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乱源头与争执

嘉靖年间的倭乱，绕不过嘉靖二年（1523）的“争贡”事件，一般把这件事看作是引发倭乱的导火索。“争贡”事件，《明史·食货志·市舶》和《明史·日本传》都有记载。经过大致如下：

前面说过，凡是外国船只到达中国，都是由市舶司接待。因为是要向中国皇帝朝贡，是正式的官方往来，市舶司的官员们还要宴请海外贡使。接待和宴请的规格和座次，通常是按照先来后到而定。这个时候的日本正处于战国时期，国内战争不断，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当时日本的两家权臣大内氏和细川氏都抢着来华，希望能在朝贡贸易中捞一票，扩大势力和影响。结果，势力较大的大内氏派遣三艘船先到，由贡使宗设率领，他拿的是正德时期的堪合。势力较弱的细川氏只派遣了一只船后到，由贡使瑞佐率领，他拿的是早已失效的弘治年间的堪合。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瑞佐都落入下风。

中国古代的官场，常常是表面说一套，暗地做一套，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明的玩不过，那就玩阴的。瑞佐的手下有一个华人帮闲，叫宋素卿，恰恰就熟悉中国官场的这套潜规则。他提醒瑞佐，要想后来者居上，就必须花钱，向市舶司的主管太监赖恩行贿，要求照顾。这赖恩见钱眼开，拿到了好处后，果然不按规则办事了。日本的两股势力本来争的就是对华贸易权，竭力想把对方排斥在外，现在因为中国太监的受贿，居然搅出了大麻烦。

宴会开始的时候，大内氏特使宗设率领手下人兴冲冲而来，却被挡在门外，理由是让细川氏的特使瑞佐先居上座，大内氏的人只能陪坐。宴会中，赖恩和瑞佐推杯换盏，称兄道弟，宗设被晾在一边，无人理睬。宗设手下人用抱怨的眼神看着他，他用愤怒的目光扫过赖恩和瑞佐。

是可忍，孰不可忍！明明自己名正言顺，人多势众，却不料被小人奚落。日本武士终于按捺不住暴烈的性格，宗设掀翻了酒桌，然后双方大打出手。一开始是日本人之间在市舶司里打群架，很快又把中国人也卷了进来。因为大内氏人多力量大，细川氏一方抵挡不住，于是赖恩赶紧打开兵库暗中帮助。很快双方打红了眼，殴斗变成械斗，械斗变成了对杀。到了这个时候，赖恩再想平息事端已经来不及了，终于酿成大乱。

即便有了太监赖恩的偏袒，这场日本人之间的交锋仍然是大内氏一方在冲突中占了上风。细川氏那一船人被追杀得无路躲藏，从宁波跑到了余姚。大内氏的人一看这次朝贡贸易也做不成了，干脆放火抢东西，继续追杀瑞佐，一直把瑞佐追到绍兴古城。明朝沿海卫所的官兵前来弹压，谁知根本不是日本贡使的对手。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被斩，执指挥袁璡、百户刘恩被俘。而日本贡使在横扫了浙江沿海之后，竟然驾船而去，逃回了日本。这件事不但震惊了浙江，而且震动了朝廷。

对明朝来说，这两年类似的事情已经不止发生一次了。前一年在广东，中国和葡萄牙之间发生了屯门之战和西草湾之战。最近海上冲突频繁，对手桀骜不驯，越来越强，更加重了朝廷对海患的担忧。当时官居给事中后来成为内阁首辅的夏言，提出了一个关门主义的建议：“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

为何夏言等人在这里单提日本，而没有把葡萄牙也算进来？这是因为明朝对葡萄牙来华的情况还不很了解，不清楚这个对手到底是怎么回事，况且明军在屯门之战中取得了胜利。为何夏言又把停罢市舶司作为解决倭患的法宝？当初，海禁政策和朝贡政策都是朱元璋钦定的，为的是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对外往来。这两年海上纷争日渐增多，就是因为有了市舶司，允许日本人来华。现在停罢市舶司，绝了日本人来华的念头，最好两国老死不相往来。

