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战：屯门之战和西草湾之战

对明朝来说，执行的外交政策就是朝贡制度，允许没有外交文书的佛郎机国特使进京，已经是莫大的恩宠和宽容。但对方以德报怨，不但侵占番属国满剌加，还在广东沿海施行暴力，抢劫杀人，抗拒王化。是可忍孰不可忍，像这样的外化蛮夷，只能以武力驱逐。

对葡萄牙来说，它万里踏波来到东方，为的就是打开中国市场，获得宝贵的贸易机会，要让它轻易放弃这一新兴的前途无量的市场，也是绝对办不到的。

双方都认为自己有理，双方都选择了坚持，决不妥协。葡萄牙为了打破朝贡体制和海禁政策，要求实行自由贸易；明朝为了靖海安民，驱逐殖民者侵略，一场军事上的角逐和对抗不可避免。

早期的殖民主义大国在崛起之时，那些开路先锋们兼具海盗和商人的双重身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职业上的划分很难确定。葡萄牙人暴戾傲慢的行为和他们所进行的抢劫屠杀，很自然地就使东南沿海的中国边民，把他们和“倭寇”等同为一路货色，被称为“番鬼”，而且这些“番鬼”的容貌比倭寇更加丑陋，他们打人杀人吃人肉。

中国人面对葡萄牙的殖民海盗行为，需要的只是一场保家卫国的胜利。对中国来说，它不需要了解这些“番鬼”来自何方，也不在意他们现在的身份，还有将来可能起到的历史作用。胜利之后的中国，只需将一顶“番鬼”的帽子扔给对方，最好从此不再往来。就像战胜过“倭寇”一样，中国从来不需要了解，也不屑于了解东瀛的蕞尔小国。

正是由于双方不了解，彼此陌生，这次战事的爆发就有了很多偶然性。1521年是明武宗去世、明世宗即位之年，按照朝廷的旨意和惯例，国葬期间，要求一切外夷迅速离境。这对广东的地方官员来说，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政治任务，如果拒不执行，不但要丢掉乌纱帽，甚至连性命都难保。因此，广东的地方官员丝毫不敢怠慢，迅速下达了葡人退出屯门岛的命令。

如果此时葡萄牙人能及时离开，中葡之间的军事冲突可以推迟，当然这只是改变了时间和地点。但此时，如海盗一般野蛮的西蒙·安德拉德并不惧怕对华一战，他关注的是悬而未决的贸易纠纷。最近这段时间，葡萄牙人的生意很不顺畅，要卖的东西还没卖完，要收购的货物也没到手。他们来华的目的就是要发大财，因此绝不能在蚀本的生意面前打退堂鼓。葡萄牙人这一次又态度傲慢起来，他们拒绝了明朝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的希望。

正德十六年（1521），面对葡萄牙殖民者的傲慢和挑衅，明廷下决心用武力驱逐，严格执行海禁政策，以后不得入境。这时广东的最高军事长官是张，在前线，具体指挥战斗的是汪。汪，字宣之，正德九年（1514）担任广东提刑按察司副使，奉令巡视海道，他在按察使的任上，直接指挥了屯门之战。

明朝中叶的两广地区，少数民族联合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散布在沿海的所谓“海盗”活动，威胁着明朝统治的稳定。但由于吏治腐败，军备废弛，明军怯于力战，而戕民纵敌的事件却屡有发生。汪这样的清官也不例外。他还因为隐匿军情不报的原因，受到了处分。现在让他率兵驱逐葡萄牙殖民者，对手只有区区几艘兵船，或许是重新建功立业的好机会。

汪从出师到凯旋历时一年多，这个仗是怎样一个经过，汪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战术取得了胜利，却一直是一个谜。至少现有的史料只会导致混乱的误解。

