年间就是这种情况，政治上不求上进，经济上却突飞猛进。海外贸易的需求增长，使得大量外来资本，尤其是白银进入中国的货币流通领域，商品经济供需两旺，迅速发展。在发展经济上，由于海外资本源源不断地涌入，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市镇间的商品经济蓬勃繁荣。在这种情况下，在江南一些地区，棉纺业、蚕丝业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但明朝中后期的几个皇帝，除了明孝宗稍好一些外，其余的几个都弃国家大事不顾，陷入个人和家庭生活的蝇营狗苟。有的追求享乐，有的贪图长生，宫廷的内耗和斗争趋向激化，受上流社会的牵连，导致全社会的吏治日益腐败。

嘉靖、万历年间，生产力迅速繁荣的最大动力，还是西方近代国家的资本涌入东亚，用大量的美洲（包括日本）白银购买中国商品，因此推动了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在隆庆到万历初期这段时间内，张居正历经十年推动变法改革，国家的经济有了很大起色。但经济上的迅速发展，并没有改变整个国家政治黑暗、武备废弛、朝纲不振的现状。恰恰相反，张居正变法的成果之所以能够巩固二三十年，也是因为国家在这段时间没有爆发战争，是用和平环境中的发展换来的。

再看看战前朝鲜的国内形势。李氏王朝在经过早期的一段发展后，到十六世纪中前期也陷入严重的党争。宣祖初期，士大夫集团分为新旧两派，旧派以明宗王妃的兄弟沈义谦为首，官高爵显，拥有大量的财富，被称为“西人”。新派以金考元为代表，他和议政大臣尹元衡结为姻亲，被称为“东人”。双方为土地、财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使国家处于混乱之中，极大地削弱了最高当局的执政能力，因此也造成社会矛盾激化，国家贫弱的本相已现。

这段时间的中朝关系实质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明朝来说，朝鲜是最重要的朝贡国，高层来往通常是每年数次，贸易文化的交流不绝于途，而且在倭寇问题上两国还多有配合。例如嘉靖二年（1523）著名的争贡事件，其中大内氏的一伙人乘船漂至朝鲜，朝鲜全罗道边将杀死33名日本人，俘获2人，解救了8名被掳去的中国人。朝鲜国王还派遣使臣把解救的中国人送回国内，因此得到嘉靖皇帝的赏赐。

最后是日本怎样一步步地走上侵略之路，并挑起了战争。1467年，市町幕府内部因继承问题发生武装冲突，引发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应仁之乱”。在内乱中，代表最高层统治的天皇和将军幕府权力式微，而各地拥兵自重的大名武士开始扩充势力，割据一方。从混乱的局面看，很有些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样子，而且持续时间达百年之久，至1550年代才逐渐开始了地域性的统一。

接着，各地领主又开始为争夺最高统治权而战。1560年，势力还不是最强的织田信长，在桶狭间击败今川义元和松平元康，从此在这些领主中间领先，终于脱颖而出。后来他废除了将军足利义荣，把市町幕府的最后一位将军足利义昭控制在手，于1568年进入京都，为统一全国迈出了重要一步。1573年，他又废除了不甘心充当傀儡的义昭的将军职务，从此市町幕府灭亡。至1582年，全国66个州已经有30个置于织田氏的统治之下。

在日本向着全国统一迅速发展之时，踌躇满志的织田信长遭到家臣明智光秀的突然反叛。事情来得突然，他无路可逃，只好自焚身亡。这一突发事件让另外一位武将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人就是丰臣秀吉。在人生和社会这个大舞台上，每个人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如果说织田氏扮演了一位顶天立地的盖世英雄，那么他的家臣明智光秀则是一个不知深浅的疯子，而丰臣秀吉就是一位运气很好的狂人。面对突然发生的叛乱，织田氏的部下丰臣秀吉率军讨伐，光秀的部队仅过了十多天就土崩瓦解，光秀切腹自杀。(www.daowen.com)

丰臣秀吉

丰臣氏率众击败光秀，不但继承了他主人的军事遗产，而且继承了那个时代的政治资本。在3年的时间里，他先后用武力平定了四国、北国和九州各地领主的对抗，基本上完成了全日本的统一。1585年丰臣氏就任关白（丞相），接受天皇的赐姓和册封，开始操纵国事。由于国家的统一和长期的军事征战，日本的国力尤其是军事力量有了显著增长。尤其是领主之间为了获胜，开始引入威力强大的欧洲火器，这不但改变了战争的胜负，还改变了作战的方式，说成是军事革命也不过分。

