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和北京保卫战

土木之变发生在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十四日，随后几天是失败后的余声。九月底，也先与明朝交涉谈判，未达到目的，再次率大军长驱直入，进攻北京。明军在兵部尚书于谦的指挥下，英勇作战，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因此，于谦指挥的北京保卫战，是土木之变的必然结果和继续，构成了明朝与瓦剌作战一个完整的回合。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人，官至兵部尚书。他的祖父曾做过兵部主事，父亲虽然没有当过官，但于谦也算是出身于仕宦之家。历史上关于于谦有很多传说，后来孙高亮将于谦的故事编写成一部章回体小说《于少保萃忠全传》。这部小说和《说岳全传》等相比，流传并不甚广，但其中有一首七绝《石灰吟》却广为流传。后来有很多证据可以表明，这首诗并非是于谦所做，是模仿于谦观石灰窑所感，但这首诗的确真实反映了于谦对人生的态度：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石像

于谦少年时志向高远，勤奋好学，手不释卷。永乐十九年（1426），他在二十四岁的时候就考中进士，迈出了仕途重要的一步。之后的二十六年间，他为官清正，严于律己，又能不惧权贵，疏劾贪官，为沉冤者平反昭雪。

宣德元年（1426），他选授山西道监察御史，后来又巡按江西，给数百名含冤入狱的犯人雪除了冤情。宣德皇帝知道于谦堪当大任，越级提拔他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所到之处，察时事革弊政，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迎。于谦为官正直，上不给权贵行贿，从不接纳下级的贿赂。他入京议政，别人问他带了什么金银财宝或者土特产，他笑着说自己带了两袖清风。

正统年间，于谦因得罪了王振及其党羽，被诬下狱论死，成千上万的河南、山西吏民伏阙上书，恳留于谦，连周王、晋王也替他说话。最后冤案得到平反，获释后任大理寺少卿，正统十三年（1448）迁任兵部左侍郎，次年就碰上了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的噩耗传来，举朝震惊，北京城马上戒严备战。皇太后孙氏、皇后钱氏哭得死去活来，准备了大量的金银财宝，试图赎回英宗。“皇太后遣使赍重宝文绮，载以八骑，皇后钱氏尽括宫中物佐之，诣也先营请还车驾。”钱皇后担心丈夫日夜痛哭，不但哭瞎了一只眼，还因疲倦过度摔倒在地，断了一条腿。金钱和哀痛当然换不回明英宗。

当时，有人策划以劫营的方式夺回英宗。也先俘虏明英宗后，退至大同索要金帛。守城都督郭登打算劫营夺驾入城，还组织了七十多人的敢死队，结果因准备不周，造成对方警觉。第二天，也先就拥着英宗离开了大同。

国不可一日无君。皇太后获悉英宗被俘后，立刻召百官入集阙下，从此于谦脱颖而出，成为稳定北京局势的肱股之臣。他被提拔为兵部尚书，和一些重要大臣协助皇太后以及继位的明景帝，主要干了四件大事，稳定了人心：

第一，辅佐郕王，稳定君心。明英宗北征前，指定弟弟郕王朱祁钰协理朝政，英宗被俘后，皇太后命郕王监国，两天之后，又指定英宗的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再过数日，皇太后批准了百官的请求，命郕王即皇帝位，遥尊明英宗为太上皇。国家有了新皇帝，从此景帝对也先的任何勒索都置之不理，使也先以为奇货可居的宝物，顿时成为一张废牌。于谦此时被封为兵部尚书，他迅速着手土木之变后的政府机构重建，充实人员，提出一系列政治和军事上的改革措施。

第二，清除阉党，稳定臣心。王振把持朝政以来，贪赃枉法作威作福，而且他又是唆使明英宗北征的首恶，朝中大臣无不对他咬牙切齿。在郕王摄政的朝会上，出于对王振的激愤，局面失控，群臣当场殴毙了王振的党羽马顺、毛贵等人，并进一步引发了军士们的激愤情绪。郕王刚摄政不久，还未曾遇到过这样混乱的局面，想急于躲避风险，跑回内宫躲藏。于谦看到此景后，一把上前拉住郕王，力劝郕王宣布王振罪行，马顺当斩，众人无罪，并进一步查抄王振的余党。这一措施对平息众怒、稳定内部关系方面，产生了重要作用。

