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葡萄牙交锋后的态度变化

从葡萄牙开始和中国接触，一直到最后留居在澳门，双方共发生了四次军事冲突。除了在广东的屯门之战和西草湾之战，还有就是二十多年后发生在浙江的双屿之战和福建的走马溪之战。从总体上来说，屯门之战和西草湾之战，对明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双屿之战和走马溪之战，则彻底改变了葡萄牙的对华政策。

葡萄牙虽然在屯门之战碰了一鼻子灰，但它要进入中国的决心始终没有改变，只不过从广东北漂到了福建和浙江，继续自己的冒险尝试。而闽浙一带生意更好做，这是由于那里的民间走私势力很庞大，吏治更腐败。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葡萄牙从对华贸易中发了财，用不着对中国使枪弄棒，因此，中国与葡萄牙殖民者之间再次爆发冲突，就向后推迟了20多年。对中国来说，明朝政府在屯门之战中艰难获胜，却没有弄明白葡萄牙殖民者来华的真正动机，也没能看出他们和从前的海盗、走私者之间有什么差别，而是将他们和外国海盗画上了等号。只是这些“海盗”的武器装备相当精良，所以重点是加强沿海的军备，并且改变了海防政策。

其实明朝取替元朝以来，一直执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禁止民间海上贸易活动，将所有的海上贸易一律纳入政府掌控之中，也就是官方的朝贡贸易体制。管理官方海上贸易往来的机构是市舶提举司。外国船只必须持有明朝颁发的往来许可证（又称“堪合”），然后到类似于海关的市舶司报到，这样双方的贸易交往才算合法。

这种允许国际交往的“堪合”凭证，开始于洪武十六年（1383）明朝对暹罗国，后来推广到其他国家。市舶司只在广州、泉州、宁波三个地方设点，分别接待来自四方八面的海外国家。例如宁波只接待日本的朝贡代表团。

朝廷一方面推动官方堪合贸易，但地方政府对大规模的中外走私贸易却没有严打。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固然是地方官员得了好处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对浙江、福建等地的沿海居民来说，他们也敢于逆流而上，从政府的禁令中硬闯出一条道。因为对沿海居民来说，当地山多地少，只有面向大海谋生。而对浙江、福建的势家富户来说，海洋则意味着更多的商机和财富。

对朝廷来说，嘉靖二年（1523），也就是西草湾之战的同年，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事件，促使政府下决心严格执行海禁。这件事就是发生在浙江宁波的日本遣明船“争贡”事件。

嘉靖二年“争贡”事件的前因后果会在下一章详细讲述，因为它也是引发嘉靖年间倭寇潮的一个重要起因，在本章中只是简单提一下。它是在日本人之间、日本贡使和中国人之间，由于在向中国朝贡问题上引起争端，所以在宁波大打出手，爆发了激烈的正面冲突。

日本人在中国相互仇杀，抢劫中国的武器库，烧毁了市舶司，并且大掠宁波，洗劫百姓，甚至和前来弹压的明朝官军交战。这一影响极坏的事件，给明朝内部主张海禁的一派官僚找到了口实。

在本章中提到海禁，必然牵扯到葡萄牙人。从广东的屯门、西草湾到宁波，从葡萄牙到日本，这几起冲突事件叠加起来，引起了朝廷的高度警觉。原本朝廷就不屑于和外夷往来，现在有人接二连三地在沿海滋事，索性下决心终止对日本的勘合贸易，连民间的走私贸易也一并被严禁。由此引发了嘉靖年间的倭寇问题，这样也将葡萄牙裹入其中。

嘉靖二年明朝取消市舶司，此时已经出现了两个新特点：一是东南沿海经济，无论是在商品的生产环节还是流通环节，都有了明显发展，二是以葡萄牙殖民者为代表的欧洲文明，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在中国人面前。(www.daowen.com)

朝廷要厉行海禁政策，并不得人心，社会各阶层出于不同的目的都反对。一些地方官员因自身利益受损，而与中央政策消极对抗；当地的势家富户和沿海穷苦百姓出于对财富的渴望和生存需求，必须要突破海禁政策，否则不但发不了财，甚至连活命的本钱都没有。

后来朝廷给浙江派去了个巡抚兼福建军务提督，叫朱纨。他积极主张海禁，要求严厉惩处逾轨者，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所谓“外国盗”，从前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是倭寇，是日本人，很少讨论崛起后的葡萄牙殖民者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实际上葡萄牙人在诱发海禁和倭患方面，一再起到关键作用，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整个嘉靖朝，一直都深陷在海上封锁和对倭寇的交战之中。但在长达几十年的对倭作战中，也不能说葡萄牙殖民者如何积极主动介入，或者大量介入。它只是在几次关键之战中起到了作用。前者有屯门之战、西草湾之战，刺激了明朝政府高度敏感的神经；后者有双屿之战、走马溪之战，这是朱纨首度指挥作战，取得了辉煌的战果，算是拉开了对倭寇作战的序幕。

这两次作战有一个特点，对明朝政府来说，都属于一系列反击倭寇的战役，目的是要严格厉行海禁，对手是“番”还是“倭”，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而对葡萄牙来说，这个差别可真是太大了，之后再也不提对明朝作战，无论是主动作战还是被动应战。所谓崛起的大国，为了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开始匍匐在中国皇权的脚下。

葡萄牙经过屯门之战的失败，无法立足广东，才来到福建、浙江沿海，开始和日本、中国沿海的走私商人相联手，共同对抗嘉靖时期的海禁政策。经过十多年的磨炼，此时在浙江的葡萄牙人和在屯门之战中的葡萄牙人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因为葡萄牙大帆船在东亚地区获利丰厚，一个近代早期太平洋贸易网正在形成。

对葡萄牙殖民者来说，他们在对华贸易中，开始经历着越来越大的利润和风险。一方面要对付明朝的海禁和武力镇压，另一方面还要对付挥之不去的海盗。没有武装的走私贸易，对任何一方来说，都要冒很大的风险，这就使得拥有较好武装的葡萄牙商船乘机而入，它能击溃海盗，占据外围广大海域进行自由贸易。

但是对于中国大陆，葡萄牙殖民者的武装船只一时还无法发挥军事作用，这就不得不一方面加强走私，另一方面力图行贿，收买东南沿海的明朝官吏。行贿成为葡萄牙人进出大陆，私贩于闽浙、日本、东南亚以及欧洲和美洲殖民地的有效手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连接亚洲、欧洲和美洲的远东贸易网。

十六世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海上贸易，较以前相比，多了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的时代背景，经济利益既为葡萄牙殖民者所追求，也为中国沿海的边民所需要，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不能从根本上战胜新兴的殖民贸易。

对明朝政府来说，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迎接这场经济上的大变革，总想从根本上杜绝这场经济大潮。嘉靖年间的海禁，兼有防内和防外的双重性质。对内部来说，希望通过海禁政策，严禁边民私自下海和移民，严禁武装走私扰乱国内秩序；对外部来说，海禁政策可以抵制葡萄牙殖民者和日本海盗对大陆的劫掠。

面对汹涌而来的葡萄牙商人、冒险家和日本武士，以及破茧而出的东南沿海海上武装走私集团，明朝政府采取了严禁和打压的政策。从前一直有海禁政策，之所以没有严格执行，光打雷不下雨，关键的问题还是人，缺少一个铁面包公的执法者。等到朱纨走马上任，风气立刻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