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开放和战争结束

谈论嘉靖抗“倭”，究竟主体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分歧并不在于怎样叙述战争的过程，也不在于评价战斗的胜负，分歧主要在于这场战乱由何引发。即，到底是因为日本强盗嗜血抢掠，还是沿海边民极端抵抗国家的海禁政策？其实认识这个问题，可以从战争结束后的一些国情变化上进行分析判断。

先简单地看嘉靖末年倭患烟消云散的过程，来判断一下各种因素所起的作用。那些假扮的倭寇、真正的日本人、依附的小民、抗倭的官军等各方力量，最后是一个如何的历史结局？他们在社会中分别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又有着怎样的历史命运？

中国沿海抵御倭寇的袭扰图

1561年，戚继光在浙东基本上平定了倭患。

1562年，明朝与倭寇的战争重心转入福建。

1563年，谭纶任福建巡抚，与戚继光等取得平海卫大捷。

1564年，戚继光又在闽东、闽南等地取得对倭寇作战的胜利。

1565年，俞大猷联合戚继光等，在广东南澳歼灭海盗吴平。广东战事基本结束。

1566年，嘉靖皇帝去世，隆庆皇帝即位。

1567年，户部和兵部开始提议减少兵饷，理由之一是倭患已除。

隆庆元年六月，户部提交了一份奏文，说福建每年额征各种白银大约二十五万，自嘉靖三十六年（1557）至四十三年（1564），因倭乱而募集军队，将这笔钱留为兵饷。其后巡抚、巡按往往截留这笔钱。现在倭患既然不复存在，对军队的供应也应该逐渐减少，因此这笔钱应该收回，不应该拿国家的常赋让个别地方浪费挥霍。

以上时间年表好像说明，在俞大猷、戚继光等所率明军的沉重打击下，倭患彻底被消灭。既然倭寇都没有了，国家也没有必要花那么多的钱，养活大量的军队，因此要削减沿海军队人数。

那么，为什么日本海盗再也不敢前来骚扰中国沿海？这个问题很重要。(www.daowen.com)

一个倾向是真倭的学者，在其专著《明代倭寇史略》中列出五大原因。这五大原因有一定的代表性：

第一，嘉靖年间抗倭战争的胜利，使倭寇多数被歼，残余势力不敢轻易进攻中国，这是主要原因。第二，日本社会环境的变化不利于新倭的产生。第三，嘉靖年间倭患严重还在于内部汉奸的勾引，汉奸被消灭后，到了隆庆和万历初年，汉奸基本上没有了。第四，隆庆和万历初年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经济比较繁荣。张居正力图扭转嘉靖年间政治腐败、边防废弛和民穷财尽的局面，因此也不存在小民依附汉奸和倭寇的情况。第五，明朝海防力量的增强，使倭寇难逞其狼贪之志。

现代人罗列学术观点，总喜欢面面俱到，缺一不可。可惜，在分析的时候，并非所有的观点都是对事实的准确阐述，一些观点存在着很大的误判，因此会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

例如第四条说，嘉靖时期的奸相严嵩垮台，使明朝的黑暗政治有了转机，继严嵩之后的内阁首辅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都是有才干的政治家，特别是张居正在隆庆六年任首辅之后力主改革，政治清明、经济发展、阶级矛盾有所缓和，这是倭寇势力削弱的一大原因。且不说户部的那份奏文已经表明，在隆庆初年就有了倭寇大量减少的现象，就算说到张居正改革，那也是在十多年后才发生的事情。如何能用后面历史所发生的事实，来解释成之前历史变化的根由呢？

而且，为了说明嘉靖年间的倭寇问题严重，就将嘉靖年间的政治经济状况涂抹得一团漆黑，到了隆庆、万历年间，又变成一片光明。既然嘉靖年间政治腐败、官吏贪污、民不聊生，那明朝抗倭作战应该一败再败才对。如何产生了戚继光、俞大猷等众多的抗倭名将，能在一系列的大捷中将倭寇一举清除呢？如果嘉靖皇帝稍微有些政策眼光，还会自我表扬的话，他能不能宣布这一系列对外战争的重大胜利，是嘉靖年间政治中兴、官吏廉洁、王朝崛起的一个标志呢？历史并不是一个任人梳妆打扮的小姑娘，更不是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装进来。