中葡屯门之战，和后来的中俄雅克萨之战、中英虎门之战等不一样，没有足够的史料可以说清楚。因为它对双方来说，都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时间太早，可信的资料少之又少，而且记载得很混乱。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次武装冲突的规模不大，对葡萄牙来说，也只有几百人，双方的亲历者有限。到了后来，写这段历史的人，要么偏信一种说法，要么随意堆砌史料，没有进行细致分析，因此叙述不清，犯了想当然的错误。

现在，我们把各种说法都拿出来，比较一下就会发现，真实再现这次军事冲突，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现在根据中国与外国的相关记载，汪在屯门之战中获得胜利，可以概括为四种说法。

第一种为“凿沉说”。

支持这种说法的中方史料最多。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将冲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官军力战不能退敌，第二阶段，派人潜水凿沉敌船，打败了佛郎机。“海道副使汪帅兵至，犹据险逆战，商人凿舟用策，乃悉擒之，余皆遁去。”

佛郎机鸟铳

佛郎机铳

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全文转录了明代郭棐纂修的《万历广东通志》的说法：“海道副使汪帅兵往逐，其舶人辄鼓众逆战，数发铳击败我军。寻有献计者，请乘其骄，募善水人潜凿其底，遂沉溺，有奋出悉擒斩之，余皆遁去。”

清代鲁曾煜纂修的《广东通志》记载：“檄海道副使汪帅兵往逐，其舶人辄鼓众逆战，数发铳击败官军。寻有献计者，请乘其骄，募善水人潜凿其舟底，遂沉溺，有奋出者悉擒斩之，余皆遁去，遗其铳械。”

这种说法指出了在交战初期，汪遇到了败仗；在冲突后期，他及时改变了战术，派人潜水凿沉敌船，然后力战退敌。更重要的是，提到官军缴获葡萄牙新式武器——佛郎机铳的方式，就是由敌方遗弃所得。

第二种为“火攻说”。

清代陈伯陶所纂的《东莞县志》写道：“屯门澳口与南头切近，佛郎机夷人谋据南头，众思弃庐墓避之。事闻，召募海舟，指授方略，亲临敌所。藩舶大而难动，欲举必赖风帆。时南风急甚，命刷贼敝舟，多载枯柴燥荻，灌以脂膏，因风纵火。火及敌舟，通被焚溺。众鼓噪而登，遂大胜之，无孑遗。是役也，于正德辛巳出师，嘉靖壬午凯还。”

相对而言，这种说法肯定了冲突发生的时间、地点，但没有将冲突分为两个阶段。汪一开始就指挥若定，看出了对手的破绽，巧妙利用当时的自然条件，取胜的关键，是在准确判断敌情后采取火攻，丝毫没有提到“凿沉说”。

清代王崇熙所纂的《新安县志·艺文志》中，用文学的笔法，绘声绘色地发展了“火攻说”：

夫皇天眷德，随以玺书，专管海道。还多倭寇，且通诸番。濒海之患莫东莞为最，海之关隘，实在屯门澳口，而南头则切近之。……近于正德改元，忽有不隶贡数号为佛郎机者，与诸狡猾杂屯门葵涌等处海澳，设立营寨，大造火铳为攻战具，占据海岛，杀人抢船，势甚猖獗，虎视海隅，志在吞并，图行立石管辖。诸番脍炙生人以充常食，民甚苦之，众口嗷嗷，俱欲避地以图存活，弃其坟茔室庐，又极凄婉。事闻于公，赫然震怒，命将出师，亲临敌所，冒犯矢石，劬劳万状。至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召募海舟，指授方略，皆有成算。诸番舶大而难动，欲举必赖风帆。时南风急甚，公命刷贼敝舟，多载枯柴燥荻，灌以脂膏，因风纵火。舶及火舟，通被焚溺。命众鼓噪而登，遂大胜之，无孑遗。是役也，于正德辛巳出师，至嘉靖壬午凯还。