第三，坚守北京，稳定民心。当时北京的情况是羸马疲卒不满十万，人心恟恟。群臣聚于朝主要讨论战守之策，即是否放弃北京逃向南方。翰林侍讲徐有贞对形势丧失了信心，提出都城南迁。于谦义正词严地驳斥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于谦的意见得到许多大臣的拥护，郕王和皇太后也听从了坚守派的意见，因此才开始了军事上的积极备战。

第四，整军备战，稳定军心。土木之变后，明朝的精锐部队，尤其是镇守北京的京营损失大半，导致北京的防御极为空虚。于谦就任兵部尚书后，选拔了一批将领，如杨洪、郭登、石亨、罗亨信等，充实到关键岗位，着手重建新的军队。紧接着，他调集河南备操军、山东备倭军、江北运粮军等入卫京师，增加北京的防御力量。

九月底，也先以护送英宗回国为名，率瓦剌骑兵近五万人，兵分两路，进攻北京。一路上慑于英宗作为人质，守关和守城的明军未敢与瓦剌军交战，只是城门紧锁，用酒肉进行名义上慰问，让对方绕城而过。

十月初，瓦剌骑兵至紫荆关，这是蒙古军队进攻北京的咽喉要道，兵家必争之地。跟随明英宗被俘的太监喜宁，这时早已投降了也先。他将明朝的虚实全部透露给也先，起到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右副都御史孙祥派指挥刘深觐见英宗，未能获得任何缓解战争的迹象。

次日，瓦剌军开始进攻，明军在孙祥的率领下，凭借险要地势和坚固城堡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是喜宁引导也先由间道夹攻紫荆关，明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坚守紫荆关五天，最终失陷。都指挥韩清战死，孙祥督兵与敌人展开巷战，直到最后被杀。之后，也先在喜宁的引导下，挟持着英宗在易州、良乡、卢沟桥一带烧杀劫掠，最后将北京包围起来。

瓦剌部进犯北京，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于谦等主战派朝臣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北京的防御力量。

第一，任命将领，各司其职。兵部尚书于谦提督各路兵马，统一指挥全局。他起用王通为中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升鸿胪寺卿杨善为副都御史，协守京城。

第二，派兵遣将，加强戒备。针对也先护驾回京的名义，严令镇守各地将领，从长计议，或者固守，或者袭击，务必万全妥帖，做到有备无患。

第三，调兵遣将，入京勤王。驰书各地将领如宣府总兵杨洪、辽东副总兵焦礼等，命率精兵星夜入京。勤王之兵纷纷到来后，总数达到二十多万，稳定了局势。

当时战守不一，对于如何守城，争论得颇为激烈。主将石亨提出关闭北京所有城门，坚壁清野，暂时避开敌军进攻的锋芒。于谦认为，瓦剌军虽然来势凶猛，但是在总兵力上明军占优，如果向敌人示弱，则会使敌更加骄横，主张军队悉数调出城郭，列阵于九门之外，以当要冲。最后，明朝出榜安民，表示了固守的意愿，以安民心，同时关闭九门，要求所有明军将士必须要有顽强的决心，背水一战。

瓦剌军此时深入北京城下，也有几点不利情况：

首先，瓦剌军队多骑兵，长于野战，短于攻城，攻城一旦受挫，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其次，也先这次是举国入侵，重点是用英宗讹诈钱财，并无与明朝血战的志向，如果明军坚决抵抗，则瓦剌部肯定不愿陷入战争的泥潭，只能迅速撤回塞外。(www.daowen.com)

最后，瓦剌军孤军深入，旁无援军。所谓的援军可汗脱脱不花等，都和也先貌合神离，只是出于势弱不得不来，并无求战必胜的决心。

所以也先一开始就挟持英宗，要求朝廷派大员出迎。甚至点名要兵部尚书于谦、执掌五军大营的右都督石亨、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濙亲自出城迎接，并索要金帛以万万计。明朝断然拒绝了这种无礼的欺骗和讹诈，双方随即发生激战。