十六世纪后期，日本国情的变化致使邻国遭殃。狭小的日本列岛已经容不下膨胀的军国主义，战争狂人丰臣秀吉将指挥刀对准了朝鲜半岛。关于这场战争，尤其是为什么日本刚完成全国统一，就急匆匆发动对外战争，学者们对此解释不一。

有的人侧重战争的经济因素，突出了战争的掠夺性质。认为当时中国平息倭患不久，使日本各阶层尤其是商人受到很大抑制，商路不通，贸易不畅，收入锐减，因此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亚洲各国进行掠夺。按照丰臣秀吉的野心，他不但要把魔爪伸向朝鲜和中国，甚至打算染指印度和现在的东南亚诸国。

有的人侧重于丰臣秀吉的军事政治野心，即发动战争不是为了商业集团或者经济利益，而是主要考虑自己军事集团的利益。当他还是织田氏家臣的时候，就曾经表示，要借助织田信长的军威，迅速平定中国地区（指本州岛中南部），把这块地方分成小块，赏给织田氏的部下老臣。因为他们很多立下了军功，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封赏。不过就是把整个中国地区全部拿出去，仍然不够封赏这些人，所以丰臣秀吉又表示，愿意亲率精兵进入朝鲜，席卷明朝四百余州，变成大日本之版图。当时掌权的是织田信长，他没有理睬丰臣秀吉的这个建议，认为是疯人的狂想，这件事也反映出丰臣秀吉对外扩张的意图由来已久。

1577年，丰臣秀吉给他的爱妾浅野氏写过一封信，表示要在有生之年，誓将中国的领土纳入日本版图之中。这话绝不是家里人私下的悄悄话，他还一再向外国人吐露出征服朝鲜和中国的意图。1586年，丰臣秀吉在大阪接待天主教耶稣会在日本的副会长、葡萄牙人柯埃留。会谈中，他一再露骨地表示要征服朝鲜和中国，扬言等到国内矛盾平静之后，将关白让给他外甥秀长，自己专门负责征服朝鲜和中国。因此，他要求柯埃留为其斡旋，希望能引进葡萄牙先进的远洋航海技术，充分装备两艘大帆船，并选配技术优良的船员，来给他的侵略行径保驾护航。

也有人从丰臣秀吉的个性入手分析，认为他性格怪僻，心理变态，是战争狂人，政治上极不成熟和稳重。的确，丰臣氏的这种病态心理，对发动这场战争起到了非常独特的影响力。如果是稳重一些的统治者掌权，不那么狂妄，不那么嚣张，比如之前的织田氏或者后来的德川氏，或许这场奇特的战争就避免了。

但是说到底，丰臣氏也是一名军人，即便是嗜血如命，也知道饭要一口口吃，仗要一个个打的道理。他难道不知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不该做的如何创造条件硬做？从朝鲜到庞大的中国，再到印度和东南亚诸多的南洋岛国，岂能是一个日本就给吞掉？丰臣秀吉扭曲膨胀的心态，固然是造成战争悲剧的重要因素，但难道不是朝鲜和中国的孱弱现状给了他幻觉，似乎能出现一些可乘之机。在战争爆发之前，丰臣氏询问嘉靖年间的倭寇情况，想了解一些关于中国的情况。他听说明朝的官军和老百姓软弱可欺，不崇尚武力，整个社会看不起军人，很多军人都是因为犯了罪才充军当兵，当了兵之后也怯于作战，对倭寇天生恐惧，致使这些倭寇在中国如入无人之境。听说这些情况后，丰臣氏就很轻视明朝的军队。

并不仅仅是丰臣秀吉蔑视明朝的军事力量，当时新兴的葡萄牙、西班牙殖民者来到东亚后，也有同样的心态。例如当时一名西班牙籍的耶稣会士阿隆索·桑切斯，他提出只要派出一万多西班牙兵，再加上五六千的日本兵或数量相等的菲律宾兵，就能征服中国。这样蔑视中国的国力和军威，除了说明他们是一群无知的狂徒外，是否也说明中国的某些事实促成了他们头脑发热？战争就在这样一种主客观背景中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