实际上，两者都是取材于《（陈文辅）都宪汪公遗爱祠记》，所述过程基本相同，但文笔有较大的差别，后者更善于发挥和想象。

第三种为“火铳说”。

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肯定了“凿沉说”的同时，又附加了一种“火铳说”。该说最大的特点在于佛郎机铳取得的方式，否定了是在战后缴获，肯定了是在战役之前，通过传奇般的手段获得，使交战过程更加扑朔迷离。

它前文坚持“凿沉说”，指出：“海道宪师汪率兵至，犹据险逆战，以铳击败我军，或献计使善泅者凿沉其舟，乃悉擒之；”随即又介绍葡萄牙的快船利器，和中国人是如何得到佛郎机铳与蜈蚣船：

有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机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国，备知造船及铸制火铳之法。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卖酒米为由，潜与杨三等通话，谕令向化，重加赏赉，彼遂乐从。约定其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岸，研审是实，遂令如式制造，举兵驱逐，亦用此铳取捷，夺获伊铳大小三十余管。

因《殊域周咨录》在史料中的影响很大，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有些人一直认为中国人获得佛郎机铳，就是由何儒偷出来的。

第四种为“天气说”。

与中国史料的多种说法相比，国外史学家的认识相对简单而且一致，即恶劣的天气帮助了西蒙·安德拉德脱逃。

英国的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中说：“最后，他遭到了一支中国舰队的包围和攻击，只是由于一阵暴风雨把船只驱散，才使他得以逃生并回到马六甲。明朝皇帝命令葡萄牙恢复先前统治马六甲的王朝，双方关系完全断绝。”

瑞典的龙思泰也认为是天气的原因。他在《早期澳门史》中说：“一队中国士兵围攻这座堡垒。如果不是一次对他极为有利的风暴非常及时地刮起，西芒将会死于饥饿。他利用这个时机，带着三艘船逃跑了（1521）。”

概括以上各种说法就会发现，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又不全面，有经不起推敲的地方。可以肯定的是，汪在屯门之战中，率领明军击溃葡萄牙殖民者，是经过多个回合反复斗争得来的，绝不会是经过一两次战斗就迅速取得的大捷。

先分析上述几种说法的不合理因素。(www.daowen.com)

第一种“凿沉说”是令人很难接受的。

先看葡军。因为它兵力有限，所以只能依靠火器的优势，采取防御战术，而防御的重点就是他们的舰船。这样就引起了一系列疑问：

汪派人潜水进行凿船，潜水的过程要花多长时间？

要凿多大的洞孔，船只才能沉掉？

葡萄牙的船经历过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能轻易被凿个大窟窿么？

葡军对漏水的船只，为什么没有采取补救措施？

葡军为何没有对潜水者采取军事行动？难道明朝的这些潜水者，勇敢得就像《水浒传》中的浪里白条张顺和阮氏三雄？

还有，当时葡军在陆地上和船上都有军队，为何将舰船凿了几个窟窿，便造成了溃败？

从当时葡方的军事部署来看，他们在陆地建立了栅栏和堡垒，希望能阻挡明军的进攻，绝不会放弃陆地，龟缩在兵船上。葡萄牙的船队到底是被擒了，还是逃跑了？所有这些疑问，都很难靠“凿沉说”来解释。

第二种“火攻说”也是难以令人信服。

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葡方都是多桅快船，而且可以划行，速度超过明朝的舢板。按照其说，当时风很大，火攻只能焚毁个别船只，不可能像《三国演义》的赤壁之战那样，将所有船只连成一体完全烧毁。

第二，如果葡方船只被焚毁，如何不逃窜，反而明军能接舷，鼓噪登上焚烧的战船？难道明军不怕火烧，只有葡军怕火烧？

第三，文中描写也不尽合理，文章说汪听到葡方的暴行后，如何震怒，如何率师而出，都是文学化的描写。其实，派兵打仗完全是一个政府行为，调动兵力和前方将领没有直接关系。这种偏向故事性的描述，恰恰降低了事件过程的可信度。