再如，说到明朝海防力量在增强，上面那份隆庆初年的户部奏疏，已经表明要减少抗倭的兵饷，兵部附议的时候，也表明要进一步减少抗倭的兵饷和水陆军的兵源，这一切都是在隆庆之初作出的决定。而且谭纶、戚继光等人很快就被调离福建前线。谭纶北上为蓟辽保定总督，戚继光为总理兼蓟镇总兵官。在这样短短一两年内，就突然从东南沿海大量撤兵、裁员、派将，能说是在加强明朝的海防吗？这只能说明在隆庆初年，朝廷已经认为倭患不那么严重和可怕，所以才能作出上述决定。同时，一进入隆庆时代就能明显感受到倭患的减少，并不是一个逐步下降、逐年减少的缓慢过程。当然，在隆庆、万历时期，少量倭寇也曾在沿海各地出现，但就对抗的强度和爆发的规模来说，与嘉靖年间的情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最后，再说说倭寇的成分问题。嘉靖倭患，如果没有真正的日本人则不能称其为倭患。在上述五大结论中，曾指出勾引日本人的汉奸减少了，被消灭了，这也是倭患不那么猖獗的一个原因。而且该书还自我举例说，自从汪直被处死之后（1559），勾引倭寇的汉奸头目已所剩无几，他们与倭寇的结合也不像汪直等人那么紧密。该书这样认为，大概是想认定进入1560年代后，戚继光等打击的都是真正的日本海盗。既然汪直之后，所谓“汉奸”已经所剩无几，但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赫赫战功，几乎都是在1560年代取得的，那么这些日本真倭又是谁勾引来的呢？一方面说倭患产生是由于有汉奸的勾引，另一方面又说，失去了汉奸的勾引，日本人入侵中国已经不大猖獗。那么，在汪直事件之后才显露英雄本色的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击杀的倭寇，到底有没有汉奸的勾引？连这个问题都解释得随心所欲，是不是太不严肃了呢？

再看在1560年代的日本列岛上，究竟发生了哪些事件，导致日本强盗突然不来侵扰中国？按照这本书的分析，嘉靖年间倭患猖獗是因为日本处在各大名纷争的战国时期，而隆庆、万历年间，日本社会逐渐趋于统一。1560年，织田信长击败今川氏，开始了征服天下的第一步。（这个时候也是戚继光等人开始如火如荼抗倭之时。）1568年，织田氏进军京都，1570年，掌握了幕府的实权。（这个时候，中国的抗倭活动已经平息。）1570年至1582年，织田氏通过一系列战争逐渐消灭了各地大名，几乎将半个日本控制在自己的统治之下，但在一次偶发的叛乱中丧命。1583年，丰臣秀吉继承了织田氏的地位。1590年，丰臣氏最终完成了统一国家的大业。该书进一步肯定说，特别是丰臣秀吉实行的禁戡海盗活动，更不利于倭寇的产生。难道丰臣氏在十六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国策，能够影响到十六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沿海安全吗？

事实上，进入隆庆之后，倭患问题突然消解，只有两个原因：一是明朝政府前几年的大力征伐，使海上武装集团受到严重损失；二是隆庆元年，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许中国商人贩货于东西二洋。而东洋就是指吕宋、苏禄等国，西洋就是指交趾、占城、暹罗等国。海外市场突然变得开阔，既然能够正常做生意，又有哪个商帮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和政府较量呢？相反，如果连生存的活路都被政府的政策堵死，那么除了和政府较量，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

战争就像锋利的双刃剑，在砍杀对方的时候，通常也伤害到自己的安危和利益。一个国家在制订和执行坏的政策时，何尝不是如此。当历史在对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充满敬仰的时候，这只是对作战指挥艺术的欣喜，对军人的崇敬，却没能对引发战争的原因进行反思。

明朝原本希望通过海禁政策，来预防日本“争贡”事件以来的一切侵扰，但推行的结果，却使得海上贸易集团因商道受阻无法谋生，于是铤而走险，转而为盗。沿海的渔民小贩因为无法取食于大海，许多也投身海商武装集团。所以到了嘉靖中期，出现了海禁越严，倭寇越多的乱局。

嘉靖后期，倭患虽然在戚继光、俞大猷等忠勇将领的弹压之下被暂时扑灭，但通过十多年的倭寇骚乱，也使明朝政府的许多官吏认识到，海禁政策既不能在经济上限制私人参加海上贸易，又不能在军事上防患于未然。嘉靖皇帝去世后，比较有远见的人士极力主张开放海禁，发展海上贸易。在迎来海上贸易繁荣和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那些艨艟巨舰蔽海而来的倭寇，就自然化解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之中。而这一切，单纯靠战争是无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