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中国面临挑战

十六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是地理大发现和开辟新航路的世纪，是全面改变世界的世纪，也是大国崛起的世纪。但在这个世纪，东方大国——明代中国却从平庸走向衰落，走向对海洋的闭关锁国。在世界的西端，要让大海掀起层层波澜，在世界的东端，自从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沿海从此波澜不惊。东西方之间的矛盾冲突，终于在1517年（明正德十二年）由葡萄牙挑起。

十六世纪，在大西洋沿岸崛起了两个近代西方大国——葡萄牙、西班牙。由于西班牙王国信奉哥伦布的选择，向西航行，所以主要是在中南美洲扩展殖民地。葡萄牙王国选择绕过非洲大陆向东发展，终于在十六世纪前期，越过印度洋到达太平洋，开始和中国发生外交、军事关系。

葡萄牙的航海事业由来已久，它的倡导者是恩里克王子，被称为“航海王子”，只比郑和下西洋晚了二三十年。当时，他率人在非洲的西海岸线进行探险活动，一直向南发展，越过了赤道。1488年（弘治元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发现了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有了这个转折点，欧洲殖民者就加速向印度洋扩张。

1510年（正德五年），葡萄牙利用印度各族居民的内部矛盾，仅凭船坚炮利和千余兵力，就占领了印度果阿，使之成为继续东进的大本营；次年又攻陷东西方贸易、交通的要津马六甲（明朝称之为满剌加），1517年（正德十二年）同中国开始了首次正式往来。

十六世纪初是明武宗朱厚照（1506—1521）在位时期。明自开国以来，在对外政策上效法前朝，建立了朝贡体制——要求海外诸国以进贡的方式，定期向中国示敬，而中国用价值数倍的回赐品对其封赏。这个规矩是明太祖朱元璋定下来的。到了明成祖时期，凭借郑和下西洋的强大威力，中国的朝贡外交发挥到了极致。凡是外国人到中国来，无论是从海上还是陆地，都必须按照朝贡国对宗主国的关系来往，否则将不予接待。“与中国接轨”是外国人唯一的选择。

从明成祖之后到十六世纪，朝贡外交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土木之变后，英宗北狩，明朝的权威受到前所未有的羞辱。对外关系已经不能仅仅依赖朝贡制度来和平地维系。明朝将来如何执行对外关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真刀真枪的挑战。

这种变化也是国际环境变化的结果。在这个时候，欧洲殖民者像不速之客突然闯入，他们需要中国的丝绸、瓷器和香料。这种变化同时受到国内经济迅速发展的推动，即随着生产的发展，明朝与周边国家经济往来日益密切，海上私营贸易蓬勃兴盛，中国沿海的商民、渔民也想把商品卖出去。他们和欧洲殖民者在贸易问题上互相需要、互相利用。这种趋势之前没有，对明代的海禁政策构成了一定挑战，对此，需要明朝政府有个确切的态度。

对明朝来说，最大的外患一直就是“北虏南倭”，分别从塞外漠北和东南沿海，挑衅着政府的权威。清剿还是羁縻，战争还是和平，始终是个头疼的问题。明朝政府对海上问题，一开始采取两手抓的办法：一方面加强海禁，对国内的沿海边民执行“片板不许入海”政策；另一方面对海外诸国来华，设立了专门机构——市舶提举司，在朝贡外交的前提下给予往来保证。但这个办法随着欧洲人的到来，越来越不灵了。

十六世纪的欧洲人来华，不但对中国产生了长期深远的影响，也使人类文明史经历着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地、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起来。”最后一句话不但适用于欧洲的发展现状，也适用于中国。

崛起的海上大国葡萄牙、西班牙在世界各地开辟殖民地，他们追求的目标并不仅仅是商品，而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所发起的挑战，要对封建社会的崩溃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中国和葡萄牙彼此不识，目标迥异，然而新的历史注定要在茫然和混沌之中开始，之后才能等到晨曦中升起的太阳。

大航海时代前，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还局限在《马可·波罗游记》的水平，《马可·波罗游记》中关于中国富庶的传说，刺激了葡萄牙人继续寻找中国的愿望。新的突破从达·伽马1498年远航印度开始，他在那里遇到了关于郑和的传说。欧洲人远航东方，主要关注向往已久的香料贸易，同时也给王室带回包括中国瓷器在内的奢侈品，激发了王室对中国的极大兴趣。