第三种“火铳说”的漏洞。

按照严从简的说法，白沙巡检何儒获得武器的方法过于神秘和离奇，在史料上也是孤证。

何儒这件事，又是乔装打扮，又是夜渡小舟，在双方交战防备严密的前线自由穿行，如果拍成现代电影中的卧底题材，倒是可以引人注目。

仿造佛郎机铳是轻松简单的过程么？这牵扯到冶炼、铸造、火药配制等许多欧洲最新的军事技术，中国的船民看两眼就能学会？如果真是这样，明军在战斗中所用的佛郎机铳，也应该是自己模仿的，难道明朝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掌握了制造佛郎机铳的各种技术么？而且还能熟练地应用到战斗中？并且一用就达到了理想效果。如此神速就能“师夷长技以制夷”，不是显得很夸张么？

所以综合各种材料来看，相对合理的解释，应该以西方材料中所说的“天气说”为主。在较长时间的对峙中，葡萄牙船队被包围起来，经不起人员和物资上的损耗，也无法打破明军的铁桶阵，所以必须寻找适当的机会突围，所谓适当的机会就是利用恶劣的天气，趁着明军防御松懈，率领残部，在明军的围追打击下逃脱。

还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汪在初战中吃了亏。根本原因是他不知道西洋火器的威力，而是按照从前消灭普通海匪的方式，用人海战术，从水陆多个方向进行战略包围，企图一举全歼驻扎在屯门岛和停留在大帆船上的葡萄牙殖民者。但葡萄牙人凭借优势武器，水陆呈掎角之势相互支援，使明军在屯门交战的第一阶段无法获胜，铩羽而归。

这个时候的欧洲在数学尤其是几何学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应用到实战之中，能够推算出火器射击所留下的死角。因此他们在配置武器的时候，尽量将射击死角留到最小。这种将科技应用到军事上的能力和眼光，明军还不具备。

明军武备落后、战法劣势，但也有自己的优势，就是地利与人和。明军在首战失利后，作战方式由围攻改为围困。汪判断在短期内无法取胜，于是在人数占优的情况下，改速决战为相持中消耗对手，等待合适的战机，能打歼灭战就打歼灭战，不能打歼灭战就打驱逐战。因此，中葡屯门之战，虽然参战的人数不多，战斗也不激烈，但持续的时间却长达一年多。

最后再说一下那位被驱逐到广东的特使皮雷斯。按照明廷的旨令，一开始他只是被驱逐出境，并无生命之虞。但等他到达广州的时候，中葡屯门之战已经开始。广东当局扣留了他作为战俘或者说人质，要求他给船队下命令，立刻离开中国。但实际上，皮雷斯和安德拉德的船队之间并没有隶属关系，他指挥不动脾气暴躁的西蒙·安德拉德，即便下了所谓的命令，也是一纸空文，无人理会。于是，他被投入监狱，待遇逐渐恶劣，甚至还被戴上了刑具，等到安德拉德的船队战败逃走后，皮雷斯更是失去了仅有的人质价值，在受尽磨难之后毙命狱中。

屯门之战当然算不上赫赫有名的战争或战役，按照规模来说，只能算是旷日持久的战斗和武装冲突。但它在中国古代战史上仍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是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崛起后，与中国发生的第一次武装冲突。这一仗虽然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还是对明朝起到了不小的警示作用。

首先，屯门之战使明朝开始认识到蜈蚣船和佛郎机铳等西洋军械的威力，因此在引进推广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

汪作为前线的总指挥，非常清楚佛郎机铳的杀伤力，认为这是导致屯门之战一波三折的最主要原因。他说：“适有强番佛郎机驾船在海为患。其船用夹板，长十丈阔三丈，两旁驾橹四十余支，周围置铳三十余管。船低尖而面平，不畏风浪。人立之处，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撑驾，橹多而人众，虽无风可以疾走。各铳举发落如雨，所向无敌，号曰蜈蚣船。”海战中，葡萄牙将佛郎机铳放在蜈蚣船里，在“海船舷下，每边置四五个，于船舱内暗放之，他船相近，经其一弹则船板打碎，水进船漏。以此横行海上，他国无敌。”