实际上在前一天，双方在彰义门（今广安门）已经展开了前哨战。都督高礼、毛福寿迎击瓦剌军，击退了敌三百余人的进攻，并擒获一人。两天后，也先将重点突破口放在城北的德胜门。由于宣府、辽东的援兵已经达到，瓦剌军并不敢轻举妄动，只是以小股部队尝试一下明军的战斗力。

于谦监督石亨在城外设置伏兵，并派少量骑兵佯败诱敌。瓦剌军上万人紧追不舍，被明军诱入到伏击圈内。明神机营伏兵跃起，火器齐发，随后人马反复冲击，大败瓦剌军于城下。也先的弟弟等均中炮身亡。

也先发现明军主力原来是在德胜门，便集中力量开始攻打西直门。都督孙镗出城应敌。谁知瓦剌军也如法炮制，将明军诱入伏击圈中开始围攻。孙镗作战失利，几乎无法支持，想退回城中进行休整。给事中程信监军西城，拒不打开城门，只是命令城上守军发神炮、火箭助战，轰击瓦剌军。防守彰义门的高礼、毛福寿和防守德胜门的石亨分别来援，瓦剌军看到形势不利，迅速退出了战场。

第二天，双方在彰义门外展开战斗。于谦命都督王敬、副总兵武兴、都指挥王勇前往彰义门杀敌，又命令佥都御史王竑前往高礼、毛福寿军营提督军务，如果碰到紧急状态，就飞报诸将互相支援，千万不能各自为战，贻误战机。

王敬、武兴率军在彰义门外与瓦剌展开恶斗，武兴将火铳排列在最前，弓弩手站在后面。明景帝也派了数百名宦官前往助战。战斗开始后，明军的火铳发挥神奇的威力，打退了瓦剌军的第一轮进攻，但站在最后的这几百名宦官，却想将功劳据为己有，策马前冲捞取战利品，不料想将明军的阵形冲得混乱不堪，自己反而陷入混乱，副总兵武兴阵前牺牲。瓦剌军乘势反扑，攀城而上，局势岌岌可危。

在此危难之际，北京居民纷纷跑上城墙投掷砖石，阻击了瓦剌军的进攻。佥都御史王竑率领的援军及时赶到，瓦剌军经过激战，力不能支，下令撤退。

瓦剌此次杀入中原进犯北京，目的就是报复明朝，掠夺物产，因此除了北京为首选打击目标外，还四处剽掠，焚烧明成祖、仁宗、宣宗的陵寝殿宇，并向南越过永定河上的卢沟桥，分散掠夺北京周围州县。

瓦剌所到之处，遭到民众的强烈抵抗。他们纷纷组织起来，严防死守，打击四处抢劫的瓦剌军。也先看到北京城防御准备充分，对攻城缺乏信心，一筹莫展，现在又低估了民众的反抗斗志，因此产生了动摇情绪。他担心长期屯兵北京城下，有被各路援军包围的危险。于是在进攻北京未果的第五天，也先分两路匆忙拔营撤军。一路挟持着明英宗，由良乡向紫荆关方向撤退，一路向居庸关方向撤退，次日退出关外。

也先的同盟军可汗脱脱不花，这次只是在关外虚张声势，看到也先进攻北京受挫后，自己也就跟着退兵。随后他遣使兀灵哈来朝献马，表示对明朝的友好态度。明景帝接待了使者，赐以衣服、酒馔、金帛，双方矛盾化解。就这样，北京保卫战以也先的战败撤退、以脱脱不花的朝贡而告终。

明朝与瓦剌在北京城下交战，没能给瓦剌军队以沉重打击，这是北京保卫战非常遗憾的地方。瓦剌的五万骑兵挟持明英宗而来，在与二十多万明军的对垒中，虽然人数处于劣势，但进能攻退能守，游刃有余，差不多可以说只是未能取胜，便从容全身而退，绝不能说是惨败，和明军遭受的土木之变不能同日而语。

对明朝来说，只是完成了一次战略防御任务，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在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没能在防御中打出攻势，给进犯之敌以歼灭性打击，夺回被俘的明英宗。之所以如此，从明军的高层指挥来说，过于谨慎保守，被瓦剌牵着鼻子走，各路大军只知道婴城而守，不能主动出击。从平时训练来说，缺乏机动性、灵活性，反应迟钝，不能互相配合与相互援助，紫荆关失守就是明显一例。