1508年（正德三年），当葡萄牙在印度获得稳固的殖民地后，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给远东殖民头子奥格·塞格拉写了封信，希望他探听一下中国的消息。信中列出一大堆问题，这些问题既表现了国王的对华兴趣，也反映了当时欧洲对中国的认识水平：(www.daowen.com)

你必须探明有关秦人的情况，他们来自何方？路途有多远？他们何时到马六甲或他们进行贸易的其他地方？带来些什么货物？他们的船每年来多少艘？他们的船只的形状和大小如何？他们是否在来的当年就回国？他们在马六甲或其他任何国家是否有代理商或商站？他们是富商吗？他们是懦弱的还是强悍的？他们有无武器或火炮？他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他们的身体是否高大？还有其他一切有关他们的情况。他们是基督教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大吗？国内是否不止一个国王？是否有不遵奉他们的法律和信仰的摩尔人或其他任何民族和他们一道居住？还有，倘若他们不是基督徒，那么他们信奉的是什么？崇拜的是什么？他们遵守的是什么样的风俗习惯？他们的国土扩展到什么地方？与哪些国家为邻？

曼努埃尔一世提出的问题，归根结底，反映出了两点要求：第一，是否能同中国顺利进行贸易往来，第二，中国能否被征服。这不仅是一个强国的目的，还是强国的心态。

1509年（正德四年），葡萄牙人首先在马六甲与中国的走私海商相遇，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深深烙在葡萄牙人的心头。他们在向国内的报告中，是这样介绍他们见到的中国人：啊，这些中国人就像德国人一样。他们除了贩卖丝绸和瓷器等贵重商品外，在礼仪上还文质彬彬。

有一点很奇怪，欧洲人最初见到中国人，居然多次被误认为白种人，而且是白种人中的德国人。当时泛海东南亚的船民几乎都是来自广东、福建，还有一些来自浙江等地。他们身材矮小，黑发黑眼，风吹日晒，并不白皙，被误会像德国人，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憧憬和遐想，往往是从信息缺乏的误会开始，之后才能回到理性的现实之中。在欧洲人心目中，同中国人交往，一定是带着美好的希望而来。中国人是那样的富有和睿智，这样，很快使中国成为欧洲人远航的首选目标。然而，不久他们就发现什么是中国的海禁政策，认识到参与走私贸易可能带来的风险。紧接着又得出一个结论：与中国进行贸易，不敢说是危险的，但至少是不方便的。

打破海禁，征服中国，葡萄牙殖民者进而产生了这样的愿望，但显然他们高估了自己的军事能力。葡萄牙人认为中国是美丽、富饶、受人尊敬的国家，如果由马六甲总督派遣军队征服中国，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困难。一是因为中国人非常瘦弱，轻易就能打败他们；二是葡萄牙的船队强大无比，所向披靡，在从非洲到印度的沿途，葡萄牙的战船还从来没有失败过，因此一些船长断言，马六甲总督只要用十条大船，就可以征服全部中国沿海。

由此可以分析出，站在中国大门前的葡萄牙人，包含了三重心态：

第一，中国的富有强烈吸引着葡萄牙商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垂涎欲滴的对象，中国是一个让任何商人都不能放弃的大市场。

第二，中国的海禁政策限制了葡萄牙人。培育一个理想市场，需要有固定的代理商和分销商，要有经营场所、储存仓库，甚至还要有融资机构等。仅仅是脱售商品而归，显然不能满足葡萄牙的扩张利益，何况在中国的海禁政策面前，连这一点都无法做到。

第三，中国的懦弱和怯战刺激了葡萄牙人。葡萄牙人从大西洋打到印度洋再到太平洋，一路上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如果能像之前歼灭非洲土著和印度人那样，给中国的沿海沉重一击，这样就可以在中国沿海盘踞一块地方，顺利开展殖民贸易。

垂涎的对象、海禁的现实、懦弱的猎物、征服的欲望交织在一切，撩动着葡萄牙人热血沸腾的心房。而中国这方却静如止水，它对葡萄牙一无所知，对葡萄牙的知识完全等于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