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明朝对葡萄牙的态度

1517年，船队司令安德拉德与皮雷斯分开后，驻扎在东莞屯门。按照葡萄牙的历史陈述，他和当地的官绅、商民建立了良好的交往关系。这种和谐的局面来之不易，但很快就被新来的葡萄牙人破坏了。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安德拉德的兄弟西蒙·安德拉德。

西蒙·安德拉德是在一年之后，来华接替其兄工作。虽然两人是同胞兄弟，但性格、品行和处事方法却截然不同，哥哥还有一些官方的做派，知道温文尔雅，和气生财，弟弟西蒙却带有早期殖民者中典型的海盗作风。中国古代是礼仪之邦，泱泱大国，西蒙的斑斑劣迹，不但对皮雷斯使团的崩溃起了加速作用，而且还恶化了葡萄牙和广东官员的关系，导致了这场本来可以暂时避免的军事冲突。

西蒙的劣行，具体概况为三点：第一，他有明显的种族歧视，对中国人或者说有色人种，怀着强烈的偏见；第二，他俨然一海盗头子，性格暴躁，专断蛮横，曾经杀死过手下的兵士和水手，甚至殴打前来收税的中国官员；第三，他未经允许，自行在中国境内修筑了一座堡垒，开始行使司法管辖权。这些行径，原本是西葡等国崛起之后，在非洲、美洲殖民地的常见行径，但是庞大的中华帝国绝不是弱小殖民地，越是野蛮暴行，就越遭到中国军民的强烈对抗。

明王朝对葡萄牙的所作所为，也作出强烈反应。不过，官方和民间的视角不同，所以采取的手段也不同。在明朝看来，葡萄牙在屯门的船队主要有三个问题，引发了中葡之间的对抗，最后导致明军与葡萄牙兵戎相见，也导致了皮雷斯在广州遭入狱之灾。

第一是外交事件，即葡萄牙将满剌加据为殖民地。明朝和满剌加的关系，在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就确立为朝贡与册封的关系。无论是按照朝贡体制的惯例，还是明朝与佛郎机的历史交往，明朝都有义务对满剌加实施保护。在明成祖时，满剌加曾遭到近邻暹罗的入侵，是郑和奉明成祖的敕谕，对暹罗的侵略进行了申饬，由于有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为后盾，暹罗很快退兵，赔礼道歉。明朝的确对满剌加起到了保护国作用。

对于葡萄牙侵占满剌加，明廷有所耳闻。现在，葡萄牙的正使皮雷斯使团正在中国活动，满剌加的求援使者也赶到了中国，奉国王之命对葡萄牙提出抗议，希望明朝帮助复国。双方对质，请中国做主。但此时正好明武宗晏驾，处于政治敏感时期，朝廷按照凶礼的要求，清退了所有的朝贡使团，要求他们离境以了事端，所以对皮雷斯使团，没有采取武力措施，只是要求他们迅速离境。至于满剌加提出的复国要求，此时的明朝早已不是永乐时代，对海外扩张完全没有兴趣，仅用不痛不痒的话语进行安慰，以敕令佛郎机退让、要求暹罗相助友邻来敷衍了事。

第二是西蒙船队盘踞在东莞屯门，进行武装走私一事。由于这伙人和海盗没有什么差别，来自广东的抗议之声此起彼伏。有两个来自顺德的御史邱道隆、何鳌分别上疏，要求朝廷出兵讨伐，将他们赶走。前者重点谈外交问题，后者重点谈军事威胁。(www.daowen.com)

御史邱道隆说：“满剌加乃敕封之国，而佛郎机敢并之，且啖我以利，邀求封贡，决不可许。宜却其使臣，明示顺逆，令还满剌加疆土，方许朝贡。倘执迷不悛，必檄告诸番，声罪致讨。”

御史何鳌的上书是：“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番独精。前岁驾大舶突入广东会城，炮声殷地。留驿者违制交通，入都者桀骜争长。今听其往来贸易，势必争斗杀伤，南方之祸殆无纪极。……致番舶不绝于海澨，蛮人杂遝于州城。禁防既疏，水道益熟，此佛郎机所以乘机突至也。乞悉驱在澳番舶及番人潜居者，禁私通，严守御，庶一方获安。”

仔细分析邱道隆和何鳌的上疏，不难看出，邱道隆更倾向于替满剌加说话，而且最后还对佛郎机的朝贡与册封留下了后路。而何鳌主要考虑广东当地的利益，对于佛郎机以后来华，要求禁私通、严守御。

第三是关于葡萄牙掠买男女之事，烹食小儿的传言。殖民者一贯有掳掠当地人贩卖为奴的劣迹，这毫无疑问是事实，面对西蒙的野蛮暴行，广东人民义愤填膺。但对于葡萄牙殖民者来自何方、为什么要抢人、贩奴到底是怎么回事，民间一直没有弄明白，于是开始流行各种传言，揭发葡萄牙殖民者的侵略行径。除了说佛郎机人乘坐的帆船可以风里来雨里去，如履平地，就是渲染他们手中的火铳，威力巨大，官军抵挡不住。

最典型的就是说他们抢掠儿童，目的是要吃他们的肉。西蒙·安德拉德等葡萄牙殖民者来到东亚，不改他们在非洲海岸的旧习，掠人贩卖为奴，这是不争的事实。这种记载不仅见于正史，还在古人的文集笔记中流传，成为中葡交往史中的猎奇景观。

上面提到的邱道隆上疏，可以说是与葡萄牙使者来华同时发生，他在奏疏中已经笼统地提到，葡萄牙殖民者“略买小儿，烹而食之”。而且《明史》也记载了葡萄牙人“剽劫行旅，至掠小儿为食”。明清时期的方志将这耸人听闻的事件扩大了一下，指出所谓葡萄牙人吃中国儿童，是沿海奸民助纣为虐，内外勾结使然。

《广东通志》中说：“数掠十岁以下小儿烹食之，率一口金钱百文，恶少缘以为市，广人咸惴惴。”这句话说明，早期葡萄牙殖民者来华后，勾结当地奸民掠人为奴的事情是可信的，但关于吃人的传言并没有消失，一直到清朝末期还有史学家信以为真。王之春在《清朝柔远记》中仍然坚持：“（正德）十三年，遣使臣甲必丹来贡方物，请封诏。给值遣还。其使久留不去，剽劫行旅，掠卖良民，食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