于谦墓

总之，明军在这种站桩式的对抗中获得了胜利，但毕竟没有实效，尤其是对比瓦剌军的快速机动能力而言，更显得军事素养低下。

至于瓦剌军的失利，主要原因是在战略层面，没有明确的目的。也先无非想利用挟持的明英宗，乘机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由于一开始就有讹诈的性质，因此兵力准备不足，在作战指导思想上也是孤军冒进。蒙古各部这时也没有形成真正的统一，一个分散的蒙古想对抗尚未衰败的中原，是不可能取得改朝换代的胜果。

景泰四年（1453），也先不顾条件尚未具备，贸然自立为蒙古大汗，试图实现更大的政治野心，但适得其反，次年便在突然爆发的内讧中被刺身亡。之后蒙古各部又四分五裂，瓦剌的军事实力遭到极大削弱，客观上缓解了明朝在北方的军事压力。

从土木之变的失败，到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对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明军在土木堡的惨败，充分暴露了明朝最高统治集团，在政治上的腐败和军事上的无能。军国大事任凭一个作威作福的宦官左右摆布，几十万人马如同游戏一般断送殆尽。

从军事上来看，由于战争准备不充分，没有进行任何军事动员，临时发放粮饷、衣物和武器，在两天之内就匆忙出发，将获胜的希望寄托在狐假虎威式的恐吓基础之上。进军中的冒险主义和撤退过程中的杂乱无章，既无一个可以参考和执行的军事计划，甚至连交战中的一般规程都茫然无知，最后的结果只能导致一溃千里。

历史学家在划分明朝盛衰阶段时，常以土木之变作为由盛至衰的转折点。这当然是比较接近实际的，但是北京保卫战胜利的重要意义同样不可低估。土木之变后，大明天子蒙尘北狩，五十万劲旅损失大半，但由汉族统治的大明王朝，这次却没有续写“永嘉之乱”、“靖康之耻”，以于谦为代表的主战派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景泰皇帝像

土木之变的结局，对明朝统治集团来说是非常突然的。在朝堂之上讨论“战”与“走”的问题上，徐有贞献南逃之策并不是没有市场，当时，最高统治者皇太后和刚继位的景泰皇帝都很恐慌。如果让南逃派的意见占了上风，大明王朝的历史就要完全改写。但是主战大臣的意见更坚决，还争取到一些有眼光有影响的太监来支持。他们采取积极措施，内修政务，外强军备，采取毫不示弱坚决回击的立场，终于挫败瓦剌军于北京城下，迫使也先主动求和，使明朝避免了重蹈北宋覆亡的历史悲剧。

从土木之变到北京保卫战这一败一胜，使明朝开始重新加强边境的防御力量，构建以北京为中心，以大同、宣府、居庸关等地为对外屏障的北方防御体系，有效地防御了北方之敌再次入侵。

北京保卫战之后，明廷终于意识到北方防御体系的重要性，坚持不断巩固边防，修筑龙门、独石、居庸关、紫荆关一带大小口隘，或塞或守，塞则坚积木石，守则锋戈利刃。这样，在北京西北一带的军事实力渐趋增强，形成了梯形的兵力部署，逐次有效地防御敌人进攻。远则大同、宣府有重镇，近则居庸关、紫荆关有险隘，至北京有整顿过的十万精兵的京大营，还有高耸的城垣、瞭望的墩台等防御设施，这种有层次、有纵深的防御部署又发挥了几十年的军事效能。

从明景帝至明武宗这数十年，明朝的统治出现了相对和平的环境，除了内部有几次规模不大的农民起义外，还有就是平定朱宸濠的叛乱，对外关系波澜不惊。但当明朝的历史进入十六世纪后，尤其是进入到明世宗嘉靖皇帝时期，外部势力频频叩关，试图强行打开明王朝的大门。这其中既有来自北方草原的俺答汗，也有来自南部海疆的西方殖民者和所谓的“嘉靖倭寇”，其中十六世纪东来的葡萄牙殖民者与明朝的军事冲突，就是发生在正德与嘉靖之交。中国的朝贡制度和对外战争，因此也翻开了新的一页。