葡萄牙就是凭借这样一套作战武器，很大程度上震慑住了已经落伍的明朝水师。因此，汪特别强调军队一定要引进和仿造佛郎机铳。他向嘉靖皇帝上书，力主边关的军事防御要大量使用西洋火器，并仔细介绍了佛郎机铳的优点，以及如何装备在边防。汪的建议得到嘉靖皇帝的批准。

很多史料认为，明朝引入佛郎机铳的不是汪，而是白沙巡检何儒的功劳。来源就是《殊域周咨录》中所说的那条史料，后来这条史料又被用入《明史稿》、《明史》等重要文献之中。前面已经说过这条史料也有不可信的地方。既然汪在屯门之战中打败了葡萄牙殖民者，又是这一战得到了佛郎机铳，而且通过战斗认识到它的巨大军事价值，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汪，是战争实践教育了他。汪作为一个地方军事长官，因大力推广佛郎机铳得到上司的好评，最后他升了官，当上了南京兵部尚书，到了这时他仍向朝廷建议将佛郎机铳布置在北方边境，用来对付游牧民族。

其次，屯门之战的胜利为随后的西草湾之战积累了经验。

嘉靖二年（1523），在东莞的屯门之战结束不久，又在新会爆发了西草湾之战。这一仗明军赢得比较顺利。随后在一系列正史中，不但写明了战斗经过，而且还有详细的战果，与西方的记载非常近似，因此显得十分可信，不像屯门之战留下层层谜团。

进犯新会西草湾的是葡萄牙首领麦罗·哥丁霍，中国人称其为别都卢，隶属于葡萄牙驻印度总督。他率领一支武装船队，原本是打算援助被困在屯门的同伙。他的船队有五艘大船，人员过千，有很强的战斗力。在进犯中国前，哥丁霍已经横扫了从印度到南中国海地区的许多地方。

在他到达马六甲的时候，获悉屯门的船队与中国关系恶化，但他打算冒险前往解救同胞。哥丁霍的性格不像西蒙那样暴躁鲁莽，他打起仗来勇敢谨慎；而且主张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要先礼后兵，因为葡萄牙来中国是为了做生意，为了解救同胞，不是为了打仗。

当哥丁霍到达珠江口的时候，西蒙·安德拉德已经率领残部趁乱逃脱，他自己却陷入明朝水师的追击之中。屯门之战后，广东地方长官已经下令严禁中葡之间进行接触，一旦相遇，比如说发现悬挂佛郎机旗帜的船只，就将其击毁。因为明朝水师求战坚定，并且积累了一定的作战经验，同时由于哥丁霍在是否开战上犹豫不决，错失良机，所以西草湾之战一开始，明军就占据了上风，经过反复冲击和较量，葡萄牙冒险家不得不接受失败的事实。虽然明军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可贵的是明军不但击败了对手，还俘获了船队司令哥丁霍。上报朝廷后，哥丁霍被枭首示众，以儆效尤。

两次失败沉重打击了葡萄牙殖民者，直到嘉靖二十年（1541），在中国文献里都见不到葡萄牙人在广东沿海的冒险经历。

难道经历过战斗的失败，葡萄牙殖民者就这样心甘情愿地放弃么？它挺进中国的计划也因此销声匿迹么？这当然不是，而是从此转移到海禁较为宽松的福建、浙江继续走私。葡萄牙殖民者也开始不再用武器开道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开始用金钱开道的商人方式。

从1521年的屯门之战，一直到1557年葡萄牙占据澳门取得居住点，葡萄牙的船只始终游弋在中国沿海，伴随着嘉靖年间越来越严重的所谓“倭患”，早期葡萄牙与中国的关系，从广东阶段进入到闽浙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