这次明朝在“争贡”事件中损失不小，不但在政治上打了败仗，在军事上也丢盔弃甲，让对手觉得明军的战斗力不过如此，“自是有轻中国心”。这样，明朝吃了亏，更加警惕倭寇，必欲消灭之而后快。于是，朝廷中的强硬派坚决主张实施海禁，取消市舶司，彻底断绝与日本的来往，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当然，凡是对华友好的国家依旧可以朝贡，可以进行贸易交往。(www.daowen.com)

嘉靖四年（1525），琉球国来华朝贡，返航的时候，明朝要他们向日本传达圣谕：“争贡”事件的罪魁祸首是宗设，他伙同少数人在华滋事，罪不容赦，必须逮捕他们押解来华，听任中国处置。被他们掠去的中国人也要送回中国，进行抚恤。如果不从，将中断两国的朝贡往来，天朝还要讨论对日征讨。大内氏拒绝了中方的要求，于是两国的朝贡贸易停止。朝廷中海禁派的势力正在抬头。

“争贡”事件过了十六年后，嘉靖十八年（1539），日本派遣使者前往中国，目的是重新开始朝贡贸易。日本使者到达宁波后，浙江的镇巡官急忙将情况报告给朝廷，礼部、兵部、都察院在一起进行了紧急商讨，最后的结果是大人不记小人过，仍允许日本来华朝贡。

这次是日本主动提出朝贡申请，明朝政府同意是同意了，但没有忘记十六年前的“争贡”教训。因此接待的规格压得非常低，仅同意日本十年来华一次，人员不能超过百人，船只不能超过三艘，而且再三声明：今后要严格限制朝贡活动。

怎样应对不断扩大的海外市场，是沿用老办法还是采取新举措，是态度强硬一些还是和缓一些，朝廷内部很自然地分成了对立的两派：严禁派和弛禁派。主张沿用老办法的态度强硬的一方，就是严禁派，他们占了争论的上风，认为漫长的沿海地区这几年已经海商辐辏，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这时就应该采取停罢市舶司、武力镇压的严厉手段。

主张缓和的弛禁派却完全相反，他们认为洪武皇帝设立市舶司，就是要使各国的产品进行流通，以对方所有换来自己所无，通过商业交流挣来的钱，还可以用来加强海防军备。弛禁派还认为，一百多年来，市舶司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并不说它没有问题，关键是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问题。市舶司中出现“争贡”事件，并不是中外商品流通惹出来的祸，问题出在中国的人事管理上。自从由太监来主持市舶司，贪污舞弊就增多了，这样市舶司的形象就打了折扣，在外国人面前砸了牌子。而且，完全是由于太监赖恩的参与搅局，才导致了嘉靖二年的“争贡”事件。这笔账不能算给市舶司，而是太监滥用职权造成的。因此，取消市舶司是完全错误的，应该取消的是太监掌管市舶司。

如果取缔了市舶司，只能导致官方贸易无法开展。“海禁”实际上禁止不了民间贸易的蓬勃发展，那么海上商业交流所得的好处将全都归入民间，政府一分钱的好处也拿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急红了眼，下令严格海禁，必将是官与民俱困，老百姓吃不饱饭就会铤而走险，将来海上就永无宁日了。

现在看来，严禁派和弛禁派的争论，实际上有着很明显的传承特点，这种对立的观点，从明朝之初一直传到嘉靖时期。凡是现在仍主张日本海盗构成了“倭寇”的主体的观点，都是从严禁派那里发展过来的；凡是主张给历史翻案，认为倭寇是由国内限制民间贸易引发的，属于弛禁派的传统主张。

既然严禁派占了争论的上风，明朝政府还是希望用祖制限制住中日关系，但是它不曾料到，这个时候的国际环境和一百多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近代欧洲的介入，使东亚迎来了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市场连成一片，因此海上贸易需求也急遽扩大，不要说日本人总想突破限制，拖延在华时间，就是中国的私人贸易也有增无减，更不用说飘忽不定的葡萄牙人了。

从嘉靖二年（1523）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严禁派和弛禁派一直在庙堂上争论不休，还没有动手来真的，去干涉海上私商的现实利益，等到朝廷任命朱纨为浙江巡抚兼福建军务提督，才打破了下层的平衡。海禁政策终于从理论变成了现实。朱纨尚方宝剑在手，但他先砍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葡萄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